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老校长找到我的那天，我的心情正是最黑暗的时候。我递交了辞职书，告诉领导我不想玩了，我一个近三十岁的剩女，连爱情都对我关起门来，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领导用奇怪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最后说：“丫头，你先休假吧，别他妈的胡思乱想。”
我的领导哪儿都好，人长得帅，工作能力也强，我甚至曾经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但是，他就是嘴里爱说脏话这一点让我反感，很反感。但那天我没和他吵，也没瞪他，我疲惫不堪，只想回宿舍睡觉。
就在宿舍门口，我看到久违的老校长盘腿坐在地上，安逸得就像坐在自家炕头。
老家伙看见我时咧开了他那曾经全校闻名的大嘴巴，于是笑容灿烂地在他的大板牙上绽放开来。叫他老家伙不是贬义，是我们全体女生当年对他的昵称。我们爱这个小老头儿，就像爱我们的老爸。可是今天，我没心情，没来由地就想这老家伙是不是有事情求我呢，不然干吗千里迢迢地跑到这儿来？我很烦有人求我办事，尤其在今天这样的倒霉日子里。我勉强地笑起来，并让笑容僵硬在脸上，同时打开门锁，邀请他进来坐。老家伙显然看出了我的沮丧，乖乖地把嘴闭上了。
我想为他倒水，可暖瓶是空的。又为他拿水果，可两个苹果一个烂了，另一个皱巴巴的像只核桃。我很困倦，眼皮总是要合在一起，只能硬撑着，神志便一阵阵恍惚起来。在恍惚中我说我去给您打点儿水吧，老家伙就在我背后说：“不用了，你还是先把窗户打开吧。你这里的味道像看守所。”
我承认我的生活像一团乱麻。我本来就不是个淑女，糟糕的心情和巨大的工作压力更使我没兴趣也没力气收拾我的房间。我暗暗瞪老头儿一眼，推开窗户，突然涌进来的新鲜空气让我打了个冷战，我这才知道我屋里的混浊确实令人难以忍受。
“郑小婷，你怎么过得这么狼狈？”老校长摊开双手，语气里满是同情，也有点儿责备。他的语气让我想起了当年，眼泪一下子就把眼眶涨满了。我恨自己不争气，背过身擦了一把，说：“还不是工作太忙。您那会儿尽教我们荣誉和责任了，可从来没告诉我们也会累死。”
老校长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突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大板牙全露出来，一颗颗的像是要飞的子弹。我看着他笑，心情也有点儿轻松了。他却突然止住笑，一本正经地说：“你这个样子我倒放心了，你不再是小丫头了。好吧，我是来这儿开会的，要马上去报到。我顺便来只想问你，你想不想知道你的家族史？”
这真是莫名其妙。
我被他说得愣了半天，然后说：“我能有什么显赫的家族史值得您千里奔波地来找我？您不是不知道，我爷爷好像还值得吹一吹，可我爸爸郑谦，虽然是市政府副市长，但是排名却是最后一个，分管些民政、档案、地方史志等一些不咸不淡的工作，整天念叨的就是平稳着陆后钓鱼去。”
我说到这儿哽住了，因为我看到老家伙眼睛里泛起一片神秘的光泽。他看着我，温柔，和蔼，又有些诡异，像是在给我施行某种魔法。我咽下一口唾液，艰难地问道：“难道说，我们家还……”
他嘿嘿一笑，笑得我浑身发冷。我知道，有什么故事要发生了……
2
武昌城响枪的时候，警察陈庭生还在街面上巡逻着。一颗子弹带着尖锐的呼啸从他头顶飞过，他也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危险。他抬头看，看见天是一如既往地阴暗，呼啸过后的一切归于平静，行人们也没有什么慌乱，只是和他一样地四处寻找着，有人脸上还带着笑意，仿佛刚才的声音是一个玩笑。
那天是1911年的10月10日，晚。在这一天的晚上，武汉三镇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警察陈庭生当时还不知道。
我一直知道我不是湖北人，更和武汉这座历史名城没有关系。可是，当老校长舒服地仰坐在我那张断了弹簧的破沙发上，慢条斯理地开始讲述时，我就和黄鹤楼与归元寺，热干面与莲藕汤，汉正街与京汉铁路，突然地有了关联。
我还认识了陈庭生。
在我的想象中浮起了他的形象。他大概是个精干的湖北汉子，个子不高，瘦，眼睛却不小，而且有神，炯炯的。他应该还有辫子，他的辫子应该是又粗又长那种，因为他气血旺盛、年富力强。还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又浓又密的。在老校长不容置疑的讲述中，我和陈庭生在汉江边上相遇，不，是重逢。
老校长的突然到来使我开始对我的家族产生了疑虑。老校长卖关子似的只告诉了我一个陈庭生，天知道我的家族里是不是还出过土匪，杀人越货，强抢民女。或者是不是曾经有个祖奶奶嫁给了哪一朝的大官，做了诰命夫人。我同宿舍住过一个江西女孩儿，她曾神秘地告诉我她的祖辈里曾经有过一位神仙，叫什么八爷，八爷最伟大的神迹是拆下一条大腿当柴烧，给全家做饭。我曾经为这个故事毛骨悚然，睡梦里都闻见过焦煳味儿。
老校长看出我的疑虑，他嘿嘿笑着在沙发上坐下来，掏出个很旧很旧的本子，开始给我讲陈庭生的故事。
