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系统的边界难以确定。简单系统（如我身边的台灯，甚至打印机）的构造和原理，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对环境的要求，都很容易确定。一旦出了问题，也很容易找到症结所在（灯泡坏了，断电了，油墨没了，等等）。复杂系统的问题则很难一目了然，因为系统的边界不清，问题可能有多种头绪，而你很难判断你找到的头绪就一定是对的。这使我们很容易成为事后诸葛亮，事后看来理所当然，其实下棋时未必成竹在胸。一下子进入问题的本质，是需要相当功力的。围棋中顶尖高手，如聂卫平、俞斌，对围棋中如何作有效判断都表达过不同程度的困惑。所以你常常听到职业高手说，计算不是问题，而判断不同结果的优劣才是问题。
●可能产生新质。当一个系统内部有复杂互动关系时，就可能产生出新的系统质，这些特质无法还原为构成系统的哪个组成要素。人类的意识、语言、想象创造工具的能力，都是人类大脑进化中出现的新质。物理现象中很多能量都是复杂结构产生的新质，如电流、电磁场等等，围棋作为复杂系统所浮现的新质，最明显地体现在围棋中的“虚实”之分，如果说“实”是系统内部可分析还原的、可分解的部分的话，“虚”的东西就是浮现的系统质，是无法作分解和还原的，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把握。
归根到底，“复杂系统”是人类的语言，是对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要描述的对象对于人的认知水平具有挑战性。客观意义上，围棋从结构或功能角度对人类智力都构成挑战；主观意义上讲，对手是一个同样具有智力，同样能够学习和应变的人，则构成另一个层次上的挑战。如果说围棋是一个“复杂系统”，下围棋的大脑又是一个试图驾驭“复杂系统”的“复杂系统”。围棋棋手个体是一个具有自我表现调适能力的复杂系统（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改变自己，有成长的潜能），棋手如何学习，如何应付围棋的各种复杂局面，其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是什么，其能力和限度又怎样，这些是围棋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棋手作为一个群体构成的棋手“共同体”又可以看成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社会认知系统”，它的动态变迁史，涉及社会组织学、文化社会学问题（如职业化过程，制度的建立，互相交流的机制，资讯的发展，文化传统和积淀，等等）。本书中，我更多地侧重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围棋的认知及其发展。
如何驾驭围棋这样一个复杂系统，是围棋心理学的着重点。如果有一种智力叫围棋智力的话，它必须在追求利益目标时能够实现四种基本功能：控制、协调、平衡、灵活。这是由围棋这个复杂多变，难以驾驭的对象特点决定的。目前电脑围棋无法与人匹敌是因为这四项功能它没有一项是强项。围棋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这四种功能。这个问题涉及人本身的复杂性问题，涉及个体或人类理性的极限问题。我们知道，即使是顶尖高手如吴清源、李昌镐在他们的鼎盛时期，也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同时，我们又看到，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又不断进入事物的本质，向理性的深度迈进。在这些问题上，围棋心理学可以对一般心理学做出贡献，通过围棋这一凝聚人类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广泛内涵的智力游戏，对人类本身应付复杂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加深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围棋心理学的前景是无可限量的。
）第二节 “以有限求无限”：围棋的“技”、“艺”、“道”
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至也。 ——施定庵
所有富有意义的，深远的改变始于想象，并逐渐成为现实。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爱因斯坦最近荷兰一位电脑专家声称编出了一个5%×5的围棋电脑程序，执黑走在三·3后，必赢12点（即白棋无论怎样走不赢）。这就如同一个数学问题有解（对围棋是否可以作数学化的解决、处理，西方和东方数学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参见《文化篇》，这里暂且不表）。但是，美国一位数学专家挑战说，即使2%×2%的再简单不过的局面，也未必有解。如果以361的阶乘来计算围棋的所有可能变化，对人的认知能力来说，可以说是有限对无限的问题。那么，人的“有限理性”是如何把握这个无限的、难以预测的世界的呢？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按照围棋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求道派、艺术派、实践派。
一、“求道”的理念
