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客家先民从战火的硝烟中狼狈万分地逃离出来，他们对一马平川的平原生活已经感到相当的畏惧，他们现在只想躲到一个战火不易滋扰的地方，过上平静而安宁的生活。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正是客家先民理想中的避难之地，这里同以丘陵山地为主，地貌上以五岭为界被划分成两个既相互独立又连成一体的区域：五岭以北的赣南和闽西为第一个区域，五岭以南的粤东北为另一个区域。从小的地貌观察，起伏跌宕的群山环抱中，武夷山脉又把赣南和闽西分隔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而且众多大大小小的山峰把赣南和闽西内部也分割成许多小的单元，像一个蜂房中不计其数的小格子，客观上造成了该区域交通闭塞、相对独立、远离政治中心、封建统治力量薄弱的这样一种特性，从而成为一处难得的、能够躲避战乱和赋税欺压的理想场所。
在苍莽起伏的崇山峻岭之间，又流淌着一条条清澈的河流。仅赣南一地，积水面积超过10万平方千米的河流就有一千多条，总长度超过一万公里，网罗密布的山地水系最后汇聚成为赣江。而闽西地带的河流，也大多成为赣江水系的源头。如此众多的山川河流，使赣闽粤交界地区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有山有水的小盆地。每一个盆地，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客家人农耕生活小社区。村落成为盆地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而四周的山地和河流口岸，又可作为天然的屏障要塞，防止外敌入侵。
隐居时代
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客家先民自足地在这片山地中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一面缅怀着失去的故土，有时在山坡上劳动的间隙，会忽然想起中原旧家大宅里精美的瓷器、家具和线装书籍，庙堂里祖先们的容颜和笑意还时时浮现出来；然而怀念将会成为过去，故园已经从他们的内心彻底崩塌，他们现在应当认真思考未来的道路了。应当说，客家先民无愧为一群豁达的隐者，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而甘心居于这片尚未开垦的山地之中，忍耐着长时间的冷落和封闭。刚刚到达南方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机会抢占广府、潮汕、福佬等民系手里的良田沃野，就像许多恶性迁徙的民族曾经干过的那样，然而他们自觉地放弃了这种打算，就像他们放弃对四川良田的争夺一样。
粤之东北，也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地带，但由于有南岭的横空阻隔，这里的自然环境显得要比赣闽地区恶劣，而且天气也十分酷热多变，喜怒无常。“一日之内，气候屡变，昼则多燠，夜则多寒。”加之岭南丛林又多“瘴气”，不利于人群聚居和发展农业。因此，它的开发要比赣闽两地稍晚一些。
客家人在大本营中勤劳开垦，安居日久，到了北宋末年，人口已有明显增长，除了新的移民还在陆续加入以外，史载当时闽西“深山穷谷之中……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声相闻”。真是好一派繁荣兴盛的世外桃源景象。赣南一地，从元丰三年（1080年）到宝庆元年（1225年）短短的145年间，人口净增达两倍多。而更南的梅州地区，从宋太平兴国初（976年）至端拱二年（989年）有户1577户，元丰初年（公元1078年）即增至12，372户，净增了10，795户，增幅高达684％。这些数据表明，勤劳坚韧的客家人已在这片山地中落地生根，他们广泛地种植稻、麦、薯芋、玉米、烟叶、稷粟等农作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们一边勤劳地耕种，一边在树荫遮盖的田间地头和宫殿般高大的土楼内读书写字，延续着自以为正统的中原文化遗脉。
三、民系大迁徙
土地不能承受之重
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过着桃花源似的隐居生活，但是到了明末清初，大本营内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开始尖锐地暴露出来。据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调查，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西赣州共有人口241万，福建的汀州有人口148万，广东的嘉应州有人口131万，上述三地人均占地面积分别只有0.85亩、0.89亩和0.92亩。温仲和在编修《嘉应州志》时，面对这种人多地少的情况，也曾经感慨地说：“（嘉应州）土瘠民贫，农知务本，而合境所产谷，不敷一岁之食。”“山邑地瘠，而民拙所恃，唯力耕。近似沙淤，失田亩之利，故失业者多。”“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客家人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有限的土地资源在过度开垦的情况下显示了它的拮据。
