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写道（并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我梦想，有一种联盟，联盟中的人都不受束缚。这些人做事不会畏首畏尾，只将自己称作‘摧毁者’。他们坚持自己的标准，并用这个标准衡量着一切，他们将自己献身于真理。那些可疑和虚假的东西都会被曝晒在阳光之下。我们并不希望过早地建设，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把这件事做好，不知道无所建树是种更好的状态。我们不希望自己最后成为懦弱而又温顺的悲观主义者。”
尼采开始给自己制定研究计划，这个研究十分漫长。首先，他阅读了杜林的《人生的价值》。杜林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反对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信徒们的论战都是由他发起的。他教导人们：“唯心主义都是骗人的，毫无例外。如果试图要逃避生活，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沉沦于幻象之中。”
对于杜林这一观点的前提，尼采并不反对。杜林又说：“健全生命的价值在于自身，我反对禁欲，禁欲是不健康的，完全由谬误造成。”对此，尼采答道：“禁欲主义是一种天性，人类之中拥有最高尚心灵和最强壮体质的人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真正意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就不应该否认这种天性。一个巨大的谬误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这种谬误的可能性也应当成为人类自身的忧郁特质的一部分。”
杜林又说：“生命的悲剧无法被减弱。从表面看利己主义处于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则是利他主义的本能。”
尼采惊叫：“利己主义只是表面现象！”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太幼稚了。我希望他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真话，那么我们都可以表扬上帝了！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而且如果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他就成熟到足以适合所有的社会主义了。最后，尼采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他一直坚持的赫拉克利特和叔本华教导他的悲剧哲学，他以此来作为反对杜林的武器。杜林说，逃避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逃避都是一种诱惑和懦弱。杜林这话说得很好。但是他提供的只是一种甜美的幻象，对于我们这种处于困顿的人来说毫无好处，他削弱了任务的艰巨性。在这一点上，他如果不是愚蠢的话，便是虚伪。人生是艰难的。
尼采很愉快，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到了晚上（因为视力的缘故他不在晚上工作），妹妹伊丽莎白会给他朗读司各特的小说。对于这些小说，他表示了赞美，小说质朴的叙述风格让他喜欢。他这样评价道：“这种艺术是平静的，像音乐中缓慢的行板。”他也喜欢英雄主义的、朴素而又复杂的冒险。每当读到啰唆的盛宴时，他总会惊叫：“好家伙！这些人真是好胃口！吃得这么慢！”一会儿之后，他就会开始演奏自己的作品《孤独颂》，这一弹就是好长时间。弗罗琳·尼采目睹到哥哥情感的大起大落，感到十分惊讶。
她的惊讶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尼采伪装出快乐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却是悲哀的。他骗过了妹妹的眼睛，却无法欺骗自己。
他曾试图去研究鲍尔弗·斯图尔特有关能量守恒方面的著作，但是在读了一页之后他就停止了这项工作。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因为在这项工作里没有艺术的安慰，也不能体会到憧憬的乐趣。他想，也许印度智慧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开始研究英译本的《经集》，然而看完之后，他只搞懂了其中那彻底的虚无主义。
12月，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当我生病卧床时，我听到了很多有关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任何目的都是虚幻的说法，我任由这些说法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佳，每隔两个星期，他就会受到头痛、内部器官痉挛、眼睛阵痛的折磨。
尼采记住了《经集》之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我四处徘徊，就像犀牛一样孤独。”他将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身上，这看起来很幽默，但实际上却满含着伤感。那时，他的最好的朋友们都将要结婚了。如果一个人说尼采时刻准备着攻击婚姻和妇女，那么他就是缺乏真诚的，但是换到尼采身上，却是个例外。
