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中所描的，是五四前后到最近革命十余年间中流社会知识阶级思想行动变迁的径路，其中重要的有革命的倪焕之、王乐山，有土豪劣绅的蒋士镳，有不管闲事的金树伯，有怯弱的空想家蒋冰如，女性则有小姐太太式的金佩璋与崭新的密司殷。作者叫这许多人来在舞台上扮演十余年来的世态人情，复于其旁放射各时期特有的彩光，于其背后悬上各时期特有的背景，于是十余年来中国的教育界的状况，乡村都会的情形，家庭的风波，革命前后的动摇，遂如实在纸上现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跃有生气。使我们读了但觉得其中的人物都是旧识者，或竟是自己；其中的行动言语都是会闻到见到过的，或竟是自己的行动言语。
评价一篇小说，不该因了题材来定区别。因《倪焕之》中写教育的事，说它是教育小说，原不妥当。至于因主人公倪焕之的革命见解不彻底，就说这小说无价值，更不妥当。作家所描写的是事实，责任但在表现的确否。事实如此，有什么话可说呢？作者似深知道了这些，在《倪焕之》中，通常的所谓事实的有价值与无价值，不会歧视，至少在笔端是不分高下的。试看，他描写乡村间的灯会的情况，用力不亚于描写南京路上的惨案，和革命当时的盛况。倪焕之虽取着革命的题材，而不流于浅薄的宣传的作物者，其故在此。
只要与作者相识的，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中心热烈而表面冷静默然寡言笑的人吧。中心热烈，表面冷静，这貌似矛盾的二性格是文艺创作上重要素地，因为要热烈才会有创作的动因，要冷静才能看得清一切。《倪焕之》的成功，大半是作者性格使然，就是这性格的流露。“文如其人”，这句话原是对的。
关于《倪焕之》，茅盾君曾写过长篇的评论，我的话也原可就此告结束了。不过，作者曾要求我指出作中的疵病，而且要求得很诚切。我为作者的虚心所动，于第一回阅读时，在文字上也曾不客气地贡献过一二小意见，作者皆欣然承诺，在改排时修改过了。此外，茅盾君所指摘的各节也是我所同感的。这回就重排的清样重读，觉得尚有可商量的地方，率性提了出来，供作者和读者的参考。
如前所说，文艺彻头彻尾是表现的事。所谓表现者，意思就是要具体地描写，一切抽象的叙述和疏说，是不但无益于表现而反足使表现的全体受害的。作者在作品中，随处有可令人佩服的描写，很收着表现的效果。随举数例来看：
焕之抢着铺叠被褥。被褥新浆洗，带着太阳光的甘味，嗅到时立刻想起为这些事辛劳的母亲，当晚一定要写封信给她。
在初明的昏黄的电灯光下，他们两个各自把着一个酒壶，谈了一阵，便端起酒杯呷一口。话题当然脱不了近局，攻战的情势，民众的向背，在叙述中间夹杂着议论地谈说着。随后焕之讲到了在这地方努力的人，感情渐趋兴奋；虽然声音并不高，却个个字挟着活跃的力，像平静的小溪涧中，喷溢着一股滚烫的沸泉。
前者写游子初到任地的光景，后者写革命军快到时党人与其旧友在酒楼上谈话的情形，都很具体地有生气。诸如此类的例一拾即是。读者可以随处自己发见这类有效果的描写。无论在作者的作品之中，无论在当代文坛上作品之中，《倪焕之》恐怕要推为描写力最旺盛的一篇了吧。但如果许我吹毛求疵的话，则有数处仍流于空泛的疏说的。例如写倪焕之感到幻灭了每日跑酒肆的时候：
这就皈依到酒的座下来。酒，欢快的人因了它更增欢快，寻常的人因了它得到消遣；而琐闷的人也可以因了它接近安慰与奋兴的道路。
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等于蛇足的东西，不十分会有表现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这章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几乎全是抽象的疏说，觉得于全体甚不调和。不知作者以为何如？
我的指摘只是我个人的僻见，即使作者和读者都承认，也只是表现的技巧上的小问题。至于《倪焕之》，是决不会因此减损其价值的。《倪焕之》实不愧茅盾君所称的“扛鼎”的工作。
致文学青年
××君：
承你认我为朋友，屡次以所写的诗与小说见示，这回又以终身职业的方向和我商量。我虽爱好文学，但自惭于文学毫无研究，对于你屡次寄来的写作，除于业务余暇披读，遇有意见时复你数行外，并不曾有什么贡献你过，你有时有信来，我也不能一一作复。可是这次却似乎非复你不可了。
你来书说：“此次暑假在××中学毕业后，拟不升学，专心研究文学，靠文学生活。”壮哉此志！但我以为你的预定的方针大有须商量的地方。如果许我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青年的空想，是所谓“一相情愿”的事。你怀抱着如此壮志，对于我这话也许会感到头上浇冷水似的不快吧，但你既认我为朋友，把终身方向和我商量，我不能违了自己的良心，把要说的话藏匿起来，别用恭维的口吻来向你敷衍，讨好一时。
