对于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访华，中英双方都非常重视。英国代表团团长马戛尔尼有勋爵身份，经验丰富，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公使，代表团成员包括官员兵丁役夫多达700余人，乘坐5艘船，带着丰盛的礼物，远渡重洋，专程而来。清政府本来也非常高兴，乾隆早早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要好好接待，对其携带货物免税，供给的上等食物，如前文引述——多得吃不完而变质。
然而，双方立足点相差太大。乾隆自视为“天下共主”，认为他们远道而来只是为他个人贺寿，且要求马戛尔尼按藩国大臣觐见天朝大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关于这“跪”礼稍作考证，我们很容易看到：孔子时代虽然强调君臣、师生、父子关系尊卑，但都“坐而论道”，体现人格上的平等。跪下五体投地叩拜，只出现在祭祖先和天地，或是投降、认罪的时候。到宋朝，高腿坐具如凳子、椅子等取代矮腿坐具，帝王高高在上，大臣却只能站在下面。到元朝更糟，随着儒学发展到理学，尊卑关系进一步强化。蒙古本来没太多礼仪讲究，“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的耶律楚材，采用汉文化治中国人，说服皇帝的哥哥带头向皇弟行双膝跪拜之礼，进一步用压低别人的方式抬高帝王。从此，中国这“礼仪之邦”迅速盛行起双膝跪拜之礼，只要遇上比自己大的官都得双膝跪拜。所以到清朝你别幻想再有什么平等，在双膝跪拜的同时还得自贬为“奴才”。周边小国本来就俯首称臣，自然不在话下，国王也得跟本朝官吏一样双膝跪拜。现在，要求英国使者这等礼节，人家不愿。协商了多次，马戛尔尼以死相拒。为什么呢？马戛尔尼写道：
晨间，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劝余勉从中国礼节，不必再固执前议。余曰：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马戛尔尼只是以英国使臣身份向大清行平等之礼，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结果却不欢而散。对于马戛尔尼前来请求的通商等事项，没有任何答复。当时，法国神父安育德（现译“钱德明”）劝慰马戛尔尼说：
吾欧人之所谓钦使多有常驻的性质，俾两国发生交涉得以就近接洽。而华人对于它国之使臣仅视为一种点染太平之具，苟非国家有庆祝宴会之盛举，则使臣可以不必来，来则亦不许其久留，事毕，即促令回国。前此葡萄牙派来使臣，中国虽亦以至隆之礼节款待之，而居留中国之时期亦不过六礼拜。此因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世界大势。初非挟有恶意，即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中国则从来未闻有与它国订结条约之事。然谓中国人固执不化，将来永无与它国人缔约交通之一日，则又未必尽然。
这话在我们今天读来，也不能不觉得中肯，且对中国未来不失信心。但“乾隆”们为一点繁文缛节或面子，拒绝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平等友好交往，令人痛心。
不仅如此，马戛尔尼这次来访，我还关注另一个问题：在英国送给乾隆的大堆礼品当中，有一尊“轻便铜制野战炮”，“敢决言中国全境，必无此种轻快之炮”。对此，负责接待的金大人、樊大人和周大人却不屑一顾，没带到北戴河呈送乾隆。后来遇到次相福中堂，马戛尔尼还指望他能帮助将这种大炮介绍给乾隆：
因曰：大人为中国兵家，功业彪炳，敝使良深仰慕，此次敝使东来，部下带有卫队一班，颇精于欧州单板机式之火器操法，倘异日大人有暇，敝使拟请大人观操，藉聆雅教，弗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余聆此答语，心乃不胜大异，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以没什么稀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
没过几天，答案从另一位满族人大臣嘴里出来。他叫溥大藩，向马戛尔尼非常爱国地炫耀中华文明及八旗子弟的先进性：
（溥大藩说）诸亲贵多不习文艺，朝廷亦不以文艺责之，但明定章程，以武事为诸亲贵之唯一教育。所带军器以弓箭、扑刀为主。青年亲贵，殆无有不寝馈于此者，故国家有敌大多持旗兵之骁勇善战以戡定。余曰：旗兵诚勇矣，但军械终当改良。吾欧洲诸国前此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
溥大藩做诧异之状，良久曰：弓箭毕竟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它。余无言，内念中国人之重视弓箭，殆较它种军器为尤甚，缘溥大藩之言既如此。
其实，当时中国并非没有火炮，并非仍然依靠弓箭。“溥大藩”们早吃过火炮的亏，也尝过火炮的甜头。他们英雄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就是给明军火炮轰死的，他们攻占江南及与四邻之敌作战也屡屡依仗火炮取胜。只不过出于某种阴暗的、猥琐的目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英国与大清是平等的关系，更不愿意承认英国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文化。
乾隆本人也沉醉于他们的弓箭。每年夏天接见武官后在宫门外比赛射箭，赛三次，每次三箭，乾隆一般九箭中六七箭，1763年十月他九箭全中。然而，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这样武装的军队根本吓不倒西洋炮舰，马戛尔尼一眼看穿：
广东一处地近海洋，洋人到中国者必在此间登岸，中国为防御洋人起见，特设重兵镇之。今兵队向吾等行礼而夹有示威之性质者，吾料其心中必蓄一语，谓汝辈洋人看者，吾中国兵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
然以余观之，此辈宽衣大袖之兵队，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持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
看来，马戛尔尼还很为大清忧心啊！可惜当时没人领情。也许，那边防只是摆摆样子，跟田里吓鸟的稻草人一般。而“乾隆”们养那些军队的主要目的是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那刀、枪、弓、矢当然足够！
显然，中英双方在此时此刻还没有敌意。否则，马戛尔尼怎能将先进的武器送上门来并求着清朝官员试用？
我们从小在电影、电视剧中没少看：得知敌人发明一种先进武器，就派间谍千方百计去偷。如果清朝官员虚心些，将这尊大炮收下，学会操作，并像现在“山寨”产品一样仿制推广，那么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何愁在自家门口打不过远涉重洋孤军而来的区区几千英军？
1816年即马戛尔尼扫兴而归23年之后，英国再派阿美施德使团访华，请求与中国继续谈判，并与中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结果，英国人再次失败，乾隆的接班人还因此下令：以后不准再有外国使臣进入北京！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那么，“乾隆”们是否也如此，仍然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根本没意识到此时的世界已崭新？我想问题没这么简单！
他们对时局无疑早看透彻：马背文化与儒家文化水乳交融，而与西方文化则水油不融，且必然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康熙不是早在100年前就预见“恐受其累”吗？正因为如此，彻骨透寒着，无比恐惧着，但为了一己之私，他们宁愿抱着某种侥幸，假装着不知道，假装着继续陶醉，并且逼着所有百姓都像“义和团”那样自信着，过一天算一天，不管死后洪水滔天……
不少人都说“康乾盛世”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编辑部曾发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一文，深入剖析了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的原因：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人们将乾隆之后的嘉庆至道光统治期间（1798—1842）称为“嘉道中衰”，衰的不仅是一种经济，一种军事，而是一种封建制度的腐朽不堪，不可救药！钱穆说：经白莲教打击之后，即使不遭遇西方入侵，清帝国不久也得跨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