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之治”指西周成王姬诵和康王姬钊当政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024年成王继位开始，至公元前967年康王去逝，约57年。其间周公制礼作乐，40年刑具不用，四方来贺，民众富裕。
【来龙：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
请注意：本章所说时间是“大约”，换言之不确定。
以可信度为标准，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这样四个时代：一是神话时代，二是传说时代，三是半信史时代，四是信史时代。神话时代指远古时期，从盘古开天地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时代。传说时代指公元前27世纪至公元前23世纪。与神话时代明显不同，传说多少有点事实存在，即使全属虚构，也比神话更严谨些。半信史时代指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特点是事实成分大增，有的得到考古文物支持，但仍然属于神话传说，有时候一连数百年一片空白，有纪年也只是后人推算。信史时代指公元前9世纪50年代之后迄今，公元前841年文字记载开始得以保存，再没断过。
“成康之治”属于半信史时代，虽然很接近信史时代，但还是令人疑窦丛生。西周历史从武王灭商至幽王亡国，其间总年数也没个定论，有的说257年，有的说285年，有的说296年，有的说305年，有的说352年，有的说386年，甚至有的说400多年——相差100多年，差几代人呢！我这里遵从296年之说。所以，关于本章的纪年千万不可忽略“大约”二字。
我在《历史上的60年》一书开篇的开头写道：
纵观中国封建3000年，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的最深印象，概而言之一句话：黎民百姓不敢奢望有个好官府，只梦想侥幸逢个好官吏，侥幸逢上他们心情好，不要因为夫妻床上不和谐或蚊虫叮咬而动怒……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脑袋里始终笼罩着这段文字，因为中国历史上都是人治。侥幸碰上好帝王，就出盛世；不幸碰上坏帝王，就出乱世。这一特点，贯穿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正如有哲人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盛世也不是他们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也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在叙述盛世之前，首先允许我对其历史条件作个简要介绍。
“成康之治”之前，中华民族已有数千年历史，并也有被称为“盛世”的时期。
尧舜盛世：尧与舜是传说“三皇五帝”中第四、五帝。儒家对他们非常崇拜。孔子赞美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话意思是说：多么伟大啊，尧君！多么崇高啊！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堪与比拟。他的恩德多么广博啊，百姓无法表达对他的赞美！他的政绩多么崇高，他的礼仪制度多么辉煌灿烂！孔子还称颂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孔子这话显然华而不实。据现代专家学者推测，尧在位100年，政绩可能主要有：一是派人测定日月位置，制定太阴历法，计算出一年365天，创立闰月；二是命人在13年间治理黄河、长江等九条河患；再就是主动把帝位让给舜，而没等他119岁死后自然过渡，或是让人篡夺。舜在位48年，政绩可能主要有：一是继续治水；二是创设司空（相当于现代工程部长）、后稷（相当于现代农业部长）、司徒（相当于现代国防部长）等九官，并将全国划为12方；再就是也将帝位“禅让”。
少康中兴：夏王太康外出游玩留连忘返，百日不归，引起民众极大不满，一个与射日后羿同名的人趁机篡权，不准太康回国。可这后羿同样终日田猎游玩，奸臣当道。太康的后代少康长大后，娶虞氏之君的两个女儿，并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复国并兴盛。
盘庚中兴：盘庚是商代第20位国王。当时贵族豪华奢侈，统治出现危机。盘庚认为：“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即商朝先王都是把民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因为黄河下游常闹水灾，决定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这事遭到贵族抵制，有的还煽动平民反对。盘庚发布文告，命令他们服从。居殷后，他又粉碎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阴谋。此前他们已经迁都13次，但此后270余年未再迁。他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从此，殷商步上安定兴盛之路。
