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须向其学习，更无须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颓靡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唯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致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