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记述的，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中颇为突出，每当忆及此事，常常使我感到快慰。这件事若略过不写，那我织就的这张网中，就有一根线头没有结好。
我在名利两方面都有了进展，我的天伦之乐也十分美满，我结婚后已经过了十个幸福的年头了。一个春天的晚上，爱格妮斯和我正坐在我们伦敦家中的壁炉旁，我们的三个孩子也正在室内玩耍，这时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位陌生的客人求见。
“让他来这儿吧！”我说。
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身板硬朗、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在昏暗的门道里停了一下。小爱格妮斯受了他的相貌的吸引，跑出去把他领了进来。还没等我看清他的面目，我的妻子便一跃而起，用兴奋激动的声音朝我喊道：“原来是佩格蒂先生啊！”
果然是佩格蒂先生。他现在是个老人了，不过这是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身强力壮的老人。刚一见面的激动过去之后，他在壁炉前坐了下来，孩子们偎依在他的膝头，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上去，觉得他仍跟从前一样是个精力充沛、体格壮健，而且可说相貌颇为英俊的老人。
“大卫少爷，”他说，他用旧日的声音和旧日的称呼叫我，我听起来是那么自然、顺耳！“大卫少爷，我又见到你，见到你和你贤惠的太太在一块儿，这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
“的确是个大喜的日子，我的老朋友！”我大声说。
“还有这些可爱的小宝贝，”佩格蒂先生说，“瞧这些小花朵儿！嗨，大卫少爷，我头一回看到你那会儿，你也只有这些小乖乖中最小的那个高呢！那时候艾米莉也不见得高多少，我们那个可怜的小子，也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呢！”
“从那时以来，时光带给我的变化，可比带给你的大多了，”我说，“不过，还是先让这几个可爱的小淘气上床睡觉去吧。既然你回到英国，就该住在这儿；告诉我，上哪儿取你的行李（我真想知道，跟他走了那么远路的那个黑提包，是不是还在其中），我好派人去取，然后来一杯亚茅斯掺水烈酒，让我们坐下来畅叙一番离别十年的情况！”
“就你一个人来吗？”爱格妮斯问道。
“是的，太太，”他吻了吻她的手，说，“就我一个人。”
我和爱格妮斯让他坐在我们两人之间，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出对他的热烈欢迎。我又听到了昔日他那熟悉的话音，在我的想象中，我觉得他好像仍在长途跋涉，寻找他那心爱的外甥女儿。
“现在，”我说，“把你们这些年来的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吧。”
“我们的情况，大卫少爷，”他回答说，“一会儿工夫就能讲完。我们没有碰上什么麻烦事，过得很顺当。我们一直过得很顺当。该怎么干活，我们就怎么干活。刚开始时，也许日子过得苦一点，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还是挺顺当的。不管是养羊，还是养别的家畜，反正不管干什么，我们干得要多好有多好。老天爷好像一直给我们降福似的，”说到这儿，他虔诚地低下头，“我们的日子一直很兴旺，这是从长远来看。要是昨天还不旺，那今天一准兴旺。要是今天还不兴旺，那明天一准兴旺。”
“艾米莉怎么样？”我和爱格妮斯两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艾米莉，”他说，“你跟她分手以后，太太——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丛林里安下家来后，她每天晚上在帆布幔子另一边祈祷时，我没有一次不听到她为你祈祷的——那天太阳下山时，她和我都看不见大卫少爷了，起初她一直没精打采的，幸亏大卫少爷心肠好，想得周到，对我们瞒着那件事，要不，我看她真要垮了。当时，同船人当中，有些生了病的穷苦人，没人看护，她就去看护他们；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不少孩子，她也忙着照顾他们；她就这样整天忙着，一路做着好事，这帮了她，对她大有好处。”
“她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听到那件事的？”我问道。
“我听说那件事以后，一直对她瞒着，”佩格蒂先生说，“差不多瞒了有一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很偏僻，但是周围有着各种好看的树木，墙上直到房顶上，都爬满了蔷薇花。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来了个过路人，是打我们英国的诺福克或萨福克来的（到底是哪儿我记不清了）。见到他，当然就把他让到家里，请他吃喝，热情地招待他。我们殖民地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他带了份旧报纸，还有别的一些印出来的讲到那场风暴的文章。艾米莉就是这样知道的。待我晚上回家时，我发现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放低了，我十分熟悉的昔日那种庄严神色，又布满他的脸。
“她知道这消息后变化大吗？”我们问道。
“唉，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变得很厉害，”他摇着头回答说，“只能说直到这阵子才好一些。”
“她改变得大吗？”我问道。
