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经院科学主要是靠中世纪的大学推动的，而今天的欧洲大学就是建立在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的。只要看看13世纪中期中世纪大学里的课程，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学除了设置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课程以外，还有逻辑学、物理学、宇宙学、天文学和数学等。不仅如此，逻辑和科学还成了所有文科学生都要学习的公共课。科学之所以仍有者顽强的生命力，也许就在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是人的天性”。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在13世纪的大学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人们对其着作的矛盾心态中就可看出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他的着作构成了中世纪教育活动的中心，有着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神学家却对他的着作抱有怀疑和敌视态度。前者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包罗万象的着作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问题和方向，而后者是因为他的一些结论如“世界是永恒的”和基督教教义发生了直接冲突。于是，一些学者做出了妥协，当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教义发生冲突时，他们倾向千信仰一方。但仍有一些学者相信理性高于信仰，继续用理性探索者自然的真理和信仰的真理，并在理性的基础上而非信仰的基础上继续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研究和批判。当时的一些经院学者甚至先于哥白尼而讨论过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可能性。卡西勒在谈到中世纪的知识状况时说：“上帝、灵魂和世界是维系全部存在的三大支柱，知识体系就围绕者它们旋转。这一体系并不排除对自然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固定的圈子里……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不见得非得对立。经院哲学的各大体系，就把调和这两者，并且按它们的内容使它们和谐一致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神恩王国并不否定自然王国。虽然前者使后者相形见绌，但并不侵咨后者本身的存在。”巾卡西勒的评价客观地反映了中世纪宗教和科学的实际关系。
由此可见，尽管宗教和科学在中世纪有着这样那样的冲突，尽管中世纪没有提出过革命性的科学理论，但科学活动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为教会所不容相反，它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仍积蓄者自身的力量，仍在为科学革命的到来做者难以觉察的准备。没有中世纪对古典科学文献的大量翻译，没有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科学的研究和批判，后来的科学革命就是不可设想的。而科学之所以能生存，就是因为，除了在某些方面和基督教教义有冲突之外，它实际上和宗教有着完全不同的使命，那就是认识自然和宇宙的法则及真相，并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和宗教和平共处的。
参那中世纪以后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又如何呢？
中世纪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宗教和科学的不同使命，不但使中世纪也使充满理性梢神的17、18世纪为宗教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例如，作为17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帕斯卡尔对近代初期的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就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科学家7他坚持认为，几何学、算术、物理学和医学等学科是建立在感官、实验和推理的基础上的，教会权威对它们不会有任何帮助。但就是这样一位相信感官、实验和理性推理的科学家仍然认为“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在他看来，有关外物的科学不会在人痛苦的时候安慰人，也不会给人带来精神幸福，因为如果仅仅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待世界和宇宙，我们就会发现，人在宇宙中微不足道，他被巨大的宇宙空间包围着，显得无比孤独和凄凉；对无限的自然而言，人只不过是个虚无只有信仰上帝存在，我们才能在机械而又冰冷的宇宙中感到心灵的温暖一“我们真正的福祉就存在于上名科学家和思想家，着有《沉思录》他认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把一件困难的事惰做好的最堉一个方法是，在神面前把事情放下来。
帝之中”也许人们会说，帕斯卡尔之所以皈依宗教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宗教仍对社会生活有者巨大影响的时代里，但从他对科学和宗教的区分中，我们仍不难看出，科学和宗教的功能是不同的，一个和人的智性生活有关，另一个却和人的灵性生活有关。换句话说，科学可以认识一切，但却不能抵达人的灵魂深处、消除人的孤独，而宗教却能将安宁和福乐灌注在人的心中。
9说到帕斯卡尔，我想起了另一位科学家兼哲学家的人物，那就是笛卡儿。作为欧洲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笛卡儿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广泛地研究数学、物理学、光学和解剖学，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我们今天的解析几何就是由他创立的；他也发现了动量守恒定律并研究了光的折射定律。他认为，科学能够给人们提供确实性和明晰性的知识，但获得这样一种知识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作为自然之光的理性，二是理性所认识的对象。其中，前者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认识能力，而后者是人出世之前由上帝印入人心中的天赋观念科学只有以理性所直觉到的天赋观念为前提，它所做出的一切演择推理才是确实可靠的。由此可见，“上帝存在”是笛卡儿关于知识的确定性学说的形而上学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对笛卡儿来说，知识大厦就没有根基。我们知道，笛卡儿的方法是普遍怀疑法，但他的普遍怀疑最终不是走向了对上帝存在的否定，而是走向了对上帝存在的肯定。很显然，当科学家们发现了普遍真理时，他们却无力解决普遍真理所揭示的自然规律的起源问题，就像牛顿虽然认识到了万有引力的存在，但却无能解释“引力”为何会存在，而只好借助上帝来解释它的存在一样。针对这种俦况，卡西勒就说：“现在人们认为，要确定物理学的最高原理有多大的真理性，换句话说，即确定经验的真理性，我们甚至也必须求助于上帝。”而从教皇说“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变为光明”的话中，也可见教会对科学的宽容和钦佩。对教皇来说，科学就像光线一样，它的任务就是把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秩序照亮以便可以为人们所知。
不过，在笛卡儿之后，也就是到了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那里，把上帝的存在作为经验科学基础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否定。在休谟看来，人们从宇宙的存在推出宇宙的创造者上帝的存在就像从房屋的存在推出房屋建造者的存在一样，但这种从结果到原因的追溯推理是不成立的，因为因果联系本身并没有必然性，它只不过是我们的心理联想而己。休谟的怀疑论导致了上帝的不可知。尽管如此，休谟同样没有否认宗教存在的意义。事实上，他自己就不是无神论者，而是上帝的信徒。只不过与传统的宗教观相反，在休谟看来，由于因果联系缺少必然性，无论宗教和科学都没有绝对的根据，而是和人的信念有关，它们都是人的本能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休谟那里，科学和宗教由于发源于人性，所以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需要记住的是，这种合理性不是客观的合理性，而是主观的合理性或者说人性的合理性。
鲁卡西勒曾说，18世纪的启蒙时期是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菖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者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一一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淸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科学的不断成功使得科学的理性精神成了启蒙时期的本质特征。人们把理性看成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但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对信仰构成了极大威胁，因为与信仰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不同，理性却要人们学会独立思考。正因如此，以理性对抗教会权威和圣经权威就成了启蒙时期的一般特征。那么，如何评价启蒙时期宗教和科学的这种冲突呢？
两个无法解决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