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受苦最深、生活最艰难的是农民。他们本来就相当穷苦，全面内战所带来的大量征兵和征粮，更使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当时对农民的征粮共分为征粮、征购、征借三个部分，据甘肃省的统计，其总额超过了抗战以前的20倍。除征粮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据四川一省统计，总数达190多种，故而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为了打内战而日益疯狂的“抓壮丁”狂潮，使农村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三年中共征兵350万人。官逼民反，广大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图存。仅四川一省的官方统计，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个县发生了以反对征兵征粮为中心的“民变”，不少民变者都拿起了武器，发展成了人民武装。就连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沪郊区，也有十几个县农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在长期活动。这些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计划根本无法完成，成为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人民发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实在忍无可忍之下，台湾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蒋介石进行了大屠杀，被杀者多达3万余人。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内战、反对暴政、反对独裁、反对掠夺的反蒋爱国运动，面对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蒋介石集团却没有丝毫的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镇压。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戡乱总动员令》，接着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戡乱”的紧急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全国的人和物都可以以内战的名义加以征用，任何有所妨碍的言行都可以由当局任意惩治，将国统区进一步拖入了法西斯独裁的最黑暗时期。
不过，无论蒋介石集团如何垂死挣扎，国统区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无可挽回。因为，国民党政权多年来的反动统治气数已尽，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多项倒行逆施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中国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这样总结过：
训政其名，专制其实，人民之自由剥夺殆尽，政府之官吏贿赂公行；党政有内圈外圈之分，部队有嫡系杂牌之别；法律等于具文，特务密于蛛网，奸佞私亲盘踞要津，正人君子视同寇仇；是非不分，纪纲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党部如蛇蝎，乃形成普遍对政府离心之倾向。
就连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也在1948年11月4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赶快收拾人心》。
在如此形势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仅腐化如故，而且各种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明确指出：“在国民党内部弥漫的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说了。然而，必须记着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化，在这个党当权的整个时期中内部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本人在1948年6月也这样说过：“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他只是不敢说出这种局面的必然结局。这种结局由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说了出来：
“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是“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在1948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没有一次作战失败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装备的。在我看来，这些军事上的惨败都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以及许多降低士气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完全失去战斗意志。”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说：“国民政府的崩溃不仅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为“无能和腐败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了人心”。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因为“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美国人曾是蒋介石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上述论述，对于蒋介石集团来说，已经是十分客气的了，但也是不能再客气的了。因为蒋介石集团的必然失败，的的确确是毋庸置疑的。
二、统帅部和千军万马
当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大决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指挥这场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的统帅部，却是很小很小。它设在一个当时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后来却名闻天下的小山村里。这就是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曾经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落。滹沱河从村前流过，沿河西上，就是巍巍的太行山；沿河东下，就是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与它最近的大城市石家庄，相距有90公里。早在1947年5月初，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就由延安辗转来到这里。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西柏坡当时就已经是中共中央在华北的一个工作中心。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指挥机关所在地，当然也就成为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的指挥部。
当蒋介石派遣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直到已经可以听到敌人的枪声，毛泽东才离开延安，这一天是1947年3月18日。3月25日到了枣林沟，在这里，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领导机关分为三个部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西柏坡，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和国统区的群众运动；以叶剑英为首的后方委员会率大多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山西临县三交镇，负责陕北战场的后勤保障和中央与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前方委员会则留在陕北代表中共中央指挥全国的战争（这时周恩来正在三交镇，４月10日才赶回陕北的青阳岔和前委会合）。前委虽然肩负指挥全局的重任，但是人员非常精练，整个前委机关和少量的警卫部队总称为中央纵队，对外代号是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周恩来化名为胡必成，任弼时化名为史林，陆定一化名为郑位。
中央纵队于6月17日至8月1日驻于小河村，对外代号改为九支队。由于任弼时身体不好，改为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纵队一直在陕北山沟中和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住得最长的是米脂的杨家沟，有四个月又两天。在这里，中央纵队的代号又改为“亚洲部”，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21篇重要文件。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离开了生活、工作、战斗了13年的陕北，离开了自撤离延安以后转战了一年又五天的陕北，在吴堡县川口村的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经后方委员会所在地三交镇双塔村、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再经神池、宁武、代县、繁峙，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先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得到了我西北解放军收复延安的喜讯。5月27日，到达了西柏坡。从此，原来分为三个临时工作班子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全部到了一处，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强指挥中心。当然，这时最重要的领导与指挥是战争，是即将开始的大决战。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在全党享有崇高威望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当时在党内一般都通称为“五大书记”。