“我说不上来。我天天见到她，看不出个什么。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她的模样儿大大地改变了。细细的身子，”佩格蒂先生望着火炉说，“看起来有点瘦弱；一对蓝眼睛很温柔，可是悲戚戚的；脸蛋儿挺清秀的；一个好看的小脑袋，老爱低着；说话慢声细气，举动文文静静——总是一副害羞的样子。这就是艾米莉！”
他坐在那儿，依旧望着火炉，我们则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有的人认为，”他说道，“她以前爱错了人；有的人认为，她结过婚死了男人；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本来有好多回都可以结婚，可是她对我说：‘舅舅，那种事永远不会有了。’跟我在一起时，她总是高高兴兴的；有外人在场，她就避开；她老爱跑很远的路去教一个小孩，或者照顾一个病人，或者帮助一个年轻女孩准备婚礼；她帮过许多女孩准备婚礼，可是自己一次都没去参加；对她这个舅舅，她真是疼爱极了；再说她还很有耐性；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没有一个有困难不找她帮忙的。这就是艾米莉！”
他伸手抹了一把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目光离开炉火，抬起了头。
“玛莎还跟你们在一起吗？”我问道。
“玛莎，”他回答说，“第二年就结婚啦，大卫少爷。”
“葛米治太太呢？”我试着问道。
“我得为她这个大好人说上几句，”当我们笑得实在筋疲力尽时，他抹了一把脸，接着说，“她完全做到了她临出国前对我说的话，而且超过了她说的。像她这样心甘情愿、忠实可靠、真心诚意、埋头苦干的女人，大卫少爷，是天底下从来不曾有过的。我再也没有听她抱怨说自己孤苦伶仃，一会儿也没有，即使在前面的是一片人生地不熟的殖民地，她也没有说过。而且我敢向你们保证，打从离开英格兰以来，她再也没念叨起她那死去的老头子！”
“哦，还有最后的一位，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位，就是米考伯先生，”我说道，“他在这儿欠的债全都还清了——就连以特雷德尔名义开的期票欠款也还清了。你还记得那期票的事吧，我亲爱的爱格妮斯——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干得不错。最近有他的消息吗？”
佩格蒂先生笑眯眯地把手伸进胸兜，掏出一个折得平平整整的纸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张样子特别的报纸。
“你得知道，大卫少爷，”他说，“由于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这会儿我们已经离开丛林，搬到米德尔贝港附近，那是个我们把它叫作市镇的地方。”
“米考伯先生原先也住在你们附近的丛林里吗？”我问道。
“哦，是的，”佩格蒂先生说，“而且一心一意地干活。我从没见过一个有文化的人，能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干活的。我见过他那秃脑袋在太阳底下晒得直冒油汗，大卫少爷，我真担心他的脑袋会晒化了。现在他是个地方治安官了。”
“地方治安官，呃？”我说。
佩格蒂先生指了指报纸上的一篇短讯，那报纸名叫《米德尔贝港时报》。
短讯中还提到了梅尔博士的名字，我发现他就是从前那位穷困潦倒的梅尔先生，曾给我那位米德尔塞克斯的治安官当过助理教员，现在居然有了这样好的境遇，我真为他高兴。就在这时，佩格蒂先生又指着报纸上的另一处地方要我看，我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读道：
致著名作家
大卫·科波菲尔先生
亲爱的老友阁下：
自有幸得以亲瞻仪容，迄今已历有多年。而今文明世界之大众皆已仰慕阁下，阁下之名亦家喻户晓矣。
亲爱之老友阁下，吾虽与吾少年之友伴暌违两地，不得朝夕相见（由于吾无法制御之情势），然吾对其之翱翔腾达，从未忘怀也。纵使如彭斯所云：
虽怒海狂涛两相阻隔
但对其胪列吾辈面前之才智盛筵，吾仍得以分享之也。
是故，亲爱之老友阁下，值此吾辈共同钦敬之人离此返国之际，吾不揣冒昧，愿假此良机，为吾个人，亦为米德尔贝港全体居民，公开申谢阁下赐予吾辈之厚惠。
勇往直前，亲爱之老友阁下！阁下在此，既非名望无闻，亦非赏识无人。吾辈虽“远在异域”，并非“断绝亲朋”，亦非“忧郁悲愁”，更非“举步维艰”。勇往直前，亲爱之老友阁下，鹰扬万里有望也！米德尔贝港居民，极愿怀欣喜、欢快、受教之情仰望阁下！
于地球此一部分仰望阁下之睽睽众目中，将永远有目一双，只要其尚未失明；
此目
乃属于
治安官
威尔金斯·米考伯也。
我把报上其余的内容也匆匆浏览了一下，发现米考伯先生原来是该报一位极为勤勉、备受重视的通讯员。在同一份报纸上，还刊有他的另一封信，讲的是一座桥梁的问题；还有一则广告说，他所写的同一类型的书信集，将于近期再版，装帧精美，“篇幅较前大增”云云；同时，要是我没有完全猜错，报上那篇社论，也是他的手笔。
在佩格蒂先生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日子里，还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谈到了米考伯先生的很多事。佩格蒂先生在英国整个逗留期间，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大约没有超过一个月——他妹妹和我姨婆，都曾来伦敦看过他。他坐船回去时，我和爱格妮斯都到船上给他送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再给他送行的机会了。
在他临走之前，他曾和我一起去了一趟亚茅斯，去看了我在教堂墓地里给汉姆坟前立的那块小小的墓碑。在我应他的请求，为他抄写那简朴的墓志铭时，我看到了他俯下身子，从坟头上拔了一束草，掬了一把土。
“带给艾米莉的，”他说，一面把草和土揣进怀里，“我答应过她的，大卫少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