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科西玛·李斯特，瓦格纳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能控制住自己容易冲动的性格吗？他可以让自己发表的作品显得那么逼真吗？多亏了有科西玛·李斯特抚慰、引导他，他才能完成那部四联剧，才能创建拜洛特剧院，才能写出《帕西法尔》。尼采也想起了他在特里伯森的那段美好的时光。科西玛·李斯特十分欢迎他，乐意倾听他的意见和计划，乐意阅读他的手稿，还总是和蔼快活地跟他交谈。尼采的记忆被他的痛苦扭曲了，他认为自己曾经疯狂地爱过科西玛·李斯特，而她或许也爱过尼采。尼采强迫自己相信这一点，他甚至开始相信这个谎言了。是的，他们产生过爱情，如果他们够幸运，科西玛·李斯特会提早认识尼采，并且像拯救瓦格纳一样拯救处在孤独中的尼采。可是现实对尼采来说是残酷的。瓦格纳占有了尼采渴望的一切，声誉、爱情和友谊。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大体能体现出这样一种奇异的浪漫氛围。一则古希腊神话帮助他表达并掩饰了自己的思想。那是阿莉阿德尼、提修斯和巴克斯的神话。阿莉阿德尼在提修斯迷路的时候碰到了他，并把他从迷宫中带了出来。可是提修斯却忘恩负义地把这个救命恩人遗弃在了一块岩石上。要不是爱着阿莉阿德尼的巴克斯—狄奥尼索斯的到来，阿莉阿德尼将会在孤独与绝望中死去。或许这三个名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阿莉阿德尼是科西玛·李斯特，提修斯是瓦格纳，巴克斯—狄奥尼索斯是尼采。
3月31日，尼采写了一封流露出低落情绪的信。
每天我都处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状态中，我身担重任，同时也因为与完成这一重任对立的生活情形。毫无疑问，造成我痛苦的原因就在这里。
幸亏这是一个温暖的冬天，我有着良好的身体状况，每天还出去散步。除了精神不佳之外，哪里都感到不错。我也不会去掩饰下面的事实，即我的伟大的作品在这个冬天里获得了丰收。所以除了我可怜的灵魂外，我的脑袋没有病，我的身体也没有病。
第二天，尼采就离开了尼斯。他在去恩加丁以前，曾在都灵呆过几天。那里的气候干燥，街道宽广，这都已经传到了尼采的耳中。在路上尼采把行李弄丢了，他很生气，并跟脚夫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在热那亚附近的撒皮特伦纳病了几天，接着又去热那亚休息了三天。这三天里，他完全沉浸在了以前的回忆之中。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道：“我的运气把我带回了这个城市，我的意志已经够强大了，所以我不会再懦弱。我在这次感到了更多的激情，并对这里产生了感激之情。”4月6日，尼采到达了都灵，他都快累散架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对彼得·加斯特说道：“我不会再独自旅行了，这让我感到焦虑不安，感到索然无味。”
Ⅲ迈向黑暗之中
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先暂停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叙述尼采的思想历程，可是这个历程到现在就要结束了，因为一种来源于身体的力量对尼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时候人们会说：尼采早就已经疯了。或许他们是对的，因为谁也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或者说他至少还保持着自己的思考能力，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自己。1888年，这种能力也消失了。可是尼采的才华还是存在的，他写的东西还是那样的犀利、一针见血。他感到极度清醒，可是这种清醒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会让他更快地毁灭。如果有人要研究尼采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想他会看到某种失控的武器。
弗里德里希·尼采不再进行道德研究，虽说这些研究使他的作品上了一个台阶。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1888年2月写给彼得·加斯特的一封信，信中说：“长久以来，我总是在一种焦虑之中生活着，它在我情绪很好的时候赋予我一种复仇的心态——这种复仇总是表现得那么强烈。”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将要问世的三部作品：《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教》。
在剩下的几个月里，尼采已经不完全是他自己了。