武丁中兴：武丁是盘庚的侄子，一般认为这个盛世维持到他儿子祖甲时，总约102年。其间文治武功，被认为是商代黄金岁月。地处中原的殷商，四周有劲敌。通过甲骨文，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他们生存与发展的艰辛。最大对手是北方的土方和西北的邛方，大致在今河北、山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太行山以西一带。征方的卜辞多达340余条，征土方的卜辞也有150多条。这说明战争次数很多，胜负难料，每次都得求助于神灵，可以由此想象那战争多么激烈。西方的羌，大致是今青海东南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大部、四川北部和山西西北部，卜辞记载商出兵多达数十万人。东征夷方（今山东境内）、龙方（东夷一支）等，南征虎方即今安徽寿县一带。此外还有危方、印方、马方、兔方等。这样，商王朝的疆域北到河套，南达江淮，西抵周境，东至山东半岛东北部，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一流强国。
西周政权是从殷商那里武装夺取的。殷商最后一任帝王，即臭名昭著的商纣王。纣王留给人们最坏的印象，一是生活奢侈靡烂，所谓“酒池肉林”说的就是他，历史上第一盆红颜“祸水”就是他宠爱的苏妲己；二是暴虐嗜杀，“烙刑”就是他发明的，著名忠臣比干因为批评他不仅被杀还被剖心。但也有人认为纣王被严重丑化。孔子得意门生子贡就说：纣王的坏不像传说的这么严重。人不敢倒霉，一倒霉处于下游，就像污水一样什么坏事都会归集到他身上。子贡这原话记在堂堂的《论语》当中。
对于野心家来说，造反是不需要理由的。当然，如果有天灾人祸可利用，更得心应手。历代官史都是胜利者写的，除了朱元璋对蒙古人，每一个夺得政权的帝王都会把前朝贬得一塌糊涂，以突出他夺权的正义性，替天行道。自公元前841年以来，说“信史时代”是相对于之前无记录而言，其实同样充满不可信——另一种不可信——真实的谎言。这是题外话，不赘述。
且说西周第一任首领周文王姬昌，本来只是商王朝赐封的“西伯侯”，其地在今偏僻的陕西一带。周那地方发展很快，引起商朝有识之士的警惕，并向纣王进言。纣王也意识到某种危险，立即将姬昌拘押。周人为营救姬昌，给纣王送美女和珠宝。纣王见色眼开，大喜过望说：“有美女就够啦，还送这么多珠宝干吗？”纣王收下美女，放了姬昌，放虎归林。姬昌回周，加紧谋反。姬昌病逝，其子姬发继位，史称“武王”，率军向商王朝发起进攻。决战前夕，武王对将士们说：如今商纣王沉迷女色，唯妲己之言是听，宗庙乱失祭礼，不再供奉祖先；乱失其先王之法，宗室旧臣也被抛弃不用。那些危害天下的罪人反而被尊宠，让他们做大夫、卿士；对待百姓却苛酷残暴。现在，我要执行上天的惩罚，除暴安良！这么一号召，将士们同仇敌忾，一举将商都攻破，逼得纣王和他美丽的妲己自杀。
姬发理直气壮地称王，改国号为“周”。因为当时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为区别于后来向东迁都洛阳后的周朝，史称“西周”。
周武王很有雄心壮志，可惜天命不济，建国第二年就病死了。太子诵即位，就是成王。成王当时仅十二三岁，乳臭未干。而当时建国才年把时间，旧势力还没有完全清除吧？新政权脚跟还没站稳吧？
西周继续生存都成问题，怎么还能开创盛世？
一、千古偶像周公
我们一般人都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父母，怎么成长？这样，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其他人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周公就是这样一个替别人抚养孤儿的人。
说起来周公不算外人。他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是文王姬昌第四个儿子，武王的同胞弟弟，太子诵的亲叔叔。开国大典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威风凛凛地站在武王左右，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或是祭祀用具之类。钺是一种长柄斧头样的武器，但比斧头重多了。正因为太重，灵活不足，钺退为仪仗用的礼器，作为权力的象征。由此可见，当时的周公实际上是“二把手”，或者说“副总统”。但正职死了，他没“转正”。
中国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的变更方式，曾经有迄今令人羡艳的制度，那就是“禅让”制。夏朝时，禹的儿子启废除传统的“禅让”制，杀死候补继承人，自己称王。从此，禅让制变成世袭制。商朝的世袭制也与后来有所不同：一般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周在这之前，没确立嫡长制。
更重要是武王在临终的时候，明确表示愿意把王位传给周公，还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就此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王位。但周公毅然挑起了治国的重担，通俗些说：王之位由诵坐，王之活由周公干。
说起来当然不公！法国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莫扎特改编为歌剧三部曲之一，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剧中费加罗对他的贵族主人抱怨说：
因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贵族，所以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事实上，你除了花过一点力气出生以外，什么都没有做。
事实上，包括许多世袭皇帝在内的“官二代”、“官三代”们也是如此！他们花过出生那点力气就足够，别说十来岁，即使尚在襁褓，皇帝照当不误。而周公们就糟了，拼死拼命累死了也当不上王。稍可籍慰人心的是，历史老人会对人死后的命运作出重新安排。经过2000多年时光的涤荡，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人的名字差不多只是留在史家的心目中，而周公之名却仍然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周公的历史贡献太大了，他有的成果迄今还让不少中华文化圈里的后人们受益。