1874年，尼采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道：“我的朋友比我想要的要更多更好，坦白跟你说，我现在渴求的是一个好妻子，越快越好。只有寻找到这个好妻子，我才获得了生活的全部。其余的事则看我自己了。”
尼采向即将成为丈夫的格斯道夫、罗德、欧维贝克表示祝贺，他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但他也从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感到了自己命运的差异。
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现在你幸福了吧，你拥有了家庭，再也不用四处徘徊，像犀牛一样孤独了。”
1876年就要来临了，四联剧的公演时间确定在夏天。尼采听到这个消息后清楚地知道，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他后来写道：“我被一种无情的悲哀的预感搞得筋疲力尽——这种预感就是，此次梦想的幻灭将使我更加不信任自己，我会更加鄙视自己并且生活在比过去更深的孤独中。”
他依然生活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强烈印象中，这无疑加深了他的忧郁。12月，他再一次病倒，直到3月份才能从床上起来，此时他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
1876年1月18日，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我现在觉得写作都十分消耗体力，我会尽量写得简洁一些。这是我度过的最悲哀痛苦的圣诞节，而我之前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预兆来做心理准备。我不得不怀疑。困扰我的是大脑系统的疾病，而另一种什么病则给我的胃和眼睛带来了痛苦。我父亲三十六岁时死于脑炎，我很可能也会有这种病……我有耐心走到前方去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但我依然有着很多疑虑。现在是牛奶在维持我的生命。牛奶的效果不错，我的睡眠不错。目前，牛奶和睡眠对我来说是我最好的食物。”
在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尼采产生了离开巴塞尔的念头。格斯道夫提出与他同行，于是这两个朋友在日内瓦湖边的奇隆安顿了下来。但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星期的假期非常糟糕。那里气候潮湿，空气中多少带着电荷，只要天气出现些许变化，尼采的神经就会感到疼痛。更糟糕的是，尼采在那里还深受“燥热风”之苦，燥热风是一种在三月天里出现的和风，它可以使积雪融化。这种柔和温热的风使尼采变得消沉，他的疑虑和痛苦情不自禁地便流露了出来，这些情绪的流露令人感到不安。出于对朋友健康状况的担忧，格斯道夫被迫回到了德国。
但是一个人呆着，尼采就感觉好多了。可能是天气的转变让尼采开始感觉良好，也许是他倾诉的对象格斯道夫不在身边，尼采收敛了自己的沮丧。他的脾气变好了，而好运气的意外到来使他彻底获得了解脱：一段自由的时光。梅森伯格刚刚出版了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尼采在离开时带走了这两卷书。他非常喜爱这个五十岁的妇女，而且喜爱之情还在逐日增加。她的生存境遇不佳，却对这种生活怀着勇气，她总是展现出美好和善意。在尼采看来，科西玛·瓦格纳和她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之上。她并不拥有非凡卓绝的才智，但是她的性情却豪爽勇敢。尼采将他无尽的尊重都献给了这位妇女，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当然，他开始只是带着一般的期望去阅读这部作品。然而最终这部作品却吸引了他。这是对19世纪最优美的记载之一。梅森伯格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见证了所有的世故、英雄和希望。
她出生的德国还是由许多小宫廷组成的——她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宫廷里的大臣——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亲耳倾听过洪堡和歌德的朋友们的交谈；少女时代，人道主义影响了她，让她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从宗教中独立了出来。接着1848年来到了，代表时代梦想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作品随之而来，这些人为的是一种更高尚、更友爱的生活。对于这些人，梅森伯格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她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其中，跟他们一起奋斗。家人责备了她的行径，她离开了家庭，在不求帮助和没有建议的情况下开始独自行动。她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但她勇于行动，不停留于幻想。她在汉堡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跟他们一起奋斗，创立起了一个空想的共产村庄，老师们在这所理性主义者的学校内共同生活。在她的领导下，这个学校繁荣了起来，但是这同时也招来了警察。迫于当局的威胁，梅森伯格只好选择了逃亡。此后，她辗转到了伦敦，伦敦为忧伤者提供了避难所，也为被征服者提供了坟墓，在这里，她混迹于各种各样的流浪者当中，以教书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