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告诉家里这件事。我跟淑芹还是没影儿的事，没想跟家里人说。
到了3月份，满地的雪要融化了，我弟弟的信到了。
平时没事家里是不怎么给我写信的，况且我又是刚从家回来。这时候来信，一定是我盼的信！
我赶紧找人帮我念信：
我弟弟的信说家里一切都好，终于收到那封信了，一点没耽搁就给我寄来。还说他可没偷看。
淑芹在信里向我解释了她给我写第一封信的缘由，听她写的信，好像是个挺有文化的姑娘。
淑芹的信给了我信心，虽然她的信中只是普通的问候，但至少她给我回信了。
当时的邮递速度比不得现在，从铁岭到本溪，一封信要走上好几天，如果要分到下边大队或者是工程队里，就需要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我又没文化，写信得求人，所以跟淑芹通信根本不能交流感情。但我也没什么办法，那个年代，打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有什么急事就发电报。联系很不方便，我想起这个就苦恼。
1965年5月我得知，部队驾驶员要更换地方驾驶执照了，换照的时候要考试，但考试的内容谁也说不上来，上级通知说参考《三级驾驶员考试大纲》就行。可整个部队的人都没有这本书。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在铁岭新华书店曾经看到过这本书。
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找个理由再给淑芹写封信。不然总是一些问候的话，没别的事情，我也不好意思总求人写信给她。
信寄出去了，结果半个多月后，淑芹来了！她穿着蓝花上衣，围着白纱巾，手里拿着那本《三级驾驶员考试大纲》。
队里人把她领进来的时候，我正光着脚在炕上睡午觉呢，班里的一个战士把我拉起来，我以为是谁的家属来了。听说是找我的，我紧张得连自己是一直光着脚跟她说话都忘记了。
她真是个实在姑娘，收到我的信，她跟她爹妈打了声招呼就进城去买书，但铁岭新华书店没有这本书了。她还真有办法，从新华书店直接就到铁岭驾驶学校的亲戚那里借了一本。没顾上回家，直接从铁岭上了到本溪的火车，给我送来了。她平生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就凭着一封信上的地址，一个小姑娘就这么找来了，路上的波折就不用说了。不过我觉得她倒是挺有本事的，遇到事情有主见，还有文化，能写信，能读信，比我可强多了。
当晚，我安排淑芹在老乡家住下，还找了个老乡家的小姑娘陪她。淑芹在本溪桥头下马塘住了几天，白天她跟老乡家的孩子呆在一起，只要我有时间，就过来陪她。在一起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就是聊天，说说各自家里的情况，小时候的一些事，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们俩人都觉得很放松，跟淑芹在一起，好像什么都能说，说什么她都喜欢听。
住了几天吧，淑芹要走了。我舍不得她走，但也不好意思强留。走的那天，我请了假去送她，顺便也领她去桥头街上去逛逛。
其实我特别想跟她照张相。那个年代的人，总觉得俩人在一起合了影，俩人的关系也就算是八九不离十了。桥头有家照相馆，路过的时候，我鼓足了勇气说：咱们去照张相吧，留个纪念。她马上就同意了。
但临照时，她没有答应跟我一起照合影，我们俩一人照了一张两寸大头照片。这样我也很满意了，过几天我就能拿到淑芹的照片了。
我把淑芹送到了本溪火车站，在站台上，我把手表摘下来送给了她。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是我最值钱的一件家当，可摘下来给她时我一点没犹豫。她退让了半天就是不肯要，这也难怪，年轻姑娘收这么贵的东西，不太合适。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感谢她来给我送书，是大哥哥送小妹妹的一点心意，她才勉强戴上了。沉甸甸的大表戴在她细细的手腕上直晃荡。
火车开了，淑芹一直在车窗里冲我挥手，直到火车远得看不见了，我才一个人往回走。
我觉得这个媳妇算是定下来了，赶忙往家里写信汇报。又过了一个月，我妈说要来工程队看我。我想叫淑芹来，让妈看看，家里人也算是放心了。写信是来不及了，我跑到邮电局发了封电报给淑芹，让她快来一趟。
