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杨度的一首诗谈起
杨友琪
在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他录用了杨度给他的一首诗，摘抄如下：
晳子复赠余一诗云：
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慄慄惟兹惧。
忆吾新会子，凤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
襄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
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
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
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
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
诗末复滕以小札云：
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数次所面论者。因时取旧书温阅，思有所编述。乃每一开卷，责人之心顿减，责己之念顿增。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此必非口舌论说之功所能比较者。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返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
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辄以其意成诗一首。知足下亦无取乎便妄，故自附于直谅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诲迪，特录以奉呈。
诗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纪实，著其离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贵苟同也。而又必称师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当出。足下担任一世之教化者，尚以予言为信乎？若能俯赐酬答，而无辜我嘤鸣，是所幸也。
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这一首诗是什么时间写成的？
从梁启超的“后记”中可以推断出来，大约是离开万木草堂后的十年，也就是在一九〇五年流亡日本的时期。一九〇五年是多事的一年，也是丰富多彩的一年。
第一句：“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当年杨度还是三十岁年纪的年轻人，为何能有这样“老气”的感慨？
杨度曾于一九〇二年由湖南去日本东京第一次留学，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以自费生入弘文书院，当时同学的有黄兴、胡汉民、杨守仁等。当时这第一次留学日本主要为了考察日本的教育，并与黄兴、杨守仁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月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论文。例如，为日本大教育家伊泽修二所著《日本学制大纲》一书写“后序”，与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研讨女子教育的纪要《华族女学校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其中一篇《支那教育问题》就刊发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并与其所在的弘文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开展了有名的“中日教育大辩论”。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杨度在日本的教育界和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又将《游学译编》和《支那教育问题》的单行本分送国内上层亲友，因而到他半年期满回国时，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知名度。
一九〇三年按慈禧太后的旨令开经济特科全国考试，杨度被四川总督锡良保荐一说是由太常寺卿陈兆文保荐，取得参试资格。此次考试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于保和殿由皇帝亲临御试，最后杨度以一等第二名录取，第一名为广东梁士诒。一试录取公布后，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一状：“梁士诒乃‘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指梁启超也；“康尾”者指康有为字祖诒也。至于杨度又是戊戌变法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且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的《支那教育问题》中谈及满族压制支那，有反满倾向。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彻查，杨度只得再一次流亡日本。
这一次到日本后进入东京法政大学，由于他这时名声更大，又好交友，他的寓所几乎成了“湖南会馆”，湖南在东京的留学生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刘揆一、杨笃生等是经常的座上客。一九〇四年春杨度与蔡锷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评议员，十月他又被推举为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请愿活动。
一九〇五年七月，革命领袖孙中山自欧洲经过东南亚抵达日本，希望能在日本物色人才，为成立同盟会作准备。他当然知道杨度在八千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专门前往杨度的富士见町寓所动员杨度加入革命派，于是发生了有名的“三天大辩论”。两个人围绕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畅谈古今中外三天三夜，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孙中山年谱》中记载道：
先生认为：“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
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他引英日两国皆以君主立宪而强为例，“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尚待有为者出而问世，施行君主立宪，则事半功倍”。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櫜鞬随公，窃愧未能”。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总比维持现状好。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从此二人结下友谊，后来果然在孙中山北阀时杨度在北方帮助孙中山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是后话了。一九〇五年九月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干事改选，杨度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理解了当时的背景之后，我们回过来再来了解这首诗本身的含义，就明白“名高实难副”的意思。这是杨度的一首十分特殊的诗。因为杨度从来就恃才傲物，又加上典型的湖南“犟驴子”脾气，极少自我批评。甚至到袁世凯“登极”失败，他本人遭到通缉，也从未公开自我批评过。而在这首诗的一开始就“返躬自省”“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慄慄惟兹惧。”
之所以能如此，对于当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而言，有以下原因：一是在“而立”之年，感到自己生于乱世，旅于海外，“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由衷感到自己的孤独；二来他环顾在日本的朋友中最可钦佩的人，当属梁启超。对别人可以不服气，但对梁启超是应该放低姿态的。
下面一句是赞扬梁启超的话：
忆吾新会子，凤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
梁启超一八七三年生于广东新会的新会子，比杨度大两岁，是一个“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的神童，十二岁考上秀才，十七岁“中举”皆为虚岁。按清朝的考试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名曰小考，以县为单位，考试通过为“秀才”；第二级名曰乡试，以省为单位，考中为“举人”；最高级名曰“会试”，是全国合在一起的全国统一考试，凡通过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通常最后决定要由皇帝亲自面试。这三级中最关键的是乡试，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中了“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另一方面，一旦有了“举人”资格，就进入了上层士绅阶层。梁启超在广东参加乡试时被从北京派来主考的礼部尚书李端棻看中，并将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他为妻，成为当时传遍学界的一段“嘉誉”。