你爱好文学，有志写作，这是好的。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纨绔子弟的学漂亮，打牌，抽烟，嫖妓等等的趣味要好得多，文学实不曾害了你。你说高中毕业后拟不再升大学，只要你毕业后，肯降身去就别的职业，而又有职业可就，我也赞成。现在的大学教育，本身空虚得很。学费，膳费，书籍费，恋爱费（这是我近来新从某大学生口中听到的名辞），等等耗费很大，不升大学，也就罢了，人这东西，本来不必一定要手执大学文凭的。爱好文学，有志写作，不升大学，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惟对于你的想靠文学生活的方针，却大大地不以为然。靠文学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卖字吃饭。（从来曾有人靠书法吃饭的叫做“卖大字”，现在卖文为活的人可以说是“卖小字”的。）卖字吃饭的职业（除钞胥外）古来未曾有过。因文字上有与众不同的技俩，因而得官或被任为幕府或清客之类的事例，原很多很多，但直接靠文学过活的职业家，在从前却难找出例子来。杜甫、李白不曾直接卖过诗，左思作赋，洛阳纸贵，当时洛阳的纸店老板也许得了好处，左思自己是半文不曾到手的。至于近代，似乎有靠文学吃饭的人了。可是按之实际，这样职业者极少极少，且最初都别有职业，生活资粮都靠职业维持，文学生活只是副业之一而已。这种人一壁从事职业，或在学校教书，或入书店、报馆为编辑人，一壁则钻研文学，翻译或写作。他们时常发表，等到在文学方面因了稿费或版税可以维持生活了，这才辞去职业，来专门从事文学。举例说罢，鲁迅氏最初教书，后来一壁教书一壁在教育部做事，数年前才脱去其他职务，他的创作，大半在教书与做事时成就的。周作人氏至今还在教书。再说外国，俄国高尔基经过各种劳苦的生涯，他做过制图所的徒弟，做过船上的仆欧，做过肩贩者，挑夫柴霍甫做过多年的医生，易卜生做过七年的药铺伙计，威尔斯以前是新闻记者。从青年就以文学家自命想挂起卖字招牌来维持生活的人，文学史中差不多找不出一个。
你爱好文学，我不反对。你想依文学为生活，在将来也许可能，你不妨以此为理想。至于现在就想不作别事，挂了卖字招牌，自认为职业的文人，我觉得很是危险。卖文是一种“商行为”，在这行为之下，文字就成了一种的商品。文字既是商品，当然也有牌子新老，货色优劣之别，也有市面景气与不景气之分。并且，文学的商品与别的商品性质又有不同，文字的成色原也有相当测度的标准，可是究不若其他商品的正确。文字的销路的好坏，多少还要看世人口胃的合否。如果有人和你订约，叫你写什么种类的东西，或翻译什么书，那是所谓定货，且不去管他。至于你自己写成的尔西，小说也好，诗也好，剧本也好，并非就能换得生活资料的。想以此为活，实在是靠不住的事。
你的写作，我已见过不少，就文字论原是很有希望的，但我不敢断定你将来一定能靠文学来生活自己，至少不敢保障你在中学毕业所就能靠卖字吃饭养家。最好的方法是暂时不要以文学专门者自居，别谋职业，一壁继续钻研文学，有所写作，则于自娱以外，不妨试行投稿。要把文学当作终身的事业，切勿轻率地以文学为终身的职业。鄙见如此，不知你以为何如？
其实何曾突然
日本在满洲经营已久，陆续投资至十五亿余元之多，当然是不肯白费心力的。此次对华出兵，日本报纸上已喧传得很久很久，而上海各报登载这消息却在沈阳的日军开炮以后。大家都说“日本突然占领我满洲”，其实何曾突然。
现在已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时代了，日本所要的是满洲的膏血，不是满洲的躯壳。日本吸去满洲的膏血已不少，还想多吸，独吸，故有此横暴行动。结果也许因了与别国的利益冲突，引起世界大战吧。
满洲事件，一方面是中国的大事，一方面是世界的大事。中国对于此次大事，除了“逆来顺受”、“政治手腕”、“和平抵抗”等等的所谓口号以外，不知最后准备着什么？我虽是中国人，殊难悬揣，即使悬揣了也不会有什么把握。问题的如何解决，要看世界方面的情形怎样了。但须声明，我的所谓世界方面的情形者，不是什么“公理”之类的东西，乃是着着实实的露骨的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
“中”与“无”
我在数年前，曾因了一时的感想，作过一篇题曰《误用的折中和并存》的文字（见《东方杂志》十九卷十号），对于国人凡事调和不求彻底的因袭的根性有所指摘，对于误解的“中”的观念有所攻击，但却未曾说及“中”字的正解。近来读书冥想所及，觉得“中”可与老子的“无”作关联的说明的。不揣浅陋，发为此文。
先把我的结论来说了吧：“中”与“无”是同义而异名的东西，是一物的两面。“中”就是“无”，“无”就是“中”。
“中”字在我国典籍上最初见于《易》的“时中”。《论语》有“允执其中”，说是尧舜禹相传的话，可是《尚书》里却不见有此。《洪范》说“极”而不说“中”，“极”义似“中”。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几句，似乎亦就是“中”字的解释。把“中”字说得最丁宁反复者，不用说要推子思的《中庸》了。
尧舜禹的是否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洪范》的真伪，以及《中庸》的是否为子思所作，老子的所谓“无”是否印度思想，这样烦琐的考证学上的议论，这里预备一概不管。姑承认“中”与“无”是中国古代的两种的思想，如果不承认，那么说世界上曾有过这两种思想也可以。因为我所要说的只是这两种思想的异同，并不想涉及其史的关系。并且“中”的观念也不是中国独有的。
事实上，“中”字在佛教的典籍里比儒书用得更多。我们只要略翻佛乘，就随处可见到“中”字。天台宗的所谓“空”“假”“中”三谛，法相于教相判释上以中道为最后之佛说，所谓第三时教，就是中道，都用着“中”字。至于龙树的《中论》，那是专论“中”字的书了。“中”是甚么？世人往往以妥协调和为“中”，这大错特错。“中”决不是打对折的意思，决不是微温的态度，决不是任何数目、程度或方向的中央部分。“中”的观念，非把它作为一元的，非把它提高到绝对的地位，竟是无法解释的东西。
