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官藏的延续
简书的开始和纸书的日益增多，为传统文化的传递提供了便利，但也面临着如何善加保存与管理的现实需求，所以图书的搜求、收藏与整理便成为传递传统文化的重要保证。
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根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的设官情况推测，周朝以前可能有主管或兼管图书的人员；但正式建立国家藏书机构和有正式主管人员还在周朝。《史记·老庄列传》中说老子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藏室应指图书馆的雏形，守史当是主管图书人员。这个“藏室”当时已经对外开放，可以提供参考资料。史书曾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礼是当时社会的生活准则，是调节古代人与人之间怎样和谐生活的依据。孔子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而缺乏资料，所以就到周，去向主管图书的老子请教。当时朝廷的藏书主要是史书，是各国的史书。孔子写《春秋》时就曾到周朝的藏书机构去查阅资料，可见周的官藏已比较丰富，可能已是当时各国的藏书中心。各诸侯国也都有藏书，如周景王曾问晋国的籍谈：“你知道你为什么姓籍？”籍谈答不上来。景王说：“因为你的高祖主管晋国的‘典籍’，所以你才姓籍。”可见晋国也已有藏书。到了秦朝，设御史一官来主管图书，而秦始皇焚书便是对官藏的一次清洗。虽然从西周到秦都有藏书机构来典藏图书，但没有统一名称，见于记载的有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府、周室和室等不同名称。
汉朝建立之后，由于秦朝焚书的影响，图书仅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所以一改秦的败政，广开献书之路，大量收集图书，号召民间献书，开放私学。虽取得一点成效，但民间经秦火之后，心有余悸，还不敢公开自己的藏书。惠帝四年（前191年）又进一步放宽政策，正式宣布废除过去的“挟书之令”（私藏有罪）。文、景两代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于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这是西汉的第一次搜集图书。
汉武帝为实现汉帝国的大一统，措施之一是从图书入手来统一思想，但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朝廷藏书已损坏到“书缺简脱”的严重程度，于是决定开展大规模征集图书的活动并改进藏书管理工作。元朔五年（前124年）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大合天下之书。这一求书措施得到了广泛响应，不久就达到了“积如丘山”的程度。这是西汉第二次搜集图书。
此后又经过一百年，到汉成帝时，国家藏书又颇多散亡，于是在河平三年（前26年）就派了一个名陈农的官员到全国各地收集图书，一面又组织专人整理，加强管理。这是西汉的第三次搜集图书。
经过三次搜集图书的活动，西汉的朝廷藏书数量约达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篇卷，这是指所藏的完整本而不包括残缺本。有大量的图书，便需设立藏书机构，西汉的官藏机构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处；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部门也都分别有藏书之所。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许多士人为保存传统文化，纷纷携带自己的藏书隐遁山林。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号召献书，原先逃隐的人都纷纷到京师献书，又经过明帝和章帝两代的求书，到了东汉中叶，国家藏书量比初期增加近三倍。国家的藏书处所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鸿都宫、东观和仁寿阁等七处。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创置了中国封建中央政权中第一个正式主管图书事业的机构——秘书监。由于这一创置的意义重大，所以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特别将其写进《桓帝纪》中。
汉末及魏晋南北朝的各朝都比较注意收集图书。汉末袁涣就曾向曹操建议广收图书，作为教化百姓、招抚群众的工具。曹操很重视这一建议，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就大力搜集图书。公元二〇〇年，官渡之战时，曹操击败袁绍后就把袁绍的全部图书收归魏有。曹魏还建立秘书、中、外三阁作为国家藏书处所，并设立秘书令、秘书丞等一套官员来主管图书。蜀和吴也都注意图书的收集与典藏，设立“东观”为官藏机构，并委派有识之士为主管。
西晋统一后，就把魏蜀吴三国的图书收集起来，各地也向中央献书，官藏数量有所增加。据文献记载，晋武帝时朝廷藏书量达两万九千多卷。但是，西晋后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朝廷藏书丧失殆尽。东晋建立后，作了一些努力，但收效不大，朝廷藏书仅有三千多卷，又经过五十多年，到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才勉强恢复到三万余卷。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都很重视图书收集工作。宋有官藏图书一万四千余卷，齐有一万八千多卷，梁初期有两万三千多卷，而到梁元帝时，前后不过五十年，官藏量达十万多卷，增长速度不可谓不快。陈立国日浅，国力衰颓，无暇及此。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虽有一定程度的汉化，但终究不如南朝。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基本沿袭魏晋旧制，设立主管机构和专业人员。
