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3页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营销也不是。
在国家力量和品牌理论的掩护下，西方跨国企业的资本瞒天过海，占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市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跨国公司不断通过收购兼并来清洗中国市场。比如在日化行业，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被宝洁、联合利华收购，民族品牌几乎全军覆没。此外，一些跨国公司还把中国变成了生产加工的基地，如在手机、汽车、家电行业，无不如此。“以华制华”的策略屡建奇功，本土企业几无立锥之地。在跨国公司的凌厉攻势下，中国企业要么直接消失，要么被迫和跨国公司“合资”，交出主导权，任其宰割。
中国企业需要的不是“世界500强”这样的虚幻头衔，而是扎扎实实的市场效益。稳稳当当地挣钱才是硬道理。
中国营销缺什么？缺的不是战术，缺的是统一的战略部署，缺的是国家经济战略和文化的空中掩护。缺的是中国式营销思想、文化传播和国家营销的战略组合。
一、西方的品牌理论不是万能的
中国式营销思想的阙如导致在美国反映平平的科特勒、德鲁克们的教科书来到中国后却被捧为圣经。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同样是一个把洋人和洋理论神化的形势，但是毛泽东不仅没有盲目崇拜和臣服于那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是把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在毛泽东看来，把他们的底细摸熟了，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一点都不可怕。
如果说，将一百年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视为一场品牌入侵行动的话，那么毛泽东所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革命就是一场“反品牌”运动。
所谓“反品牌”，就是以本土营销思想为指导，以国家竞争战略为支撑，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掩护和政策支持。没有国家营销的战略掩护，中国企业在与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品牌的竞争中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
毛泽东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西方的理论从来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技术和硬件武器也不是不可抵抗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企业能否承担起国家崛起的经济使命，我们的宏观经济战略能否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护。
面对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不能抱着国外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教条不放。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只有像毛泽东那样深入实践，把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具体营销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跳脱西方营销学的理论陷阱。
二、只有强大的文化，才有强大的经济
国家营销战略首先是文化战略，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的表现。国家的文化战略就是把它的商业企图、品牌企图、商业战略隐藏在文化战略背后，润物细无声地进行输出。不要认为我们每天做的只是商业竞争，不要认为我们产品的竞争只是简单的营销战役，文化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韩国就是一个把经济战略和政治战略糅在文化战略中的国家，而且糅合得非常巧妙。韩国文化部长曾说：“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经济征服世界的世纪，21世纪是文化创造新世界的世纪。”与中国相比，韩国的市场更为有限，技术和资源更为贫乏，但是他们却打造了现代、LG、三星、SK、希杰、乐天等一系列全球品牌。
韩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国家文化营销演绎得炉火纯青：《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我的野蛮女友》《大长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等一系列影视剧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刮起韩流，而韩国的汽车、美食、服装、家电则顺势占领了海外市场；一场奥运会能把汉城2005年1月19日，韩国汉城市原市长李明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这个城市和韩国这个国家推向全世界。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国家文化营销战略。
日本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国家营销战略的国家，以大批动漫、影视产品抢滩中国。在接受了日本文化的同时，我们身边的消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电视机、汽车、冰箱、电子产品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我们事先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精神，所以我们在接受他们产品的时候也觉得顺理成章。
同样，在美国，有一个比航空母舰更厉害的武器，那就是好莱坞，它每年有几百部大片输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美国大片的影响中生活，把看美国大片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式了。美国可以将生活用品委托给中国生产、电器产品委托给日本生产、化工产品委托给欧洲生产，唯独电影永远在美国好莱坞生产。
相比较而言，中国还没有把国家营销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影视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名片，没有意识到文化落后，民族企业就会被动挨打。韩国的《大长今》《商道》里讲述的故事折射着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韩国、在日本、在东南亚得以保留，唯独在我们中国被丢掉了。无论是《大明宫词》《武则天》《汉武帝》，还是《贞观长歌》《大明王朝》，乃至一系列的反腐作品，从头到尾就两个字--阴谋。这是一种相当丑恶的文化，而我们却在制作和输出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中国的商人不值得歌颂吗？值得。但是看了《乔家大院》《大染坊》之后，我们又会悲哀地发现，中国商人最后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中国没有创造商业文化的文明，我们没有给中国企业家的未来追求搭建好信仰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我们的文化没有保护过我们自己的企业。
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产品输出，借助文化的力量来带动中国品牌的话，必须把中国元素提到文化战略层面，一定要有主流的声音，要有非常缜密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文化战略缺陷、缺位的问题。
创新不是技术和钱的问题，最终它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缺少的是文化上的战略思考，中国商业缺乏主流媒体的空中掩护，中国有些记者甚至以打击中国企业作为成名的砝码。
我们的文化蓝天全都暴露在列强面前，根本没有“制空权”，整个文明都停留在迷惘和狂乱当中。没有文化准备，没有商业文明的土壤，我们的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外的商业技术、商业文明和商业文化侵占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
一个真正富有竞争力的、可以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的企业是在国家营销的掩护下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也是一些普通的竞争者，但是它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营销力量在支撑。我们中国企业看上去总是弱不禁风，是因为它们都在单兵作战。中国企业既缺少行业联盟，又缺少国家力量的保护。
在全球的国家竞争中，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没有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力量，中国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地崛起。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就是民营资本企业的成功史。
跨国公司可能是狼，但是在国家营销力量的面前就有可能变成“纸老虎”。
要想颠覆国外品牌，创造中国的品牌，就必须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品牌”运动，从中国式营销思想、文化传播战略和国家营销三个层面发起反击。
首先，利用世界产业竞争规则，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营销理论，形成区别于跨国公司的中国式营销思想。
只要利用好中国市场的“复杂地形”，因地制宜地制定营销策略，就能以弱胜强、反败为胜。
其次，在文化传播上为中国品牌鸣锣开道，将品牌营销纳于文化作品的传播之中，甚至可以发动全社会的“反品牌”运动。当然，这种“反品牌”运动不是带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货”，而是告诉中国的消费者，国外那些大品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玩意。比如说，可以告诉消费者麦当劳是什么样的食品，西方资本在国内圈钱的秘密，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本土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在质量和服务上超越西方品牌。
最后，在“反品牌”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营销战略。面对跨国资本的抢滩登陆，必须用国家营销的强大力量来整合与动员中国市场，形成统一的、由上而下的国家营销战略，建立统一的行业规范和营销观念，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匹配相应的政策保护，对民营企业家给予更多的体谅、关怀和保护。
未来的营销战争注定是一场超限战
在当代军事战争中，武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那种依靠高新技术武器、昂贵奢华的战争手段逐渐被抛弃。“低成本”和“零伤亡”是验证新式武器有效性的两条标准。当代军事战争不再是军事和技术的马拉松赛跑，而是士气和勇敢、智慧和谋略、战术和战法的较量。
战争没有固定的赛道，而是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因素。当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文化战悄然出现的时候，那些拥有无上杀伤力的核武器反而显得力不从心了。
正如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所提出的，传统战争的思维模式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是一种“武器至上”的逻辑；现代战争的思维模式是“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是一种“战法至上”的思想。
在“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时代，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军事思维则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
在武器市场日益开放，武器供应渠道日益多元，武器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的时代，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而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
乔良和王湘穗认为，所有想用高技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会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当代军事战争中，武器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军事王国的疆域，一切能够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可以看作武器。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入、一次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曝光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等，统统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