“中”是具否定的性质的，“未”“不”“空”等都与“中”相近似。“中”的解释，至少要乞灵于这类的否定辞。换句话说，“中”就是“无”。以下试就典籍来略加论证。
先就《中庸》说，《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所谓“未”，已是否定的了。朱子把“中”解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和《洪范》的“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几乎是同样的话，也都用着否定辞。孔子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赞之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又《中庸》用“诚”字来说明“中”字，而同时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试看，“中”字与否定辞的关系何等密切啊！
不但《中庸》如此，《论语》亦然。“时中”二字见于《易》孔子是“圣之时”者，又是主张中庸的，当然是能体得中道的人了。而他说：“予欲无言。”子贡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和说了几千卷的经的释迦，自谓“一字不说”，几乎是同样的风光了。至于《论语》中所载的尧舜禹相传的心法“允执其中”，表面上虽没有否定语气，但实则和“无”是同义语，是一观念的两面。世间种种的名相，原为分别起见，对它而有的，既“中”了，就除此以外别无所有，也就等于“无”，当然用不着再立别的名称了。
老子是“无”字的创说者。他在《道德经》里反复说“无”，“无”就是他的根本思想，但也偶然有“中”字出现。如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就是沉默，就是不说，就是“无”。老子的所谓“无”不是什么都没有，乃是什么都没有。他说：“无为而无不为”。“无”就是“自然”之意，随顺自然，不妄用己见，虽为等于不为。前面所说的孔子的“予欲无言”和释迦的所谓“一字不说”，都是和老子的“无”同样意味的话。《中庸》开端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自然。自然了，就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中庸》也说：“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可谓一鼻孔出气的说法了。
就以上所举的例证来看，说“中”就是“无”，“无”就是“中”，似乎已不是牵强附会的事了吧。“中”的有否定性，到佛乘上更明白，“中”的否定性也因佛家的说法才更彻底更明显。
龙树《中论》反复论“中”，他在“中”字上加了“八不”二字，叫做“八不中道”。所谓“八不”者，乃“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是两边否定，所谓“是非双遣”，比之于儒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老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但否定一边者，不是更彻底了吗？不但《中论》如此，凡是佛典上的究竟语，无不带彻底的否定口气。佛家口里只有“否”，没有“是”，所谓“离四句，绝百非”。如《维摩诘经观阿閦佛品》，维摩诘述其观如来的风光云：“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无晦无明，无名无相，无强无弱，非净非秽，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示无说，不施不悭，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智不愚，不诚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满纸但见“非”“不”“无”等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横也不是，竖也不是，所谓真理者毕竟只是个“无所得”的“空”的东西。
“中”是否定的，“中”就是“无”。为什么根本原理的“中”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呢？推原其故，实不能不归咎于我们人类的言语的粗笨。言语原是我们所自豪的大发明，人类的所以自诩为万物之灵，最重要的一种资格就是能造言语。可是这人类所自命为了不得的巧妙的言语，在究竟原理上竟是个无灵的东西。
言语原是一种符号，人类为了要达到传授思想感情的目的，不得不用言语来作手段。但像有人自己招供“难以言语形容”的样子，这所用的手段往往不能达预定的目的；不，有时还会因了手段抛荒目的。大概世间所谓争论者，就是从言语的不完全而生的无谓的把戏。言语的功用在分别，分别是相对的。如说大，就有中、小或非大来作它的对辞；说草，就有木、花或非草来作它的对辞。至于绝对的东西，无论如何不是言语所能表示的。把生物与无生物包括了名之为物；试问：再把物与非物包括了，名之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