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究竟何因，我在历史的海洋里越陷越深。
我大学时读中文系。文学虽与历史相通，但毕竟没系统地研读过历史，也许可以说没资格涉猎。但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一定得有历史深度，而好的历史著作也离不开一定的文学性。《诗经》与《荷马史诗》自不必说，司马迁的《史记》与麦考莱的《英国史》都是文学性非常强的历史名著，在一定程度上司马迁和麦考莱甚至将文学置于了学术的首要地位。因此，请谅解我禁不住历史的诱惑，不务正业。
也许这也与我年轻时曾从事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不无关系。我的文风也深受志书语言影响，再也写不出那种空灵的美文。
历史已被书写过无数次，我还有什么可写？我想，这跟“生意经”一个道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写柳永就因为“人有我优”，光柳永题材小说我就找出四五种，觉得那都有明显缺陷，自信我可以比他们写得更好。但我还是更想捡“人无我有”的“便宜”：写《兵部尚书轶事》是因为那尚书是我家乡人，没人写过；写《历史上的60年》，是因为觉得那种视角“人无”，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写盛世，也因为觉得“人无我有”。中国人自古向往“盛世”，但似乎迄今还没有比较全面的相关专著〔写一两个的有张宏杰《饥饿的盛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侯杨方《盛世启示录》（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等〕。我这本书应该可以说系统全面地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梳理了一遍，算是填补了“中国盛世”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学术价值不在于发现了多少新的史料，也不敢妄言发现了多少新的“历史规律”，而在于一种新的视角。
史书如何体现文学性？简单一想，上网一查，得不到现成答案。
对此，我试着努力：一是注重人文。历史上的盛世不是来自什么有组织的评选，也并非某个专家学者的系统研究，而是儒家学者点滴积累而达成的一定共识。但由于近百年来文化背景的巨变，人们对历史上盛世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典型的如“康乾盛世”，早在100年前就备受争议。我不能囿于历史上的评价盲目地跪着讴颂，而应当用现代的眼光冷静地加以审视。我不是作就事论事的纯学术研究，而是要借以引导现代大众去思考与借鉴，注重以人性审视所涉及的人和事。二是注重形象生动。语言尽可能让人可感，不惜使用民间俚语，而尽量回避年号、称谓等太专业化的名词术语。
一般通史都以朝代兴亡为结构，本书则以13个盛世为基点，梳理我能查找到的也即历史上曾经有人推荐过的所有41个盛世，并借助于其“来龙”与“去脉”，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重新梳理一遍，希望能让人一口气读完。
法国作家帕斯卡说，请“不要说我没有说过什么新东西，那些旧材料我已经重新安排过了”。我这本书也是如此，使用的虽是早已多次被人提及的旧材料，但我以全新方式予以重新安排了，试图让人从中读出一些新东西。
本书内容大多以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为准。
本书与拙作《历史上的6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在题材上存在一些交叉，因此有些内容就直接利用了。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小说家杨少衡为本书写了序，特别鸣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魏明孔博士审阅了本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深为感激！同时，请允许我公开感谢我的妻子黄丽忠女士。这么多年，我几乎是一下班就沉浸在读书写书中，家务她全揽，节假日也没好好过过，以致她抱怨：“下辈子我要做你女儿！”为了感谢她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贡献，特此公开鸣谢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