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英国人栽大了，他们不仅组团来了，还带着老婆来了，本来红红火火的，可是半路被关天培拦截了。按照大清海关的规定，洋人可以来华经商，但是妇女不准来广州，只准住在澳门。理由有很多，比如夷妇有伤风化。以前洋婆子来广州，曾经惹得全城的男人都不安宁。中国海关怒了，英国使节和商队也怒了，怎么着吧，打吧？
新上任的公司经理
视线回到两年前的广州，在这里，义律刚刚上任，成为了新的驻华商务总监督。
义律是跟随着律劳卑一起来中国的。他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曾经是马德拉斯的总督。但是义律跟律劳卑不同，祖上的荣耀并没有给他带来高官厚禄。他在15岁时，就参加了英国海军，由于作战勇敢，十年里迅速升迁，等到了27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退役之后，他一直从事着解放奴隶的工作，并指挥海军在加勒比海打击奴隶贸易，是名副其实的“奴隶保护者”。虽然义律对中国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应该承认，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他是少数坚决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官员之一。早在上任之前，他就和罗治臣一起上书英国政府，请求制裁鸦片走私，他还请政府禁止生产鸦片和种植罂粟。可惜鸦片可以给政府带来高额税收，是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源，所以他的请愿没有获准。即便如此，他在成为驻华商务总监督之后，还是不断地向政府劝说取缔鸦片贸易，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意非常不道德，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形象。
本来他并没有机会来中国，但因为他为人非常勇敢，又有指挥海军作战的经验，所以律劳卑上任的时候，邀请他担任卫队队长，实际就是保镖。他嫌官太小，所以没有答应。但他恰恰在此时因为投资失败而债台高筑，所以当律劳卑许诺给他很高的工资时（年薪800英磅），为了还清债务，他才勉强同意了。他没有想到，从此他将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永远地被当成反面典型，记载在中国的近代史之中。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律劳卑任命为船务管理员，一直跟随着律劳卑，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律劳卑死后，大量的工作人员辞职，反而使义律得到了升迁的机会。等到罗治臣任商务监督时，他已经连跳数级，升任为第二监督了。
与德庇时和罗治臣不同，义律更愿意有作为地去跟两广总督打交道。他曾经写了一份厚厚的备忘录，他认为不应该跟两广总督把关系搞僵。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这套特有的体制虽然看上去有些自大，但是这并不会损害英国的形象。商务监督应该在广州办公，而不是躲在海上。在他看来，强行绕过行商，直接去跟广州政府打交道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商务活动出现纠纷的话，还可以通过行商去调解，两国政府直接接触只会激化矛盾。
义律跟律劳卑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认为驻华商务总监督虽然是英国的官员，但也不见得身份有多高贵，既然以前的大班没有辱没英国形象，那么商务监督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并不会让政府丢人。只要稍稍绕个弯儿，就可以不损害国家形象，还能跟两广总督处好关系，一举数得。
事实上，律劳卑的死对义律触动非常大。在义律的眼中，律劳卑所争执的，都是一些无谓的事。既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那么顺应这个国情，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仅仅为了国家的脸面，就要去改变整个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吗？
义律把这些想法都传递给了英国外相巴麦尊，巴麦尊早就受不了罗治臣的沉默政策了，发现义律这个人才后如获至宝，立即免掉了罗治臣的官职，让义律来接替。但巴麦尊对义律的言论，却还是不认同。他希望义律用更加主动的方式，去接触广州政府，去慢慢影响两广总督，不要急于求成就行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提升英国政府的形象，而且要努力去扭转英国官员在广州的地位，坚决要与广州政府平等往来。
现在义律成了商务总监督，而且他来中国也已经是几年了，慢慢懂得了一些跟中国人交往的方式和方法。他想要有所作为，但是这个切入点很不好找。如果自己贸然跑去广州，怕唐突了两广总督，不去吧，也不可能改善双方的关系。机会很快就来了，卢坤病逝之后，广州来了一位新总督——邓廷桢邓大人，中英两位新任官员将要开始一场新的接触。