陈庭生那天晚上本不想出去巡逻的。他的妻子也反对他上街，说：“老百姓现在都烦你们呢，说你们警察土不土洋不洋的，欺负老百姓倒是在行。你干吗还去找挨骂呢？何况现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事。”确实，武昌城当时充满着跃跃欲试的躁动，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飘忽不定的，仿佛在思考，又仿佛是恐惧，是想杀人的恶毒。身为警察，陈庭生当然知道暴风雨将至，空气中的霉湿味儿让他也有些莫名的惧怕。但是，他是警察。于是他还是出去了。在路过汉口租界时，他看见那个熟悉的大胡子印度巡捕在街口站着，包头下的浓密须发里闪着警惕的目光。他们平日巡逻碰面，会点点头的，尽管他们语言不通，还彼此有些仇恨。但今天，他和他只是冷漠地对视了一下，就走开了。陈庭生当时想：这个猴子，他妈的牛气什么？
他并不知道，巡捕不是牛气，而是紧张。租界的消息总比外面流传得快，而且准确。此刻，陈庭生并不了解整个武汉的形势。就在他走在街上的这一刻，就在他盘算着到老刘的摊上吃一碗热干面的时候，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里，年轻的军人们正吵成一锅混乱的粥。他们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没有好消息。他们听说孙武因试验炸药受伤，他们还听说起义的消息因此而走漏了风声。就在刚才，蒋翊武潜逃，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杀，鲜血已经触目惊心地染红了他们眼前的土地。群龙无首的他们清醒地知道，此刻，要不出去拼命，要不就等着被杀。可是，拼命就一定会赢吗？于是众说纷纭，于是起了纠纷甚至内讧。有人要革命，有人不要革命，也有人保持中立。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有个叫熊秉坤的，抽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
这就是陈庭生听到的枪声。但是，他说他只是听到了一声，真的是一声。但这没有办法证实了。陈庭生不是历史的风云人物，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听他的说法。何况，历史存疑的事情本就太多。我们知道的就是，枪声，一声或三声，使军人们顿时清醒了，他们的意志迅速达成了一致，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武汉这座城市也由此声名大振。
在吃面的陈庭生感觉不好，喷香的面吃到嘴里味同嚼蜡。小贩老刘在他对面洗碗，同时察言观色。老刘对陈庭生印象很好的，因为他每晚巡逻都会吃一碗他的面，而且和颜悦色的，从不欠账。老刘的小舅子人力车夫吴一狗，前不久在英租界被巡捕打死，引发了震惊武汉的大事件。陈庭生私下还对老刘表示了同情，给了他一包老通城的热豆皮表示慰问。老刘因为小舅子的事本来开始恨警察了，但陈庭生让他对“大檐帽”冰释前嫌。现在，他知道陈庭生心情不好，哪个警察会在局势动荡时心情愉悦呢。他不敢说什么，可他随时观察着眼前这个面色阴沉的警察，想着为他服务，哪怕为他那碗面再加一点儿浇头。
以上的故事来自老校长的讲述还是来自我的想象？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故事和陈庭生这个人确实让我浮想联翩。在老校长的描述中，陈庭生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毕业于张之洞创办的警察学堂，还在张的派遣下赴日本留过学。我的老校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他的本职工作之余，他沉湎于对历史的爱好。尤其特别的是，他偏好于警察史的研究，这显然是个冷门儿，可他乐此不疲。在他给我讲述我的家族史之前，他给我恶补了一下中国警察史的知识。他说，中国现代警察的建立始于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给光绪皇帝的奏折。第三年的阴历五月初一，武昌警察总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警察命名的警察机关。就在警察总局建立的当天，具有远见卓识的张之洞向日本派出了二十名警察留学生。陈庭生是其中之一。
老校长讲到这儿，小心翼翼地戴上白手套，给我展示了他的收藏品，一本纸张已经发脆的《湖北警务杂志》。“我从文物市场淘的。”他说，一脸的得意，“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碰到的。难得的是这里刊登有陈庭生的文章。”
我凑上去看，发霉的味道冲着鼻孔，痒痒的想打喷嚏。我揉着鼻子，竭力想看清那竖排的繁体汉字。我上学的时候不是个好学生，繁体字对于我来说像是天书。我艰难地读出：“警察者，警戒乎，察看乎，为职责也……”我忍不住笑了，看着留长辫子的前辈讨论职责，有一种滑稽的感觉。
可是我由此加深了对陈庭生的认识。我理解了他那晚的冒险出巡，我仿佛看到他一个人在危机四伏的大街上行走着，而整个武汉正像一锅水似的慢慢沸腾起来。
陈庭生的面没有吃完。他的同事肖建平急匆匆地找到了他，通知他回警局集合。军人们已经起事了，作为革命组织共进会的成员，他们现在也应该参加起义去了。
陈庭生马上起身，临走还给老刘扔下几文钱。不要小看这几文钱，它使我对陈庭生的好感最终形成了。老校长也承认，当时是警察初建时期，纪律松弛，腐败成风，警察和老百姓基本上是对立的状态。而陈庭生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是可以吃面不给钱的，但他给了，并且给得自然、平和。在老校长的话语中，满怀好感的我和陈庭生隔着历史对望，他那边硝烟弥漫，枪声大作，人们的热血在革命的浪潮中汹涌着。而我这边，却只有老校长的讲述，伴随着海风，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激动不已。