曾经肥沃和欢愉的土地开始变得贫瘠和拥挤了，这就像一个母亲，为了儿女的生存把乳汁流干。在不堪重负的危难关头，客家人曾经为生存而与当地及周边土著“械斗”，但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再次移民，离开大本营到更加遥远和宽阔的地方去。
“迁海复界”与西进四川
政府有计划地把岭南山地中的客家人向外疏散，大约起于清朝初年，其中的两件重大事件分别是：“迁海复界”和西进四川。
康熙元年（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占据台湾并打出反清旗号，清政府虽然派遣军队前去收复，但怎奈岛屿不似平地山丘，进攻必须通过水上通道，因此显得困难重重，难于一时收复。1662年，即郑成功入台以后的第二年，清政府为了断绝大陆民众对郑成功的接济，下令沿海的居民一律内迁30里至50里不等。这次内迁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而且政府下了一道死命令：“有逾期不迁者，以军法处死。”因此多年来，中国沿海区域呈现一片空无人烟的凄凉景象，海风在破败的庭院和窗户里肆意穿行，海鸟和各种飞禽走兽在昔日的良田村庄留下它们的影子和粪便。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定割据台湾省多年的郑成功政权，这时离“迁界”已有足足20年的历史，沿海地区的田园在空无人烟的情况下大量抛荒，长满杂萆，过去的市镇也在风雨中颓败得不成样子了。清廷旨意，要求过去从海边内迁的居民返回原住地，但问题是那些曾经内迁的居民大多流离失所或者安于现居地的生活，没有那么多人口来参与“复界”。因此，清政府开始采取招抚移民垦荒的政策，重点是生活在广东潮州、惠州、嘉应州、韶州以及闽西、赣南一带的客家人，于是客家开始扩散到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香港、台湾等省。孙中山和洪秀全的祖先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入他们现在的祖居地的。这次外迁，使得大本营中客家人积蓄已久的能量被释放出来，这种由深厚文化作底蕴的能量就像蓄满的湖水，一旦决堤而出，必将震惊世界。
客家人西迁入蜀，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述及。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时，四川天灾人祸不断，张献忠的农民军和清军，以及清藩吴三桂的反叛及交战都在这里轮番进行，其结果是造成四川境内“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人”的惨痛局面。清政府在顺治、康熙年间开始提出“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的优惠政策，当时有大量广东、福建、广西客家人迁徙入蜀，这次迁入的客家构成了四川客家人的主体，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入川客家以及后裔已经超过了150万。朱德和郭沫若的祖先就是在这一时期分别由粤北和汀州宁化迁入的。
漂洋过海
客家人从山地生活向海洋生活的冒险尝试，起始时间很早。据史料记载，宋代末期已有部分敢于闯荡天下的客家人零星迁往东南亚。到了18世纪，客家人已在东南亚各地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梅县客家人罗芳伯1770年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客家人理想社会，岛内居民共同劳动、开矿，享受人人平等的“大同”生活，这是客家大本营中桃花源生活的一种变异。他们统治当地的矿产和城镇，同其他民系或种族的人和平共处。而大埔客家人张理、丘兆进以及永定客家人马福春则开辟出了著名的槟榔屿。
19世纪中后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广西部分村庄的客家人为了躲避“株连”之祸，也纷纷卷起铺盖逃往海外。同时，咸丰、同治年间因广东西路“土客械斗”事件而受到牵连的客家人，以及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事情败露后，也都把避走海外、背井离乡作为最明智和无奈的选择。
还有一部分客家人为了求生存、谋发展，甚至远涉重洋到达南北美洲或西印度洋群岛。闽汀与粤地惠州、潮州、嘉应州的客家人更有到达非洲、印度以及澳洲等地侨居和经商的，他们在那些有着狮子和袋鼠的异国他乡展示着东方客家文化的魅力。
总体说来，客家人移民东南亚最终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和认同，不仅客家人自己有强烈的成就感，而且其他的汉族民系也向他们跷起了大拇指，甚至连英、法、荷殖民地政府也把客家人作为一个族群来看待。毕竟他们的团结、能量和表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是如此醒目，他们是一批有着特殊经历、遭遇和文化风格的中国人。一般意义上，东南亚的华人被分为福建、广府、潮州、客家和海南五大帮。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客家人就占了大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