义律在邓大人上任两个月后，就给邓大人写了一封信，他不但请求行商们代递书信，允许行商拆阅，并且还在封面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禀”字。为了表示自己跟以前的大班身份不同，他的落款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称谓——远职，远职就是远方的官员。可以想象他费了多大的劲，才凭空创造出这个即不失英国官员身份，又让总督大人听着舒服的称谓。
一切都按着中国的规矩来，邓大人也就看到了这封信。义律在信上说，自己是英国官员，奉命前来广州管理英国商人，请求总督大人发给一张前往广州的通行证，也就是红牌。
邓大人刚来广州，还没搞清楚状况，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位远职，也不知道这位远职是何方神圣，要干什么，看这架势，颇有点远房穷亲戚的味道。既然对方全按规矩办事，邓大人自然也不好说什么，他派了三位官员连同伍浩官前去澳门咨询义律。
义律很开心，只需要把姿态放低一点就行了，何必要剑拔弩张呢，这不是很简单就接触到广州政府了吗? 于是义律很热情地接待了伍浩官和大清的官员们。
三位官员咨询后回禀邓大人，说这个义律是商务总监督，在英国是四品官，英国政府派来管理商人的。而且葡萄牙的澳门总督也说了，这人生性随和，绝不多事，他的名称虽然不是大班，但干的工作跟以前的大班是一回事，也就是一个公司经理。
邓大人觉得既然如此，那就发给红牌吧，让他来广州公干。就这样，律劳卑当年用生命都没有办到的事，义律轻而易举就办到了。而且就在义律准备动身前往广州的时候，老天爷又送给他一份大礼。
有一艘英国船只在新加坡救了十七名中国水手，义律要把这个好消息通知总督大人。他把时间拿捏的非常准确，当信件呈送给邓大人的时候，也正好是他抵达广州的那一天，这样就可以增加总督邓大人对他的好感。
义律在信中说，像我们两国之间这种友善的行为，一定会增加我们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也一定可以增强我们之间的友谊。
这一次，着实把邓大人吓的不轻。邓大人跟伍浩官说，以后他要是来信，你必须得先审阅，他把他们那个蕞尔小国跟天朝并列，还说什么贵我两国，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跟他讲清楚，以后可别再胡说八道了。
可是当伍浩官把这些话传给义律的时候，义律马上向总督抗议。义律很聪明，他绕开了最敏感的话题，没有直接去抗议中英平等交往，而是抗议要跟总督大人直接通信。如此一来，就把中英两国平等交往的重大问题，巧妙地转换成了他跟总督大人的私人关系问题。他跟伍浩官说，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官员，我跟总督大人通个信件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让你们这些商人来回传递？
这话里的意思是，你不跟我直接通信就是看不起我，不够意思。
邓大人说，你的这个抗议有道理，但这里是天朝，就算我是总督，也不能坏了规矩，这可不是我看不起你，也不是咱们关系不够铁。这样吧，以后还由行商们代递，就当他们是邮差，你把信件封口，就不许他们拆阅了，而且我也不再使用那些有损英国形象的词汇，这样行了吧。
义律用一种缓和式的抗议，慢慢地渗透给邓大人，用一种低姿态，成功建立了与总督邓大人的联系。接下来，他还想常驻广州。
就在这时，老天爷再次体现了对义律的眷顾，在他处理完广州事务，刚刚回到澳门的时候，英国商船在广州闹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冲突。义律于是禀告邓大人，说每次我一离开广州，这些英国商人就不受约束了，而我来广州又要申请红牌，还要耽搁时间，这样很不利于管理，您要找我的时候也找不着，今后再有突发事件怎么办？要不，干脆您允许我常驻广州吧。
邓大人说，你说的这些也都是实情，以后遇到突发事件，你可以直接来广州，不用再申请红牌了。但你得遵守天朝的制度，安分守己，要是假冒借口来回走动，本大人可是要查办你的。
不但可以跟总督处好关系，还可以常驻广州。义律用个人的能力，加上邓大人的通融，成功地让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开心地向英国政府汇报自己的成绩，说自己是第一位可以常驻广州的英国官员。
可惜义律开心得过早了，他受的制约不光在邓大人这里。
巴麦尊知道这些情况后很生气。他对义律说，你怎么可以通过行商去代递，还把信件写成禀帖，你真是丢了政府的脸。你必须直接跟两广总督通信，绝不能写什么禀帖，不然也不用等两广总督了，我先把你办了。
老天爷已经把义律带到了这儿，不会扔下他不管的。就在义律一筹莫展的时候，大清开始严禁鸦片了，这次邓大人真的需要义律的协助了。
邓大人给义律一连下了三次谕令，让他赶走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船。
义律顺势玩了一个小诡计。他对邓大人说，前一阵子，有一艘英国军舰路过福建，结果呢，福建官员写了一封信交给英国海军军官（官员直接通信），托海军把信送回英国，结果英国政府很重视，直接让海军把福建的鸦片船都赶走了。如果大人您同意的话，咱们也可以这么办。您直接把信交给我，我跟我们政府商量一下，赶走鸦片走私船不在话下，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不是很简单吗。再说了，通过行商们来回传递，不但费工而且费事，也没有工作效率，您说是不是呢？