结果我妈因为家里农活忙不开，就没来。淑芹却急急忙忙地赶来了。路上她坐过了站，我在车站足足等了她一天才接到她。那种焦急、担心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这个波折让我感觉到淑芹的重要，我希望她这次能在这安安心心的多住些日子。结果也没能安心。在淑芹来的第四天，就收到了她们村里来的一封电报，什么也没详细写，就是让她速归。把我们吓坏了，我专门请了假陪淑芹回家，才知道是到了要征兵的时候了，要求适龄青年都要回村。
这次去淑芹家，我就住在了她家，见她父母的第一面，就叫了“爹妈”。
淑芹妈给我做了面条吃，按照铁岭当地的风俗，这就算是认下了我这个女婿了。
在她家住了几天，我就回本溪工程队了。临走那天，淑芹把我送到铁岭火车站，不知道为啥，每次我送她走，我还能忍住心里的难受，但这次是我离开她，我就觉得心里承受不了。在铁岭火车站前广场，到处都是行人和车辆，闹哄哄的。我俩躲在一个自行车棚后面，把离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舍不得分手。最后淑芹送我到站台上，我们约好过几个月我就来看她。
火车一开动，我鼻子就开始发酸，眼泪掉了下来。淑芹也哭了，追着火车在站台上跑了几步，就捂着脸不动了。
回到本溪，我开始每天牵挂她，居然做梦还梦到过她。
秋收的时候，我特地穿了身整齐的衣裳，坐火车来到铁岭，去她家求亲。
像上次一样，我和淑芹她爹住在北炕，她和她妈住南炕。晚上，我跟她爹兜着圈子说结婚的事，淑芹她妈也在南炕支着耳朵听。我向淑芹爹保证，淑芹年纪还小，我会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照顾她，而且，结了婚可以避免经常坐火车来回的奔波，省钱，也放心。
无论我怎么说，淑芹他爹一直不吭声，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这一晚上我们仨都没睡好，只有淑芹一个人呼呼大睡。
快天亮了，淑芹爹终于答应了。
回到本溪后，我马上准备结婚的一切事情。最要紧的就是找房子，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间单独的房子做新房，只能在当地找个老乡家借住。
我向组织上打了结婚报告，经过外调后，组织上批准了我们结婚。我们是1965年年末结的婚。
手记
20世纪60年代，一个年轻姑娘，独自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见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异性，况且这个人根本就没想到她会去，能这样做的人，实在不多。
据张淑芹讲，她这的确是头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人，她穿着蓝花的家织布上衣，深色裤子，头上围着一条白色的纱巾，兜里有两张面额十元的纸币，揣着一本《三级驾驶员考试大纲》，以一封信上的地址为依据，就敢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一个只接触过一次的青年男子。况且到达这个城市后，还要辗转搭车到公社，大队，才能够到达乔安山所在的地方。
这一切听起来都有点玄。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雷锋身边的人，那么，就显得要可靠一些，安全一些。
张淑芹肯定地说，对，就因为他是雷锋的战友，他真的跟雷锋在一起过，《雷锋日记》里都有他，我怕什么？！
现在有好多报道都将张淑芹誉为乔安山的“学雷锋秘书”，因为张淑芹是初中文化，读书看报没问题。乔安山收信、写信、看会议通知、出去作报告都离不开她。
每当需要乔安山提供一些照片或者拿着资料核实事实的时候，乔安山就会亲切的冲着卧室叫到：“淑芹，你过来给他们看看这个……”张淑芹就会立即放下手里的家务活，为我们找照片，查资料，做解答。
悄悄地问她：当年您为什么要给乔安山写那封信呢？你们可才见了一面呀！当时您了解他么？
她说：说不清楚，感觉他很和气的，对我很礼貌，让我搭车，还帮我取照片，我写封信感谢他呗。说心里话，我当时见到他就觉得特别亲，就好像见到雷锋似的。
而乔安山对张淑芹怎么看的呢？他说他一直觉得她很“高”，个子高。直到结婚后好久了，他才发现，她并不高啊，自己比她还高呢。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中间总是隔着一尺以上的距离吧。所以不能对身高判断得那么精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