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协议要求支付令人咋舌的15亿美元，由10家华尔街公司按不同比例分摊，后来又从10家变为12家。花旗集团由于受格鲁布曼和世界通信公司遗留问题的拖累，在需支付的款项中占了最大一份，达4亿美元，接下来支付金额最多的是美林证券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都是2亿美元。这些公司不承认犯有受到指控的罪责，实际发生过的事件记录也被封存了。这些公司还同意遵守一套复杂的规则，那些规则涉及证券研究（包括同意5年里向其证券研究成果的任何接受者，免费提供独立的第三方研究）和对证券分析师与投资银行家之间的交流设置内部限制。这些公司将不得不每年花费约10亿美元（共5年），确保自己遵守那些已同意的限制性规则。和解协议中确定的款项有些将用于偿还很难举证的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有些将用于“投资者教育”，虽然现在看来事实已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华尔街的领袖人物尽管私下抱怨这个协议非常不公平，但还是得接受，这样才可能让事情不再每天都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或者才可能避免最终被判犯有刑事罪行的风险，无论这种风险会有多么小。
严厉惩罚
没有人为参与和解的华尔街公司流泪。媒体和公众似乎都不表示同情。他们觉得，在互联网泡沫膨胀的时候，不论严格根据法律是否非法，市场上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那些华尔街公司在泡沫期间挣了很多钱——它们还回其中一部分，承担得起。
但混乱局面并没有到此结束。2003年10月，桑迪·韦尔——美国最受敬佩、最为成功的金融公司之一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一位强有力的亿万富翁，在斯匹泽的逼迫之下无奈辞职。斯匹泽威胁说，韦尔若不辞职，会对他和花旗集团提起公诉。原来，韦尔以不太体面的方式卷入了杰克·格鲁布曼一案中，据说格鲁布曼为了让韦尔帮助自己的两个孩子进入著名的希伯来青年会大街92号幼稚园，作为交换条件，他在做股票推荐时，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给予了好评。韦尔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该公司董事长是花旗集团董事会成员，韦尔否认了任何交换条件的说法。他说曾请格鲁布曼再思考一下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推荐评级（格鲁布曼从不喜欢该公司的前景），并没有施加压力，非要格鲁布曼给予好评。他还说，关于希伯来青年会大街92号，他为格鲁布曼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就好比花旗集团其他任何资深雇员请他帮忙，他也会乐意去做。韦尔的辞职完全出人意料，多数了解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他最不愿做的事情。
2004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和纽交所薪酬委员会主席肯尼思·兰格恩（1968年，他让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得以实现首次公开募股），受到了犯有欺诈行为的指控，这项指控与格拉索据说是过高的薪酬有关（他的薪酬安排得到了纽交所薪酬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批准）。格拉索丰厚而复杂的薪酬安排被人透露给了媒体，引来愤怒的声讨之声。格拉索获得如此之高的报酬，仿佛他是一家热门的互联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不是一个被交易所会员拥有的非营利性公用事业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在公众批评的重压之下，格拉索被迫辞职，然后，斯匹泽根据一部规范非营利性组织的纽约州法律，对他和兰格恩提起诉讼，控告他们在格拉索的薪酬一事上，欺骗了其他董事会成员。两位断然否认指控，在法庭上展开激烈辩论。过了4年多，该案终于有了结果，纽约州上诉法院驳回了针对他们的指控。兰格恩宣称，他和格拉索为了辩护而支付的法律费用接近7 000万美元，虽然并未获得保险公司的保险。
2005年，斯匹泽获得了相似的在公众中提升形象的胜利，他将又一个广受尊敬的亿万富翁高管莫里斯·格林伯格拉下了马，格林伯格是保险业巨头美国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才华横溢，长期为公司服务。斯匹泽使用的手段是威胁该公司董事会，说要使用《马丁法案》对公司提起诉讼。斯匹泽说格林伯格的问题涉及会计欺诈，格林伯格予以强烈否认。斯匹泽告诉美国保险集团董事会，他无法与格林伯格谈判，所以如果他们想和他的总检察官办公室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使公司免遭指控，他们就得另外任命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屈服了，请格林伯格辞职。此后，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指控，而格林伯格，现年已80多岁，始终没有停止过与美国保险集团董事会，以及他的继任者进行公开斗争。
第二年，艾略特·斯匹泽竞选纽约州长，他提醒选民他已经发现了哪些华尔街丑闻，并将相关人员缉拿归案，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包括发现共同基金业内的若干欺诈案，这些欺诈案涉及逾时交易和选时交易，这两种做法的意图在于用基金资产进行交易时，确保每笔交易都有很小的利润可赚，这些做法在对冲基金和其他交易公司中是可以允许的，但却违反了单个共同基金的规则（以及《证券法》）；他在保险业内也发现了一些类似行为。斯匹泽在竞选中获得了一边倒的胜利，于2007年1月宣誓就职，但15个月后，他承认多次接受纽约一个收费昂贵的应召女郎团伙的服务，辞去了州长一职。
斯匹泽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朱利安尼一样，既被视为救星，又被视为仗势欺人者；他利用丑闻和争取到的和解协议所产生的宣传效应，推动自己攀上更高的位置。他的职业生涯以见不得人的方式终结，使得人们更难对他进行连贯的评价。他的确在证交会行动过慢或不愿行动的领域采取了行动，他的确唤起人们注意到了投资银行、共同基金管理人和其他处理受托关系的各方所做的大量欺骗性做法。华尔街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时代争先恐后地挣钱时，从总体上看似乎一再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客户、交易对家和一般投资大众之前，在行动过程中，只是避开明显的违法行为，并未将高标准和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斯匹泽或许是用大锤和斧头来解决他在证券研究、股票配售、市场操纵、共同基金管理、保险业会计和公司高管薪酬等方面看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几个全速运营的贪婪而过度自负的行业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也许正愈演愈烈，他不相信惯常的轻微处罚和对违规所做的罚款会让不法行为放缓下来，或能让什么人的行为有多大改变。
从多方面看，华尔街与艾略特·斯匹泽的遭遇表明，这位检察官能运用权力，不公正地或严厉地惩罚那些被看做滥用了公众对金融市场所持信心的人。这种权力巨大而不对称。即使最强有力的公司或首席执行官，也无法顶住这种权力的威压。一旦这种权力被启动，合法性或公平性的问题可能被丢弃一旁，使得已成鄙视对象的人极易遭受他们无法赢得的媒体审判，并受到媒体审判的伤害。的确，斯匹泽带来的真正教训是，华尔街公司必须以内部监督和执法，确保自己在市场中的行为，尤其是在被媒体知晓的情况下，能被视为公平而合理。华尔街公司虽不能总是知道这需要如何去做，但必须想出如何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