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如果在他的理论中有和常识不兼容的东西，那仅仅在千，我们认为作为感官对象的变化的世界是实在的，而他却认为是虚幻的。从感性事实即“事物是运动变化的”这一点出发，我们相信，“存在”也就是实在本身也是生成变化的，而对巴门尼德来说，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不能从现象世界的变化合乎逻辑地推出他所理解的存在本身也是变化的。相反，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智审视事物变化过程中的不变者时，我们却会发现，存在自身是不会生成和变化的，因为无论事物千变万化，变化的只是事物的形式或形状，而不是存在本身。因为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存在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并因此是不动的。
鲁不过，巴门尼德并没有解释现象世界的万物变化的根源。换句话说，他并没有解释，不变的存在本身的感性形式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如果说，它们只是存在或实在本身的表现，那么，实在本身为何会有这种表现呢？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把通过感官给予我们的现象世界的变化称为“幻象”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只是对问题的逃避。
弗里德里希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巴门尼德没有解决作为感官对象被给予我们的世界和作为思想对象被给予我们的世界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虽然桕拉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用的是唯心主义方式，而亚里士多德却通过强调潜能概念强调存在的生成。弗里德里希说：“他（亚里士多德）指出，说某个事物实际上是，而潜在地是丫这并不矛盾。它现在是X，但将要根据其潜能成为V，所以，V并不是非存在3而只是并没有实际存在。因此，存在的生成，既不是出千非存在，也不是出千现实的存在，而是出于潜在的存在。”按照他的解释，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存在向万物的生成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
鲁那么，这种生成的动力何在呢？是否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动因？
如果我们从通过感官被给予我们的世界的角度看，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笫一因就是必翁的，因为它能解释为什么作为感官现象的事物是变化的和运动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说，被亚里士多德当成问题的问皤从来没有困扰过巴门尼德，即为什么事物在运动和变化，哪怕这神变化是幻象，因为巴门尼德关心的是存在本身而不是具体的事物的变化。
在自身也没有变化。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有生成现象发生，但这是从的特定“存在”向的特定“存在”的生成而不是作为乂和了所共同拥有的“存在本身”的生成。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想证明作为实在的存在是生成的，但事实上，他仍是从作为感性对象的存在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出发的，而不是从存在本身出发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至多只能证明存在物的生成而不是存在本身的生成。更进一步讲，根据巴门尼德的观点，存在是唯一者；如果我们把从X到V的转化称为存在的生成，存在就不是唯一者而是多了，因为有很多类似于X、了这样的事物，诸如木材、桌子、凳子、门等。事实上，巴门尼德并不否定7从潜能向现实的转化。他仅仅是试图说明，在生成过程中，存在自身并不变化，因为它一直都存在。对巴门尼德来说，作为唯一者的存在是万物最普遍、最抽象的共性。事物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可以存在差别，唯有在“存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事物可以丧失它们的颜色、形状、质态等所有属性而变成其他事物，但永远不可能失去其存在。由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始终是这样那样的具体的、变化的感性对象，所以，巴门尼德认为，存在只能为思想所把握。换句话讲，对存在的认识需要我们理智的洞察力。从巴门尼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因为存在总是存在并因此是无时间的、不可运动的，因此，既没有上帝创造“存在”也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因”推动“存在”。换句话说，既然存在一直存在，上帝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既然存在是不变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笫一动因”也是不必要的。
鲁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老子学说和巴门尼德学说的对立呢？
老子学说与巴门尼德学说之比较
表面上看，老子的学说建立在通过感官而给予我们的世界的基础上，而巴门尼德的学说建立在通过理智洞察而被我们把握的世界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老子通过感性观察发现，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持续变化的事物组成的。既然它们在变化与生成，就一定有某种导致它们变化与生成的原因，那就是“道”。与此同时，巴门尼德通过理性却发现，从本质上讲，由不同事物组成的世界其实是唯一者，那就是“存在”本身。既然存在总是在，就其自身而言就无所谓变化与运动。由此可见，老子的首要问题是：变化的事物和事物的变化是如何起源的。由于所有变化的事物构成了世界整体，所以，从根本上讲，它们不可能由某个存在于世界中的事物而生。因此，万物存在的原因必定是某种和万物的“存在”完全不同的东西。从逻辑上讲，既然“道”与万物的存在截然不同，而万物的共性是“存在”，那“道”就只能是“无”或“非存在”。事实上，作为“无”的“道”并不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非存在而是“无形无状”、难以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作为万物之本源的“存在”。在老子那里，只有作为“无”的道存在，它才会有各种厉性并“生生不息”。由于这种“道”不可能通过感官去把握，而只能通过理智去领会，所以，就此而言，老子和巴门尼德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也试图通过他的理智去把握无法通过感官感知到的“存在”。