藤泽秀行2004年秋访问中国时一再谈到，自己还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围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能回答吗？藤泽先生一贯的态度既肯定又谦卑：他只了解六七分。有趣的是，当记者将藤泽先生关于围棋哲学的话传达给李昌镐时，这位当今围棋第一人怀疑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李昌镐的意见概括如下：首先，当我们说围棋是100而我们只懂了六七分，我们已经虚设了100这个前提。其次，围棋哲学说到底，是如何赢棋的哲学，也就是说是实践学说，而不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
大凡在某一领域有杰出作为者，都有某种强烈的哲学自省意识，即追根究底地探索自己所毕生奉献的领域的本质。藤泽先生毕生追求有创意的下法，不满足于成规，不人云亦云，是基于一个基本信念，即使棋盘尚有无数种可能性，也应该有“只此一手”的信念，即只有一步棋是最好的。这是一种求道者的心迹，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求道派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棋理的执著探寻上。日本棋手对布局的出色研究，体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一步棋的相对价值（较其他选择而言）和绝对价值（就其本身功能而言）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透彻的理解和说明的。日本的多日制赛制也为求道派的追求完美境界的理念提供了客观条件。棋手对棋谱的研究，对局部变化的深入探讨，不断产生一些新的下法，证明围棋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有些棋的得失评价可以找到一些公认的尺度。武宫正树为一步简单的棋考虑长达五个多小时，引起媒体轰动效应，被传为佳话，其文化底蕴是对求道乃至殉道的推崇。
但是，求道派的信念背后也隐含了某种绝对论和决定论的思想，即不能容忍含混、相对和或然。在这点上，求道派与爱因斯坦的信念有相似之处。当海森堡提出我们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和运动速度这一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时，爱因斯坦很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我永远不会相信上帝会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宇宙的运行”言下之意，物质世界是一个被决定了的世界；事物的因与果是一一对应的；只要给定初始条件和运行规则，对大至宇宙变迁小至基本粒子的运动，是可以预测的。相反，从早期量子力学到后来的“黑洞”理论，都对传统的决定论予以否定。无论是黑格尔的基于抽象演绎的哲学理念，还是牛顿、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现代科学主义信仰，抑或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设上的经典经济学理论，都受到怀疑论的挑战。
围棋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无穷变化和不确定性。棋盘看起来似乎很有限，然而围棋的变化，如果看作361（19×19）的阶乘，即使拿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来算，千年万年依然无法穷尽。当然，人的智力体现在辨别和选择能力上。而围棋的复杂性即在于“选择的过剩”。一盘棋从无到有，是一个不断运动、嬗变的过程，已经落在棋盘上的子并没有固定的资质，其价值和功能随形势不断在变化，今后的发展往往是多种可能并存，没有哪一种具有必然性。这意味着很难有绝对“正确”的一手。用混沌学中的经典例子来说明，有时，微乎其微的震荡如蝴蝶的翅膀扇动，在适当条件下会产生巨大影响，如形成飓风效应。但在其他条件下，它的作用又可以忽略不记。同理，一手棋的效果也因为其他的变数而具有不可重复性。一步棋的好坏常常是事后“追认”的。棋手通过“手割”可以追溯到以前的“问题手”，但是当事态尚未展开时，无从判断它是埋下了祸根还是奠定了胜机。这就如同历史，我们无法完全“预测”（predict）未来。虽然前瞻性地预测各种可能的变化具有减少失误、优化选择的功效，但对于未确定的未来，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没有历史的距离，我们无从判断许多决策的长期效果。我们只可能依靠事后之明（hindsight）重建历史的因果过程（英语中有postdiction的说法）。因此，不少顶尖高手也常常有选择上的困惑，也就不足以为怪了。聂卫平甚至称围棋像个“鬼”，对它越了解就越不了解。藤泽称对围棋知道六七分的说法，反映了围棋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道出了求道派的悲剧意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追寻确定性。
二、“道可道，非常道”
于是，就有了艺术派。与求道派的分析、推断、验证、评价的理性决策模式相对，艺术与想象、直觉、激情、形式感、表现欲相联系。
西语中的“艺术”（art）可以指纯艺术（fine%arts），也可指“手艺”或“技能”，把围棋称为“艺术”，既有“技能”之意，但更是指对围棋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正如视觉艺术具有直观性，棋盘上的黑白空间世界是可以用感性来把握的。依靠整体动态的直观把握直接参悟围棋的真髓，是艺术派的特点。艺术地把握世界可谓中国文化的精粹。