我突然有了一种探寻的冲动。
3
我站在我家小院的门口，突然地犹豫起来。
仿佛一切是一场梦，我至今还沉浸在梦境之中，而且梦是那样地破碎，每一张脸都不完整，甚至眼睛叠着眼睛。难道说我的家族真的上溯几代都是警察吗？难道说警察职业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竟然是如影随形的梦魇？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老校长说，关于陈庭生在当警察之前的经历，已经无从考证。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我的上溯第六辈的祖先，是农夫还是城市居民？没有人知道了。而且，更重要的，我真的是陈庭生的后人吗？
我看着小院的门，心情忐忑不安。领导让我休假，我本可以去哪个风景区玩玩的，也许，我还会在那儿邂逅一个帅哥，从而结束我枯燥的单身生活。这不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我的魅力。可是，咧着大嘴巴的老校长给我带来了一段历史，一段仿佛沉在云雾之中的故事，我不得不面对这个故事，我不得不打起背包，回到我曾经一直想逃离的生活。
爬山虎从墙头探出枝蔓，肥厚的叶子一张张地铺陈着，透着一种安宁和静谧。我知道这是我父亲所追求的生活境界，我知道这个确实当过警察的，如今一天天数着退休日子的副市长，其实心里最盼望的，是含饴弄孙的生活。
我掏出钥匙开门。钥匙在我的手心里是温暖的，因为我的手在衣兜里已经握了它好久。大门被轻轻地推开了，熟悉的一切出现在眼前。小院是干净的，而且郁郁葱葱的都是植物。窗户透出暖暖的灯光，副市长是在批文件，还是在读报纸呢？背包从我肩上滑落了。我站着，希望这安静的时间再长一些。可是，窗户上闪过了一张微胖的脸，郑谦已经知道他可恨的女儿突然回来了。
他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脸上却没多少表情。心里一时的温暖退去了，我低头抓起背包，嬉皮笑脸地问：“副市长同志，您好啊？”
“还这么没正经。”他的声音低沉，听不出感情变化，像他的脸一样安静。他让开路，让我进门，随后跟进来，不说话，径直进了厨房。我一个人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在母亲的遗像前停下来，站了好久。
“吃饭吧。”他走出来，端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我坐到桌前，看出咸菜是我们家的保留节目，他自己腌的芥菜头，切成细丝，淋了香油。他又走了回去，转眼又出来，端来了煎蛋和烤馒头。家的气氛一下子浓了起来。他却仍然不动声色，在沙发上坐下来，说：“吃吧，吃完告诉我，你回来有什么事？”
这个家伙，总是这么一针见血，总是这么不讲情面。他那一团和气的胖脸后面，是洞察一切的精明。这种精明总使我恼火，可又不得不投降，而投降对我来说当然更是火上浇油。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郑谦同志总说自己不是个好警察，可他那种只有警察才有的警觉和戒备，常使我心思恍然。
我索性放下了手里的馒头片儿，一口气把老校长来找我的事说了。我说得很快，完全是不容父亲插嘴的架势。我不能停顿，因为据我的经验，我只要一停下来，他的话就会准确地插进我语言的缝隙，像一支撬棒，把我的长篇大论撬得支离破碎。我说着，偷着看他的反应。随着我的讲述，我发现他的脸渐渐白了，两只手也慢慢抓紧了沙发扶手。我暗暗满意，这仿佛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让他动情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胜利。
我告诉他，据老校长的考证，陈庭生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代警察，其生辰无考，但卒日可查，是1920年的春季。他有两个儿子，陈郁和陈郑。而陈郑，就是我的祖爷爷。
“不可能！”突然地，父亲的“撬棒”野蛮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插进来，他站起来，激动地挥着手，大声说，“你这个丫头，胡说八道些什么！照你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家跟满清王朝还有牵连？”
我说：“这算什么牵连。再说，陈庭生虽然是清朝警察，可他革命了。至于对辛亥革命的评论，始终也是正面的嘛，它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陈庭生这么个先辈，我觉得挺骄傲的。”
郑谦同志扑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懂什么，辛亥革命是国家的事，不是我们家的事。那个什么陈庭生再光荣，和我们家没关系。他姓陈，我们姓郑，姓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