中共中央对于全国军事工作的领导，对于作战的指挥，则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平时都是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只有在少数对外的场合，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如对外公布战绩公报，1947年10月颁布《解放军口号》和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中央军委原名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45年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改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共12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他们平时都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进行工作的。
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原来是由彭德怀副主席兼任，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由于彭德怀离开总部兼任了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员，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总参谋长的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担任。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总参谋长，成为毛泽东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助手。叶剑英本是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但他长期未能在位。解放战争初期，他在外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我方首席代表，回延安后很快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负责人，一直到了西柏坡以后，他才真正参加总部的领导工作。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由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兼任，由于当时各解放区和各地区部队是分散的，总政治部并不具体管理各军区、各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所以总政治部的工作不是很重，只是由副主任傅钟带领不多的工作人员负责。
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当时总后的工作和总政的工作有点相似，对于各野战军的后勤工作也是不做具体领导的，主要是负责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直属机关的后勤保障。
中央军委秘书长一直由杨尚昆担任。
中央军委总部人员十分精干，主要职能部门就是一个作战部，作战部实际上起了总参谋部的作用。作战部部长李涛，副部长王诤，其下分为三个局，一局管作战，二局管情报，三局管通信。
在1945年8月新的中央军委成立时，除了军委的三大部之外，所指挥的革命军队是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
当西柏坡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指挥中心，成为大决战统帅部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有着280多万人的钢铁大军，其中有野战部队10个兵团、50个纵队、156个旅（师）。当时我军的主要序列是：
1948年5月，以原晋察冀解放区为主，成立了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原来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共同组成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和副司令员与华北军区同。华北野战军下辖三个主力兵团：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一兵团下辖三个纵队：
八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
十三纵司令员韦杰，政委徐子荣。
十五纵司令员刘忠，政委袁子钦。
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兼），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二兵团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旅。
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政委王宗槐。
四纵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
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参谋长由唐延杰兼任。三兵团下辖三个纵队：
一纵司令员唐延杰，政委旷伏兆。
二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
六纵司令员文年生，政委向仲华。
除以上三个兵团外，华北军区还直辖两个纵队：
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
十四纵司令员暂缺，政委甘渭汉。
华北兵团位于党中央周围，是中央的直属兵团。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的第一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49年１月，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4月，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1月，改归第二野战军建制。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仍属华北军区；6月，二十兵团仍然归属为中央的直属兵团。
由陕北地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晋绥野战军为主于1947年3月16日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在1947年7月31日被中央军委更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西北野战军下辖六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
三纵司令员许光达，政委暂缺。
四纵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
六纵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
七纵司令员彭绍辉，代政委孙志远。
1948年5月8日，鉴于中原地区几个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野战军首长由军区首长兼任。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邓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中原野战军下辖7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
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
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
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
1947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原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野战军下辖12个主力纵队。1947年８月，华东野战军曾经分为以陈毅、粟裕为首的外线兵团和以许世友、谭震林为首的内线兵团。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先后被编为四个兵团，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年5月，陈毅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工作由粟裕代理），第一副司令员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三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当时的四个兵团是：
第一兵团（又称粟裕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第二副政委金明，参谋长张震。一兵团之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和政委由叶飞兼任。
四纵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
六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