大约是4月7日，在都灵的尼采意外收到了一封来信。那是乔治·勃兰兑斯发的，他告诉尼采说想要开设关于尼采哲学思想的一系列讲座。勃兰兑斯说道：“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你，我为此感到十分苦恼。我想你会突然间成为知名人士的。”尼采回复到：“我亲爱的先生，太令我感到意外了，这是谁给你的勇气呢，竟然要向大家介绍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或许你认为我在德国有很多读者吧。可是，事实是他们把我当做了古怪的疯子，根本不愿意好好去看待我的作品。”最后他又写道：“我有着不平凡的骄傲，这是我与他们的对抗产生的。我是个哲学家吗？这没有什么关系。”
这封信应该是使尼采感到了快乐，巨大的快乐。如果这能够挽救他的话，或许还是个良好的机会。毫无疑问他感到了某种快乐，可是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尼采不得不沿着他之前的命运走了下去。
在这些疲倦而又紧张的日子里，尼采找到了《人的法律》的译本，他想要知道自己所考虑的那些等级的细节。他看完之后感觉还是有希望的，这一段法律的研究成了他所有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因为书中有一部法典，这让尼采感到高兴，它确立了四个等级的秩序。而且语言优美、简洁明了，在严肃中又透出了人情味，当然还有一种高尚的持久性。整部法典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超然独立的、安全可靠的印象。我们可以适当节录一部分：
在割断一个男孩的脐带之前，规定了一个要庆祝他诞生的典礼。读圣典的时候，他要从一个金碟子中尝一下蜂蜜和纯净的黄油。
他的父亲要在他出生后第十天或者是第十二天的有月光的吉日里，找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为这个男孩举行命名仪式。
婆罗门混合姓名中的第一个姓氏表示祥和；刹帝利表示力量，吠舍表示富裕，而首陀罗表示谦恭。
让女孩的名字柔和、清晰、悦耳、吉祥，像是祝辞一样，要用长元音结尾。
弗里德里希·尼采看完后十分赞赏。他整段地将这些文字摘抄了下来，因为在这本古印度的圣典中，他看出了“充满爱和善意的哥德式的关注”，他听到了自己追寻的非道德的旋律。
可是在赞赏的同时他也有批判。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以某些神话作为基础的，而那些解释神话的僧侣们却不会受到这些神话的欺骗。尼采说：“这些僧侣们并不相信这个——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们的法律其实是一些智慧的毫无漏洞的谎言。因为大自然本来就是一片混沌，没有任何观念和秩序。那些想要建立一整套秩序的人都会对大自然感到厌恶，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那些伟大的创建者们，印度法典的制定者们，他们都是撒谎的艺术家。如果尼采没有任何提防的话，可能会被这些撒谎的艺术带上歧路。
那是一场危机之前，我们对于这场危机的起点和终点之外的东西毫无所知。尼采当时正在都灵，身边没有可以倾诉心情的朋友。那么他在想什么呢？他反复地研究了这本著作，因为这部古雅利安的作品说出了他内心中的种种梦想，这是一个有着完美的社会等级又有理性的欺骗的最好作品。尼采对它肯定是又爱又恨，因为它，尼采一度暂停了工作。四年前，阻碍他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是几乎相同的困境。现在出现在他脑中的，已经不是超人或者永恒轮回的话题了。他放弃了这些天真的原则，可是它们却掩饰了种种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对那些虚幻的秩序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对毁灭和清醒的渴望——这是一些不变的永恒，它们又对尼采的思想施加了影响。尼采感到犹豫了，他要不要听从这些婆罗门、这些狡诈的首领和这些僧侣们的话呢？或许在很久以后，几个世纪后，人们对于自己生命的价值、本能的起源和遗产机制有了了解之后，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法则。可是目前还不行，人们现在只能被这些古老的谎言所束缚。尼采开始讨厌这种思想了，尽管他以前曾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它。现在尼采对这些都无动于衷了，像他三十岁那年一样。
尼采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让一切可疑的和虚假的东西都见到阳光，我们也许并不能过早地创建什么秩序，或者说不作为才是最好的。我不想成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总是懦弱。”
尼采这样表达着自己的时候，他还有力量去思考那些原本艰难的工作。可是十年之后，尼采失去了希望，也就失去了力量。烦躁在尼采的心中滋生了，他的灵魂不愿意再去做什么抵抗。他没有继续去创作伟大的作品，而是改写了一本小册子。
