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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高校文科教材中很有影响的一套书。读大学期间，上《古代文学史》，我不是逃课，就是坐课堂里自顾自地阅读。朱先生主编的这套作品选有好多卷，每本都十分厚重，记得自己曾对有关李贺的记录很不满意，那段文字的大意，说李贺生活孤独，性情冷僻，对广阔的现实生活缺乏了解和感受，而当时的社会非常黑暗和混乱，因此诗带有阴暗低沉的消极情调。作品选虽然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限定在高等学校范围内发行，但是其批评腔调。对于喜欢李贺的人来说，多少有些刺耳。说一个作家没生活，一度批评界很流行，仿佛生意场上说人做买卖没本钱，又好像说女孩子天生不够漂亮，没生活是年轻作家的致命伤，这棍子抡谁身上都合适。
我最初读到的李贺的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现在回想，犹如一场隔世的春梦。当时在一家小工厂做学徒工，闲着无事，把苏州人民纺织厂和江苏师范学院联合注释的《李贺诗选注》搁包里带出带进。由工人师傅和大学师生联手选注法家著作，在那时候颇为时髦，我堂姐就和北京机床厂的师傅一起注释了魏源的文章。我有个朋友没上过大学，因为参加工人注释小组，开始对古文有兴趣，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批训诂专业研究生，后来又成为最早的训诂学博士，这些年来，动不动就到国外讲学。
把李贺算在法家的阵营里，难免莫名其妙。我疑心是喜欢李贺的人搞了小动作，因为那年头只要把某个人列入法家，就可以在无书可读或者有书不许乱读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开机印刷他的作品。据说唐朝的诗人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凭我的记忆，李白和李商隐并没有被列入法家殿堂，当时也没有印刷他们的诗集。天知道李贺为什么会交上好运，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界浑水摸鱼是经常的事。
很长时间里，李贺给我留下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印象：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南园十三首·其五》
寻章摘句老雕虫，
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
文章何处哭秋风。
《南园十三首·其六》
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时代，受这些诗的影响，我作为一个小工人，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寻章摘句，男儿不为，和李贺诗中的那种饱满激情相吻合，我骄躁不安的，是遗憾自己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是不能“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吴钩”和“玉龙”都是兵器的别称。我们喜欢看战争片，喜欢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看《地道战》和《地雷战》长大的一代人，对战争绝不会有什么恐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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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期，我有一位整天捧着《唐诗三百首》的邻居，这人是演员，舞台上扮演小生，“文化大革命”后期没戏演，以吟诵唐诗为乐。我至今也忘不了他吟诗的模样，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以三百首为排行榜，谁入选《唐诗三百首》最多，谁就是最好的诗人。李贺的诗没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因此便不入这位邻居的法眼。在他看来，李贺即使是什么法家，在诗上面也是邪门歪道，要不然不会在那么多杰出的唐诗人中，偏偏漏掉他一个人。
可是我却很喜欢李贺的诗。不仅仅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激情诗篇，这些诗给人的印象，与初唐诗人同样斗志昂扬的边塞诗并没太大区别。让我入迷的是李贺的用字，是他独特的修辞手段。“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这两句诗借来形容李贺，再合适不过。譬如：
骨重神寒天庙器，
一双瞳人剪秋水。
《唐儿歌》
民间骂人常说谁谁谁骨头轻，李贺用质量的“重”来修饰骨，用感觉的“寒”来点缀神，看似漫不经心，却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清朝方扶南批注的《李长吉诗集》指出，“凡寒字率薄福相，此偏用得厚重”。而“瞳人剪秋水”更是在通与不通之间，成语有望穿秋水之说，“秋水”就是眼睛，这里用了一个动词“剪”，让人好不喜欢。同样是重和寒，到了《雁门太守行》中，又有了另外一种神韵，“塞上胭脂凝夜紫”，于是“霜重鼓寒声不起”。再如《马诗》中的“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敲击马骨，能发出金属的悦耳声，马骨像刀锋，能将凛冽的西北风切断，在马的骨头上，做出这样一些出色文章，真是匪夷所思。
钱锺书评点李贺诗，说他喜欢用具体坚硬的东西作比喻，比如弹箜篌的声音，用“昆山玉碎”和“石破天惊”来形容。“荒沟古水光如刀”，把流动的水光比作闪动的刀光。“香汗沾宝粟”，说汗珠犹如粟粒。写到酒，明明是液体，却说是“缥粉壶中沉琥珀”，用固体的“琥珀”，来形容流动的美酒。又“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琥珀比酒取其色，珍珠比酒取其形。总之，李贺的诗，善于通过奇特的比喻，用两物之间的某一点相似，让我们用不同的感觉器官去感受，去触摸，变虚为实，变看不见摸不着为看得见摸得着，又变实为虚，变寻常为不寻常。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
我想自己喜欢李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那种为写诗而写诗的艺术家气质。是不是法家根本无关紧要，积极向上和消极低沉也无所谓，作为一名读者，喜欢某个作家，往往只需要一些非常简单的原因。我忘不了当时情景，每天一早起来，匆匆骑车去郊外的工厂上班，自己是修理工，上班也不是很忙，闲着没事，不让看书，只能傻坐。对付傻坐最好的办法，便是默诵一些古典诗词，而李贺的诗似乎最适合反复品味。我那时不仅爱看带注解的古典诗词，同时还迷恋当代年轻人现写的诗歌。我的一个堂哥有一批酷爱写现代诗的朋友，这些朋友的诗以手抄本的形式悄悄流传，若干年后，成为风行一时的朦胧诗的骨干分子。
李贺骑着毛驴出外觅诗，和当代那些年轻人的创作不谋而合。我熟悉的一位年轻诗人，常常说话的时候，突然拔出笔来，在随手捞到的纸片上疾写，写完了，塞在口袋里，然后继续谈笑风生。这些今天看来十分矫情的行为，当时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虽然没有投入诗歌写作，但是我的所闻所见，已饱受了诗的潜移默化。人活着，就应该像一首诗一样。很显然，那是我一生中最富有诗意的一个阶段，在古代李贺和当代诗人之间，我找到了让人兴奋的共同点。我发现写作也可以成为人生命本能的一部分，在流行的大话谎言式创作之外，在满纸的大批判或者个人崇拜的语林之外，在文化的沙漠里，还存在着一种别的写作方式。
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只不过是提前作好了准备，如果有机会投身写作，我知道应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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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说李贺诗欠理的是同时代的诗人杜牧，这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浪荡子，说了李贺一大堆近乎夸张的好话之后，突然笔锋一转，说李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杜牧的意思很明白，李贺诗的文辞是漂亮的，只不过是“理”弱了一些，如果“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换句话说，李贺的诗再加上理，恐怕要比大诗人屈原还要厉害。
不妨看看杜牧是怎么夸李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