周公的贡献主要是“制礼作乐”。
儒家的“礼”是行事准则，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是外在的表现。关于礼的重要意义，孔子在答鲁哀公问时说得很清楚：没有礼，就不能正正当当祭拜天地神明，不能分别谁是君长谁是臣下等贵贱长幼的辈分，不能区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情及社会人际关系。因此，君子必须把礼看得十分重要。这让我我想起美国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在这部小说中，少将师长爱德华·卡明斯告诫少尉副官罗伯特候恩说：“军队要治理得好，像梯子那样一级畏惧一级必不可少；一定要把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纳入这样一把梯子。”周公那个时代非常需要这样一把梯子。有了这样一把梯子，就再不必担心子犯父、诸侯大臣犯君了！天子处于梯子最高级，诸侯大臣处于二三级，奴隶处于最下级，全社会“每一个人都纳入这样一把梯子”，且将这等级用青铜铸就，显然有利于社会稳定。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愿意拜伏在孔子泥塑像下，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周公如果仅仅只是想到“礼”，那智商就比我高不了多少。他比那个时代所有政治家都更高一筹的是，还想到“乐”。
“盛世”一词最常与“太平”一词连用，应是同义或者近义词并列关系。很遗憾，权威工具书也查不到“太平盛世”的词条。关于“太平”一词，《辞海》注释：“犹治平，谓时世安宁和平。”《辞源》注释：“时世安乐。”《辞源》的注释令我两眼一亮：不仅有“安”，还有“乐”。在儒家经典中，“乐”是精神快乐，是内心的表现，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
有“别”有“和”，是巩固民众团结的两方面。立于“礼”，成于“乐”。有“礼”无“乐”，或者有“乐”无“礼”，都不是理想的社会。《周礼》一书明确说：“以和邦国，以谐万民。”
周公当时的考虑，还有更为现实的原因。一方面要吸取夏、商覆灭的教训。周公著有《多士》一文，强调天革殷命是由于夏人“大淫泆”，上帝“废元命，降致罚”，于是商人革夏人的命。商王“明德恤祀”的时候，上帝也“保又有殷”。可是到纣王时，“诞淫厥泆”，于是又“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使殷命终止。那位在开国大典上扛小钺的召公，与周公英雄所见略同。召公的《召诰》与《多士》相呼应，指出：“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朝和商朝，都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夏朝和商朝都因为道德沦丧才失去上帝宠爱，周朝绝不能重蹈覆辄。因此，周公十分强调以礼乐治国，也即以德治国。
另一方面要创建一个典型的“家天下”：周天子是天下大宗，姬姓诸侯是小宗。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形成一个宝塔形结构，顶端是周天子。这种宗法制，需要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统治。谁要是违反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方面的规定，例如天子死后埋那土堆叫“陵”，平民百姓埋那土堆叫“坟”，如果将百姓那土堆叫成“陵”，便是非礼僭越，将天子那土堆叫成“坟”，那就是大逆不道。
《周礼》原名《周官》，流传至今。西汉著名学者刘歆认为该书作者是周公，南宋著名学者胡安国则认为该书作者正是刘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既不是周公，也不是刘歆冒名作伪，其作者很难实指。不管怎么说，公认这部书作于周至汉初这一时期。它好比百科全书，上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应有尽有。现代专家认为：从理论上看，这部书可以说严密之至，滴水不漏，但如此严密的官僚机构，别说周代，就是强大的秦帝国也没能做到，因此这书理想的成分较大，现实的成分较小。不管怎么说，这书多少可以反映周公的礼制面貌，在当时已经相当不容易！难怪享誉世界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周公的礼乐甚至连夫妻性生活都顾及。人类从群婚制走来，越是古代越遗留多些群婚制的特点，用现代话来说是“性开放”。为了保证父系宗法制，必须将性关系约束起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女性关系管得越来越严，主要就出于这一目的。周公规定：男女在婚前不能发生性关系，到新婚之夜才允许。所以，几千年来，中国民间把夫妻做爱叫作行“周公之礼”。
此外，民间至今广泛流传一本名为《周公解梦》的书，显然是托伪之作，但是让周公的知名度更高、更经久不衰了！
就这样，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如果说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女娲补天以至发明农业、手工业之类好比电脑硬件的话，那么周公制定的礼乐就好比是软件。周公礼乐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性，就像软件对于电脑的重要性一样，不然你可以卸载你的电脑软件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