义律始终在刺探着邓大人的底线，却是用非常柔和的方式，搞得邓大人既不好发作，又不好回绝。邓大人只好说，这没有办法，这是规矩，大清官员是不能跟洋人直接通信的。
义律说，那您看这样行不行，还由行商们代递。但是我呢，就不在信封上写那个“禀”字了。我可以用其他尊重您的词汇，比如“敬上”、“呈交阁下”、“大鉴”之类，这样我们政府看到了，也不会怪罪我。
义律心想，直接通信和不使用禀帖是两件事，如果不能一次办成，办成一件也是大功，也可以暂时安抚一下巴麦尊。
邓大人考虑了很久，说，这事我也没有办法，这是规矩。
按道理来讲，巴麦尊要求义律直接跟两广总督通信，而且不能写禀帖，否则就要查办义律。但是邓大人又实在不能变通规矩。这时想要左右逢缘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是事实证明，义律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用一个小诡计就让巴麦尊重新信任自己。
他写了一封信，封面没有“禀”字，然后直接让秘书去呈交邓大人，邓大人当然不肯接收。邓大人让伍浩官转告义律，本来直接通信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这是天朝的规矩，就算是身为总督，我也不能破坏，实在没有办法。
义律装模作样耍了一次狠。他在商馆降国旗（降国旗是很严重的事件，但大清没人看得懂），然后义律义然绝然离开了广州。
走的时候，他跟行商们说，这件事是天朝不对，我也是官员，难道跟我直接通信很丢人吗？或者是邓大人看不起我？我回澳门了，我不理你们了！义律回到澳门之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巴麦尊。
他说，看来我跟总督大人通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督大人也承认了我的身份，只要我不坚持强硬的措辞，总督大人也希望跟我直接通信，不过他现在还不能答应。为了这事，我当时就翻脸了，我已经不理总督了。
巴麦尊给义律回信说，你做得很对，我支持你，以后两广总督要是还那么顽固，你就离开广州去澳门，别理他。
义律把两国之间的关系，搞得好像小情人闹别扭，虽然看起来很可笑，但却非常的实用，既避免了与两广总督正面冲突，也让政府对自己充满信心，更加强了与广州政府的联系，还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在他看来，这就是最稳妥的工作方式。
他甚至还偷偷试探巴麦尊的底线。他说，其实在中国，下级给上级写信，都是用禀帖，这样看来，我并不能算丢人，在咱们英国，下级见了上级时，不是也很尊重的吗？再怎么说，我肯定比两广总督级别低嘛。巴麦尊没搭理他。
想象中，义律的家庭生活肯定非常美满，因为义律本人看来非常善于处理婆媳关系。
抢英国人的老婆
1838年春天，受到弛禁论的影响，从印度来华的英国商船一下子多了起来，船上装满了鸦片，但此时清政府已经开始严禁鸦片了。因此鸦片走私船与广东水师的对峙事件也逐渐多了起来，邓大人很头疼。
邓大人派人通知义律，让他赶走这些鸦片船。谁知这次义律倒耍了大牌，他说我没在广州，而且这些鸦片船也没在中国贸易，不归我管，我所能管理的，只是正常贸易的商人。如果您让我管也行，但我怎么说也是四品官，广州知府也是四品官，我就跟知府大人直接通信怎么样？义律想方设法抓住老天爷给他的任何机会，一次也不放过。
邓大人说，这事不行，这是天朝的规矩。
义律说，那要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没办法。不是我不听您的命令，关键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不在广州，没法管理。二来我是商务监督，政府派来我管理正常的贸易，卖鸦片的都是走私犯，他们不归我管，也不听我管。三嘛，我跟大清的官员连直接通信都办不到，你们这么看不起我，那他们自然也不服我管。就在此时，印度海军少将马他仑，率领三艘军舰来到了广州城外的海域上，他是义律请来帮忙的。外国军舰驶到海口了，照理大清肯定会非常在意，至少要询问对方意图。义律悄悄告诉马他仑，只要不是直接书信，都不要接收，先让邓大人着急一下。义律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官员平等书信往来。
邓大人很快就下了一道“谕令”给义律，询问这两艘军舰（一艘后来回印度了）来中国的意图。义律把信退了回去，说上面有一个错别字，就是指那个“谕”字，如果不改正错别字，我就不看信。
邓大人有些生气，他非常清楚义律的意图，但是自己却不敢破坏规矩。他也没再理义律，直接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去查查这两艘军舰来华的目的。
关将军也不含糊，直接扣押了一艘英国商船，派兵搜查，声称是检查有没有马他仑的老婆，理由是天朝不准夷妇入境。其实真正的目的是逼问英国商人，这两艘军舰来华的目的。当时大清的海关有很多规矩，这些规矩其实就是条例和法令。海关规定洋人可以来华经商，但是妇女不准来广州，只准住在澳门。理由有很多，比如夷妇有伤风化。以前洋婆子来广州，曾经惹得全城的男人都不安宁，再有就是，如果老婆不在广州，这些洋人也就无心待在广州了，毕竟男人嘛，都是有需求的。
大清的官员在执法时，对其他政策经常通融，但对这一条禁令却是贯彻始终。曾经有三个夷妇偷偷跑来跟丈夫幽会，广州政府如临大敌，彻底中断了对外贸易，所以夷妇偷渡那是很严重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