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是几个姐姐中长得最漂亮的，她的命却是最苦的。三姐出嫁那年，他才8岁。有一天三姐坐在草堆上发呆，他把她推了下去。草很滑，他也跟着滚了下去，一头砸在三姐的肚子上。他正准备逃跑，以防三姐揪他的耳朵。可三姐没有揪他耳朵，也没骂他，三姐一下搂着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三姐已经把眼泪哗哗地洒在他脸上。三姐说，弟，我走了后，你要对爹爹好，对娘好，对四姐五姐好。他问三姐要到哪里去。三姐叫他先答应，答应了再告诉他。他答应后，三姐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蛮横地说，你去干什么？谁叫你去的？我不准你去。三姐害羞地笑着说，不去不行啊。
在草堆下面，三姐和他说了很多话，他全都忘了，只记得三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半个月后，三姐出嫁了。三姐夫家的轿子进来后，母亲叫他去牵三姐，把三姐牵到轿子里去。本来应该背过去的，他年纪小背不动，众人大度地说，牵过去就行了牵过去就行了。任凭母亲怎么诓哄，其他亲戚怎么劝告，他噘着嘴就是不牵。母亲发火了，骂了他。他伤心地哭起来。他为三姐已经肝肠寸断，换来的却是哈哈大笑，别人以为他不懂事才这么固执。他是不想三姐走。在他看来，三姐这一走，无异于生离死别。
三姐夫家条件最好，地宽房宽，可几年后，三姐常回到娘家来，一回来就和娘在屋子里哭。有一次，文久良看见三姐满身伤痕，才知道三姐夫经常打她，因为她连生了三个女儿。文久良忍无可忍，把父亲的圆凿别在裤腰上。三姐回家时，他在竹林外面拦住她，自告奋勇地说：我帮你杀死他！三姐吓了一跳，问他杀谁？他说，那个打你的人。三姐叫他把圆凿给她看看，锋不锋利。他把圆凿递给三姐，三姐顺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三姐说：小小年纪，你就要当杀人犯，骇死人呀！他万分不解：我是为你报仇啊。三姐说，我没有仇，有仇也不要你报。姐弟俩对峙了一会，三姐软下来，叹了口气说：阿弟，你还小，什么也不懂。他的眼里噙着泪水，不恨三姐，但觉得三姐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可怜。
几年后，当父亲说要给他娶媳妇时，他坚决不要，不是什么害羞，而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女人像三姐那样被人鞭打。他不知道，女人是可以爱的，他以为娶来是要他打的。
后来三姐生了两个儿子，三姐夫不打她了不骂她了，可家大业大，土改那年被划成地主，房子被没收了，屋子里的行头用具也被没收了，连碗筷也没有多余的。1960年，三姐和三姐夫都饿死了。文久良每年都去给三姐上坟，但他从不进外甥们的屋，他不想见到他们，连话也不想和他们说。
文久良觉得，家灰从来没见过这位三姑妈，是天大的遗憾。他把雕像认真打磨了一遍，好让儿子回来后看看。
除了三姑妈，家灰也没见过他爷爷。这同样遗憾，虽然遗憾不是那么大。文久良选了一段木头，把父亲的像雕出来。雕好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和父亲长得太像了。他把父亲雕得和自己一样老，其实父亲去世时还没活到他这个岁数。
他没有用谢神节指定的树，谢神节一般用刺槐，他选用的是白杨。这样做，那些小气的神就不会怪罪他了。
三姐的像比真人小一些，父亲的像和真人一样大，他把它们立在堂屋。家里仿佛多了两个人，冷清得发苦的黑瓦房多了些生气。文久良又选了一段木头，把母亲的像也雕出来。是家灰出生后那段，母亲最快乐最忙碌时的形象。这个并不健壮但操劳了一生的女人半是嗔怪半是喜悦的表情，那种嗔怪像是她在替孙子撒娇，而不是她心里有什么想法。
还有一个人，要不要雕她的像，他有些犹豫。
这个人就是家灰的母亲。
他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斜靠在路边的石头上，像离开藤子的青瓜。怀里有一个豌豆花青布的包袱。他一眼就看出来，她长得非常漂亮。正是因为这种漂亮，在是否要背她去医院时他犹豫不决。若不是天空突然阴下来，若不是山后面传来雷声，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他把她背到医院后，雨并没有下下来，直到晚上才大雨倾盆，他很感激老天先打了那么一阵干雷。
她从不告诉文久良她是哪里人，为什么独自一人来到擦耳岩，为什么病得那么厉害还要走路。就像几年后，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一去不回。他只知道她的名字，和她做蓑衣饭的水平。她把糯米面碎玉米蒸到半熟，倒出来摊开，放进清明菜、腊肉丁、一点点花椒、半汤勺盐，抖匀后放在茴香草上再蒸。蒸熟后一缕缕清明菜像撕碎的蓑衣，也像杨树花。她只做过两次。在清明节前后，清明菜长到一寸半高的时候掐来做。每次吃蓑衣饭，他都非常高兴，对她又爱又感激。因为这不仅仅是蓑衣饭的问题。还关系到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用心地做饭。他没有想到都吃过两次蓑衣饭，家灰都两岁了，她会突然抛弃他们。她走后，他再也没吃过蓑衣饭，每想一次这种饭的香味，他的心就软一次。她出走那年他四十三岁，现在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他的心软了二十八次，心里早就没有硬硬的不舒服的感觉了。
朝雨晚晴，炎夏凉秋。
过去了的，也就过去了。