梁启超中举后一年，深感自己的训诂辞章“旧学”不足以救天下，一八九〇年前往南海拜康有为为师，学习“新学”，成为康有为的第一大弟子。从此就与康有为一起在广州“万木草堂”研究新学，并为戊戌变法的政治改革作培训干部准备。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国大败，使得中国上下的朝野震动，兴起了政治改革的热潮。梁启超深感“……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
一八九五年二十三岁的梁启超与大他十五岁的老师康有为一同入京参加会试，正值中日和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传来，一时群情激愤。在他们二人领导发起下，同来北京参加会试的三千举人举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由康梁师徒二人带上连夜写成上书皇帝的“万言书”，率领十八省举人前往“都察院”请愿，要求改革维新。这一次“传嘉誉”使得梁启超成为全国知晓的人物，并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开创了一定的舆论准备，以至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强学会”。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进一步为变法维新造舆论。这份报纸很快成为当时有为青年争先恐后的必读之报，甚至也是高层改革派官僚的桌上常见的读物。
到了一八九七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与革新派谭嗣同、熊希龄等，为了引进新学，培育湖南青年走向革新道路，在长沙成立“时务学堂”，并从广东省特聘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为主讲席。梁启超欣然受聘，以此为基地培育变法革新的人才和舆论。当年的长沙时务学堂真可谓人才济济，有蔡锷、齐白石、林圭、李炳寰、唐才质等，有的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有的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骨干。
一八九八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和谭嗣同、林旭、杨锐、康广仁、刘光第、杨深秀等“六君子”在北京发动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有几十人被捕，为首的“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梁启超潜逃到日本。此时的梁启超已不仅是鼓吹变法维新的一介书生，而是从生死线上滚过来的感动了一代国人的志士。这才有杨度所说的：“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下来四句是回忆检讨过去和梁启超初次在湖南见面的情景和今天自己的认识。
襄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
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
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
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辩论，至今有不同的解释。那是一八九八年杨度中举人后在王闿运门下学了三年，正踌躇满志，准备从湘潭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会试之际。听说长沙时务学堂请来了一位广东青年才俊梁启超担任主教习，甚为不服气，有心挑战这位“主教习”。于是趁去北京路过长沙之便，专门前往时务学堂拜访。因为时务学堂章程规定，先让学生学《孟子》，继读《公羊春秋》，以合公法的规定。杨度所以选择以《公羊春秋》为题目，展开辩论。当时杨度在《日记》中认为自己取得压倒性胜利，甚至认为以梁启超这样的“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这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接触“新学”，还固守老师王闿运那一套“旧学”。到日本后，经过留学的洗礼，认识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时杨度自己的解释是：“诗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纪实，著其离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贵苟同也。而又必称师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当出。”因为两人各执“师说”：康有为推崇墨子，而王闿运推崇杨朱，所以才有了分歧。从而可以看出，时隔七年之后，杨度的认识有多大的变化。
但后人有以为这次辩论实质上是两个人思想状态有巨大差别的结果：梁启超、康有为是热衷于西学的人物，梁启超当时已经成为享誉全国的维新变法，介绍西学的代表人物；王闿运则一贯排斥西学，是保守派学者的代表人物。杨度虽然并非完全符合老师的所有观念，但当时从思维、师友、社会网络方面，基本上还没有走出老师的圈子。所以这本质上是一场“旧学”（即中学）与“新学”（即西学）之争（蔡礼强）。另一些人则认为：将其简单归结为“新党”“旧党”政治层面之争过于肤浅，这其实是湖湘学派（王闿运为代表）与岭南学派（康梁为代表）文化冲突的表现，虽然双方主要依赖的是同样的思想资源，但却是不同的方面（杨念群）。最后一段才是全诗要说的中心意思：
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
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
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
这里“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指的是当时的形势和忧国忧民的心情。面临这样的形势，杨度提出要从“教化”入手，“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此必非口舌论说之功所能比较者。”而这“二三君子”的首选当是梁启超，他认为梁乃“担任一世之教化者”，是最适合担此重任的人物。
而要担当这种任务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对自己有一个崇高的要求，即“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这种要求并不是要得到多么高的“功名”，或者用现代的时髦话，要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素养和清白。所以他深感“乃每一开卷，责人之心顿减，责己之念顿增。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
他认为那种追名逐利者都是干不了大事的“小人”，即“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要学习提高自己，就不能为眼前的利益功名所左右，“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返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
最后，在阐明自己的道德修养之道后，杨度认为：“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所以提出：“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梁启超收到杨度这封真挚恳切的信后，深为感动，觉得似乎一股清新之风吹到日本神户须磨自己书斋。回想自己十年前在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门下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意气风发，挥斥方遒。而如今流落异国他乡，形影孤独，深有“异乡逢知己”之感：“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这里提到的复生、铁樵即谭嗣同（字复生）和吴樵（字铁樵），均是当年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好朋友。也就是说，自从离开了广州万木草堂，当年维新派的许多志士去世以后，已经很少听到这样激励的话了。在这样“风尘混混”中能获得杨度这样一个良友，一天恨不得抚摸这封珍贵来信十二回，来体会其中的感情。这首诗和信，以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的后记，见证了二人深厚的友谊。以此为基础，遂演绎出后来十年中国历史上的君主立宪的分分合合。
）第二节 梁启超与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