隋统一后，文帝很重视收集图书和提高藏书质量的工作。他认为陈朝的官藏图书质量低劣，便进行整理、完善。他招募善书之士重新抄写正副本；又运用政治和经济（赏格）手段广泛求书，各地献书很多，所以隋初官藏量达到三万余卷。文帝去世，炀帝继位，后世对炀帝贬词甚多，但他对完善、充实国家藏书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增加了复本量，每书有五十个复本；其次，图书质量分类管理，当时把图书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琉璃轴、下品用漆轴以示区别；第三，图书内容分库典藏，在洛阳观文殿修建书库，东厢存经史书，西厢设子集书；第四，精选库本，炀帝曾派学者柳在嘉则殿从国家藏书中挑选好书、精书、完整本三万七千余卷运到洛阳，藏在修文殿作库本。炀帝对提高官藏图书的质量所做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不能因其过而没其功。
唐建国之初，首先把隋在洛阳的藏书用船运到长安，不幸在三门峡附近遇难沉没，只打捞到一小部分，所以唐初官藏量不多。经过几代皇帝的征书活动，到了玄宗时期已达八万多卷。唐朝在征书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机构。主管图书工作的是秘书省，由秘书监领导，有秘书郎四人分管四部图书。值得注意的是在秘书省的编制中正式出现装潢匠、熟纸匠、笔匠等工匠，证明唐朝十分重视官藏的增补藏书工作。唐玄宗在开元时期曾于长安和洛阳同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抄书、校书工作，仅洛阳乾元殿抄书即达五万多卷，并准许百官到乾元殿去参观阅览。虽然对读者有一定范围的规定，但它终究是开放官藏图书的一个良好开端。这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不仅对唐朝的官藏图书在质量上有所提高与增广，更重要的是对唐以前文化进行了一次总结性工作，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借这次抄书而流传下来。但在开元以后，由于政治不稳定，战乱不断发生，图书事业有起有落，官藏散失毁损严重。到了唐末，官藏图书量急剧下降，几乎难及万卷了。五代十国时期，只有几个政权如南唐、前蜀藏书较多，其他都无甚起色，已经难复旧观了。
宋代朝廷藏书中心是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这四个藏书处所统归于崇文院主管。宋太祖时，以史馆为藏书建设重点，太宗以后便以秘阁为藏书建设重点。宋朝朝廷藏书主要是三大来源：一是从五代十国接收过来，其中西蜀藏书量多质高；二是奖励献书，从太祖到徽宗曾多次规定得官给价的办法征书，凡献书多的量材任官，献书少的从优给价，不愿献书者则借抄；三是以唐朝目录为准，向官员们提出缺书目录，多方募献；四是官修和新撰书都要上交样本，贮藏馆阁。由于多渠道征书，所以官藏书量颇有增多。据统计，北宋馆阁藏书的总数是六千七百六十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北宋末年，由于靖康之乱，使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积累毁损殆尽。因此，南宋便面临着重建图书管理机构和恢复国家藏书的任务。它首先恢复了秘书省的建制和工作，接着从各方面征集图书。著名藏书家、原任的高级官员和原主管图书的官员成为征集图书的主要对象；原藏书机构、出版印刷中心地区、寺庙等成为征集图书的主要地区和单位。由于采取了上述的有效措施，南宋的朝廷藏书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宋朝理学昌盛，游学风气很盛，因而书院增多，南宋时有两三百处之多。为了理学家宣传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了便于供应士子阅读，所以书院藏书崛然兴起，成为一大藏书系统。
辽夏金各朝也都设有官藏机构。辽代的国史院、昭文馆和秘书监等，其职掌都与修写校雠图书有关，也有一定的官藏，各级地方教育系统都拥有藏书。西夏的官藏机构大体模仿唐宋而分汉人夏人两套机构。金朝的官藏机构主要是秘书监，设各级官员，专掌文籍，金在与辽、宋争战中掠取不少图籍和书版以充实官藏。
元朝虽以蒙古族入主中原，但因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对以传播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图书仍给以一定的重视。元初的图书来源主要得之于宋、辽、金，而以从南宋得到的尤多。它不仅接收图书，而且还括取书版，重印图书，并曾两次下令求书，但收效不大。元朝建政后为安抚汉人儒士，鼓励建立书院。据统计，元朝新建书院一百四十三所，兴复五十六所，改建十九所，共二百二十七所。这些书院以理学为主旨，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有的书院还编有藏书目录。
明太祖灭元后，大将军徐达收集了元大都（今北京）所藏的图书典籍运送南京。这是宋辽金元的旧藏，多为宋元刻本和抄本，奠定了明朝的官藏基础。明成祖建都北京后，又把这部分书运回北京，藏于午门东新建的文渊阁中，同时还不惜代价派人四处求书。至宣宗时朝廷藏书约两万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分之三，抄本十分之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藏书量。全部图书都贮藏在文渊阁。可惜自此以后，历朝皇帝都不加重视，明世宗甚至公然拒绝臣下抄补藏书的建议。由于皇帝不关心，管理不善，以致火灾焚毁，虫鼠啮蚀，官员盗窃，官藏损坏严重，日益走向下坡路。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清理文渊阁藏书时，现藏与原目相校，其结果已是“十不存一”，特别是唐宋善本“悉归于乌有”。所以当时一位著名学者感叹地说，长此以往，我们将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了。在图书毁损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削弱官藏的职能，如撤除历代相沿的秘书监这一管理图书的机构，把文渊阁藏书拨归翰林院典藏管理，取消了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形成明清两代有内府藏书而无朝廷藏书的现象。明朝书院遍设十九省，共有千余所，但并未受到重视，嘉靖以后还多次遭到废毁。它的藏书量尚不太少，一般都有数千卷。
