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讠斤的批评最耐人寻味:“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相关言论:曾国藩与幕僚讨论清廷灭亡倒计时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倭仁全面否定“正途”士子“师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立国自强之道。
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
抛开同文馆风波的历史背景,倭仁这番言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文馆学生品质低劣
据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的观察,自倭仁反对以后,“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认为:恭亲王等招收“正途人”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因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倭仁的反对,没有成功”。
李慈铭讥讽朝廷,替倭仁鸣不平
朝廷有意折辱倭仁,将其安置到总理衙门行走,李慈铭在日记里讥讽地替其鸣不平:行走者,驱使之称,乃简贱之辞……国朝之待大臣也,直军机处,直南书房,上书房,皆曰行走……总理衙门是什么卑贱的地方,岂可让堂堂宰相去那里做“行走”!
言下之意,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的倭仁充任总理衙门行走,简直是奇耻大辱。
赵烈文:清廷亡国不出五十年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而主威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然则当南迁乎?”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然未出五十年。
资料来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