当时他做过种种猜测，还有难以抑制的怨恨，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他怀疑她嫌他穷，嫌他岁数大，嫌他是个瘸子，嫌家里冷清；他怀疑她心里有一个人，也许她对他又爱又恨。任何一种怀疑都像一剂毒药，毒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毒素，但他必须吞下它们，这很难受。
她抛家弃子离开后，峡谷里谣传文家灰不是文久良的儿子，是她和别的男人造下的孽种。老母亲对此大为不满，她不骂媳妇绝情，也不骂儿子窝囊，她骂擦耳岩的人歹毒，乱嚼舌根。她去菜园割菜，去林子里给家灰找野果，都要站在显眼的地方指桑骂槐地大骂一阵。直到有一天，文久良说，妈呀，行啦。她才收起她虚张声势的谩骂，悄悄地唉声叹气。
林子里有硬叶茶树结的树泡、野草莓、钻栗子、野柿子、山核桃、野樱桃、猕猴桃、酸酸杆。别人钻进去不一定找到这些，老奶奶却每次都有收获，就像林子里的树是她栽的。这些野果有的甜，有的酸，有的涩，家灰并不是每样都喜欢吃，他喜欢把它们当零食，解解小馋嘴。
路神埋下后三个多月，文久良没收到任何音信，但文久良不敢责怪路神，只能替路神开脱：大城市太复杂了，路神一进城就迷糊了。
他花了两天时间，把菜园里的瓜果菜蔬全部送人，每家都送一点，谁也不能落下。这些菜有老有嫩，有大有小，有些菜已经老得不好吃了，他抱歉地叫他们拿去喂猪。他告诉他们，他要去远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峡谷里只有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崖畔或者山脚下，年轻人全都出门打工去了，剩下的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大多没有出过远门。他们向往城市的繁华，但深知那种繁华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们谈论城市的繁华时，虽然全是道听途说，但喜欢用含混的文绉绉的曲解去描述，同时加上他们才能听懂的猥亵的说法。就像他们骂人时，喜欢别有用心地加上一些文雅的从文明之地传来的词语，这比直接辱没血亲相奸什么的更能打击对手。
文久良要进城了，他们都知道，他儿子在东莞办了一个厂。以为他去了就不再回来了，要去儿子那里享清福了。他这一别，就是永别了。心肠慈软的不禁感到难过，在他离开后悄悄抹起眼泪。
他说他要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没人相信，说儿子那么有本事，回来干什么？你一个孤老汉，难道叫家灰回来服侍你不成。他没作更多解释，他对儿子的了解其实还没有他们多。他们还可以向回来过年过节的年轻人打听，他从没有打听过，仿佛这有损什么尊严似的。他一直怀疑，儿子办厂的消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讽刺他的，会不会像高家寨那个女子一样，说法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高家寨那个女子是她妈妈的最后一节肠子，也就是她妈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这个幺女长得水灵，在贵阳打工，前几年，说到她的工作时，说她在卖肉。擦耳岩的人以为她在卖猪肉，过了好久，才知道这是隐晦的说法，原来她卖的是她自己，是让埋到地下的祖宗都恨不得再往下钻三尺也会感到害臊的职业。
在他的眼里，儿子什么也不怕，而他和儿子正好相反，这也怕那也怕，他不好意思告诉他们，他害怕进城，他对神秘莫测的城市怀着恐惧，在他看来，人们建造城市的目的就是建造迷宫，好把那些乡下来的老实巴交的人弄糊涂，弄糊涂了好整治你。他听说，以前有一个人怕进城后找不到路回来，每走一段就放上一颗豆子。可他没能回来，因为那些豆子被促狭鬼换了地方。也有人说，不是什么豆子，也没有什么促狭鬼，而是那人用火炭画下的记号被大雨冲掉了。尽管这多半是传说，而且多半是用来取笑乡下人的，但如何去，如何回来，心里一点谱也没有，预先感受到的骄傲和沮丧不轻不重地折磨着他。
至于进城的目的，更不便说给别人听。
中秋节那天，四姐的孙女来看他，给他带了一盒月饼。峡谷里的人不怎么重视中秋节，以前没有见到过月饼，也不知道吃月饼代表团圆。不仅仅是穷，还因为过惯了冷清的日子，除了春节和端午节，其他节日都被省略掉了。这十多年来，不时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过中秋、过冬至，峡谷里的人才慢慢理解了这些节日的意义。四姐的孙女很同情他，但黑瓦房下懒散淡漠、与世隔离的寒酸使她不愿久留，放下月饼说了些客气话就走了。
天黑下来后，文久良把父母的雕像、三姐和家灰母亲的雕像抱到堂屋，让他们靠在板凳上，每个人面前摆了一个月饼。他平时把他们请上桌和他一起吃饭，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是小娃娃般的仪式。吃饭时听见脚步声，他会立即关上大门，把饭菜端到厨房去吃。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和他们在一起，听见他和他们说的话。他最担心的，是家灰突然推门进来，看见他深情款款地和他们说话的一幕，这会让他无地自容。
把月饼摆好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却又想不明白。
原刊责编 何凯旋 本刊责编 郭蓓
【作者简介】 冉正万：生于1967年。著有长篇小说《银鱼来》《纸房》等及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有人醒在我梦中》等。有作品入选《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