清沿明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而分藏于内阁、翰林院及国子监等处。原有的朝廷藏书也因明清之际的动乱而散毁甚多，所以清初顺治至乾隆各朝都多次下令征书，但收效并不显著。乾隆中叶以后，为编《四库全书》，采取若干切实有效的措施，如皇帝御笔题词奖励，用官撰大书换献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注明献书人姓名等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到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的两年半时间内，各地进奉的图书量达万种以上，使官藏得到较大的充实。
在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乾隆三十九年）即开始建阁以备贮藏《四库全书》的写本，先后建立了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指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建阁工程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文渊、文源和文津阁落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溯阁的建成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阁先后贮藏《四库全书》一部。北四阁的藏书虽未公开开放，但它的建成和使用大大充实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国家藏书。南三阁指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的文澜阁，分别建成于乾隆四十四（1779年）年至四十九年（1784年）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将《四库全书》写本三部陆续送到三阁。南三阁是允许士人到阁抄阅的，在传播古代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清宫内还有一些藏书处，如昭仁殿的“天禄琳琅”收藏宋辽金元明五朝的善本书；坤宁宫后的摛藻堂和圆明园的“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一部；养心殿的“宛委别藏”放置四库续收书等等。清代前期的书院藏书远不及宋明，后经康雍时期的恢复与提倡，由原来的五十一所增加到五百七十一所。这些书院大多具有官办性质，其藏书来源主要是官颁，辅以书院购置和私人捐赠，但终不能与官私藏书相比。
）第二节 私藏的发达
周秦时期，虽以官府藏书为主，但也逐渐出现私人藏书。私人藏书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周朝后期，以官府官员为师的官学被孔子等人私人讲学所打破，孔子弟子三千便是私学培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分立争雄，各个政权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很需要有才识的士，这就推动了私人讲学活动。私学的兴盛使图书也开始由官方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便针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学识，提出种种对策来取悦国君，因而需要大量图书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曾到各国去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来说服各国国君，希望能挤进各国的政治集团，但他没有达到目的，回家后遭受到家庭的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愤读书。这说明苏秦有私藏图书数十箱。当时还有一位著名的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这就是后世“学富五车”故事的来源。《韩非子》的《喻老》篇中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对人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也可见私人藏书已非个别现象。“藏书”这个词语可能最早见于此。
私人藏书对保存图书有过重要作用，秦朝焚书，官藏大多被毁，而散在私人手中的便易于保存，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分析汉初许多书重新出现的原因是：“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西汉的学者也都有私人藏书，如刘向、班斿、扬雄都有藏书。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一部分不肯合作的人便带着图书到山林中去隐居，也可以证明私人有藏书。
东汉时私人藏书家比以前增多，著名的有杜林、班固、蔡邕和华佗等，其中以蔡邕最为著名，他是中国第一个藏书近万卷的私人藏书家。《三国志·王粲传》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邕请客，王粲求见，蔡邕因为王粲是位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所以匆忙去迎接，以致把鞋子都穿倒了，给后世留下了“倒屐相迎”的成语故事。客人们非常诧异，蔡邕特别介绍了王粲是异才，自己还不如他，并表示要把全部藏书文稿都赠与王粲。蔡邕有权赠书充分证明这是私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