施定庵把棋艺的发展看作从“得形”，经“得意”，到“会神”的过程，即最终与围棋融为一体。如果围棋有虚实之分的话，艺术派看重的是“虚”的一面。如庖丁解牛，一个修成正果的棋手能凭感觉得心应手地切入棋的关节，游刃有余。艺术与技术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灵活性，不受刻板教条的制约，随机应变，恰到好处。科学把握的是一般规律，技术是固定的、可重复的，适用于特定场合，而艺术永远是个别的、创造性的、不可重复的。
如果我们把木谷实看成是求道派的代表，对每步棋的优劣都要进行反复计算、验证和比较，吴清源可以说是艺术派的代表，更加相信感觉的力量。针对有些棋手过多陷入繁复计算，吴清源认为，即使我们把今后的各种变化算清了，仍然有判断选择的问题（见《天外有天》）。吴清源说：“我一开始就认定了：人非圣贤，无论怎样计算都算不尽，记不清”，而且太着眼于局部计算，容易忽略大局。
吴清源显然认为对问题的直觉把握常常有计算分析难以达到的敏锐和透彻。用现在心理学的联结论观点（connectionism）来说，许多有关参数在意识阈下已经得到了统筹考虑。过多分析计算有时反而麻木了感觉的敏锐性。这似乎应了老子的说教：道可道，非常道（维特根斯坦对某些现象也作过类似表述）。静态分析何以把握动态的宇宙？“道”只能在参与中体悟，而无法用语言解析。这就将认识论彻底艺术化了。
艺术派的根据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美的形态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大竹英雄的围棋美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的：好看的、下得流畅的棋，自然是效率高、合理的；相反，难看的棋（如愚形），下得勉强的棋，必然有很多浪费或违背棋理的地方。这种美的合规律性在其他领域也有见证。当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选修陈省身教授的微分几何，感叹“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逻辑及优美这些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生物遗传学的重大突破—DNA 结构（双螺旋体）的发现—也印证了美的合规律性。
艺术派围棋的合目的性则体现在吴清源在《二十一世纪的围棋》里提出的均衡理论中。均衡，体现的不仅是棋理，也是行为法则。施定庵在《弈理指归》说：“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致也”。施定庵的“会神”有追求的天人合一（感应）的含义。“天人感应”的一个前提是排除世俗杂念贪欲、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浮躁之气等等），追求出神入化，当行当止，心与物游的境界。于是“无心”、“无我”、“平常心”这些佛语也成为许多棋手的座右铭。
但是，在当今以胜负论英雄的棋界，艺术派的命运可谓岌岌可危。纯粹的艺术派棋手已经基本绝迹了。藤泽先生对武宫正树的棋赞不绝口，但事实是，在趋向务实的胜负世界里，艺术派的高蹈，除了为文人雅士留下一些谈资，已经不再有昔日辉煌了。再难看的棋，看清了，只要有利，照样可下。
三、摧枯拉朽的“韩流”
求道派与艺术派都追求围棋的胜负之道，区别只在于把握方式不同。与求道派和艺术派相比，当今的棋手可以说都是以胜负为本。无论黑道、白道，黑猫、白猫，胜者为王。所以李昌镐说围棋哲学就是取胜的哲学，说得很实在。与艺术派注重均衡、棋形、节奏、“未来性”这些“虚”的东西相比，常昊认为李昌镐最早意识到后半盘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围棋最终赢在将“势”转化为“地”的功力上。
李昌镐的棋朴实无华，没有藤泽的华丽和奔放。不求石破天惊，但求滴水不漏。赞赏李昌镐的称他是大智若愚、浑然无我。不以为然者称他的棋缺少看点。作家陈村更是戏称李昌镐的棋“没心没肺”。
但所有人都承认至今能够撼动这具“石佛”的人还不多。
韩国新锐的强悍草莽所卷起的一股强劲的“韩流”，让日本和中国的“学院派”大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感慨。韩国围棋，并没有像吴清源先生希望的那样发展，反而更加是兵刃相见，常常杀得昏天黑地，瞬息间沧海桑田。日本围棋的精神是追求确定性、有序性，不轻易出击，尽量控制棋局中的变数，韩国围棋（包括中国的古力等）的特点是恰好相反，追求酣畅淋漓的对攻，增加棋局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动荡不定中把握制胜的战机。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棋，越需要胆识和勇气。韩国新锐都有极强的胜负意识，同时，他们又是属于极其顽强，敢于在悬崖上作搏斗的一类。“韩流”的冲击使我们意识到围棋的人的属性：围棋的竞技，不仅是斗智，而且是斗勇。它是分析力、创造力、意志力、气势、自我控制能力、身体状况等的全面较量。由此看来，无论是“只此一手”的理念，还是“心与物游”的无我之境，都不是唯一的求道方式。存在先于本质。当今韩国棋手的强悍草莽背后，有一种比日本围棋更为积极进取，更为张扬自我，超乎功利的精神。大开大合的棋，其力量和气魄本身是令人赞叹的，可谓是一种浪漫主义回归。其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气度，证明围棋之博大，能容纳不同的棋风，不同的“棋道”：棋手注定是自由的。
四、“世上本没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