与之相比，巴门尼德并没有被通过感官给予我们的世界中的万物的生成现象所困扰。因此，他无霈考虑万物生成的根源问题。对他来说，唯一的实在就是存在本身，存在一直都在并因此没有生成过程。如果存在是生运动的东西旣不在它所在的地方运动，又不在它所不在的地方运动。―芝诺成的，它只能变成非存在或由非存在而来一否则，它就仍是自身而没有任何变化，但这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老子也承认这一观点。这是因为，在老子那里，“道”并不完全是“无”而是某种与万物截然不同的“有”，所以，“道”之化育万物并非是完全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从“有”到“有”的过程，只是在巴门尼德那里，这种从“有”到“有”的过程既然一直是“有所以，“有”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
鲁经过你这样的解释，老子的学说和巴门尼德的学说其实并不对立，只不过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老子考虑的是现象世界生成变化的原因，而巴门尼德考虑的生成变化的现象世界的统一性。
是的。就像前苏格拉底的所有其他哲学家一样，巴门尼德也对“世界最终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比较重视。正如弗里德里希所发现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外部世界、对象，而不是自我。人，这个主体，当然没有排除在考虑之外，但对非自我的对象的兴趣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巴门尼德的学说更讲逻辑，也更思辨和抽象，并因此更有说服力。例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也许是由于观察到许多事物都是以潮湿的东西作为养料而水是潮湿本性的来源，泰勒斯才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在此，水不仅像“道”那样是万物起源的原因，而且也构成了万物的统一性。从逻辑上讲，这个命题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不能从“汤姆是玛丽和约翰的父亲”这一事实得出“汤姆是所有孩子的父亲”。相反，我们不得不相信巴门尼德，即存在不可能从非存在中产生。类似地，我们也不得不相信，在从乂向7的转化过程中，存在自身并没有变化，因为X消失了，但X所承载的存在本身并没有消失而仍然存在于丫当中。从世界总体而言，尽管感性事物在千变万化，但世界的实在性或存在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或者说，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鲁那你觉得两人的理论目的有何区别呢？
在我看来，巴门尼德的学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和本体有关，另一方面是和逻辑相关。无论从哪方面看，巴门尼德都想借此增进我们的知识和理解力，而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由此而合乎德性地行动。
与巴门尼德相比，尽管老子并没有排除本体和逻辑的考虑，但他的主要目的却是通过对“道”的认识来为“德”奠定基础。根据老子的观点，“道”最重要的特征是无为而无不为。因此，为了保持社会的良好状态，管理国家的人应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掌握“道”，以“无为”而治。老子说：“以正（淸静无为之道）治国，以竒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笫五十七章）此外，在老子看来，个人在做人方面也应该效仿“道”。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笫二章）老子又说：“是我们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一赫拉克利特夭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老子以圣人欲不欲，不贲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笫六十四章）在此，圣人给普通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愿意遭受失败或损失，就应该像“道”那样消极无为。
不过，对老子所说的“道”的“消极无为”特性还需仔细分析：一是这种消极无为带有欲擒故纵的味道，也就是说，“无为”只不过是“有为”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本质上说，“无为”是“不为”之“为”。二是这种消极无为不是事后的弥补，而是事前的预警。因为人们如果己经有很多欲望了，这时再去要求他们克制欲望或压制他们的欲望，就与“无为”背道而驰了。所以，关键是一开始就不要鼓励人们的“有为”。三是这种消极无为其实是通过“无为”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获得一颗平静的心，那就是，因为消极无为而免去生活的渚多烦恼。老子以“道”作为“德”的基础体现出来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老子这里，“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向“天道”合一，也就是说，既然“道”无为而无不为，所以，无论是“修身”还是“平天下”人们也都应该遵循“无为”原则。
鲁我们是否可以说，老子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即“格物致知”或“天人合一”而巴门尼德哲学体现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即以获得知识和真理为思想的目的。
这样说也未尝不可。不过，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更侧重于“求蕃”而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更侧重于“求真”。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求善的一面，而在中国哲学中也不乏求真的一面，庄子的《齐物论》就带有很强的思辨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