现在的日子已经不平静了，尼采感到痛苦，想要对别人加以报复。而创作出《帕西法尔》的理查·瓦格纳，这个虚伪的导致其时代堕落的幻想家成了尼采攻击的对象。他以前曾经为瓦格纳服务，可是现在由于愤怒和责任，尼采要攻击他了。他想：“既然当初是我提出了瓦格纳主义，那么现在我就要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他想经过这样一次猛烈的批判，可以让那些比他更加软弱的同代人得到解放，同时还要继续对这种艺术的威望臣服。他要诋毁这个青年时代的恩师，想要让他颜面扫地。虽然尼采曾经爱过他，现在也还爱着他。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尼采是想为他失去的幸福复仇。所以他攻击瓦格纳，称他为颓废的、庸俗的戏剧家，现代的卡里奥斯特罗。尼采的这些从未有过的粗鄙证明了那场灾难的降临。
他一点顾虑也没有，相反这种兴奋刺激了他工作的兴趣。精神病医生对这种异常现象很熟悉，这是全身瘫痪的前兆，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正沉浸在快乐之中。他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归功于都灵的气候。
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道：“亲爱的朋友，都灵是个好地方。我想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你，也许你能从中体会到什么。我精力充沛，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作。现在我在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我的身体感觉很好，不管夜里车马是多么嘈杂，我都能很好地睡上一觉。这些都说明都灵很适合我。”
7月份，恩加丁的天气有些阴冷，尼采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又失眠了，原来那种幸福的感觉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情绪。弗罗琳·冯·萨丽斯—玛雪琳丝在一本有趣的小册子里回忆说，当时他们都已经分别了十个月，之后两人又相见了。她注意到尼采发生了变化：他独自走来，他的匆匆而行的马车，他快速的行礼——尼采几乎不会停下脚步，他急匆匆地回到旅馆，写下路上抓住的灵感。尼采在拜访她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要求。他现在缺少必要的金钱，原来的钱几乎已经花光了，巴塞尔大学发给他的三千法郎的退休金根本不够他维持日常开支和支付大笔的出版费用。他尽量不去旅行，用最少的钱解决食宿问题，可是还不够。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他写完了《瓦格纳事件》，除了正文，他还加了一段开场白，一篇跋、再跋和后记。他使劲扩充着自己的作品，让它变得越来越尖锐。可是他写完后还是不满意，甚至有些后悔。
1888年8月11日，他在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我希望这本具有冒险精神的小册子能让你感到满意。对我来说，你的意见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总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可能会说出那些愚蠢而无情的话语，我在考虑一些段落的写法。或许我走得太远了，这是指我对这件事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指我写这件事。那些关于瓦格纳家庭的段落也许不能发表出来。”
大致也是同一时候，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
尼采这样写道：“我为整个人类写出了最深刻的作品，我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得先付出生命才能够成为不朽。而拜洛特的呆小症患者总是挡住我的去路。那个到处勾引人的瓦格纳已经死去了，可是他却依然能够把接受我影响的人从我身边抢走。可是在丹麦——而不是在德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却已经出名了。乔治·勃兰兑斯博士很大胆地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了关于我的讲座，成果很好。听众总是超过三百人，听完之后也总是热烈鼓掌。纽约据说也在筹办这样的讲座，我是欧洲‘最独立’的思想家了，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德语作家，多么了不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