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尼采都还不大留意高山，平缓的溪谷和侏罗山的森林更能引起尼采的兴趣。因为这些唤起了他对故乡的回忆，他土生土长的地方——萨勒河畔和波希米亚的丘陵与这里极为相似。在施普吕根，他发现自己可以呼吸着山间的空气孤独地沉思，这让尼采感到很快乐，这种新发现的乐趣就像是一道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当他重新回到平原时，他几乎忘却了这个乐趣，但是六年之后，当他体会到内心深处的永久孤独，再次住进山中简陋的旅店时，他又再次发现了那早在1872年10月就发现过的相同乐趣。
不久之后，尼采就离开了隐居之地，带着无忧无虑的心情重返了巴塞尔，回到自己的教学工作当中。巴塞尔是尼采建立了友谊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因此他深深地喜欢着它，也用宽容的心在看待这里的居民。巴塞尔成为了尼采生活的中心。他写信告诉罗德：“欧维贝克和罗门特是我在思想和生活上的知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有了他们在，哀伤和愤怒都将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欧维贝克的严肃和大度在哲学家中极为少见，他纯真可亲，具有激进的勇气。而这几点，是我和人交朋友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回巴塞尔的日子是尴尬的。他所有的学生都离他而去了，其中具体的原因他也并不是不清楚。德国的语言学家们集体排斥他，宣布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死亡。他们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禁止他上讲台。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圣凡格里奇已经很好地尽了他的职责，让我们抛开那些成见去做事。但是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大学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牵连，这使我的内心感到万分难过。在过去的半年里，二十名注册学生离开了我。我几乎无法使希腊文和拉丁文修辞课继续下去。我只有两个学生，一个学德语，另一个学法律。”
最后，他终于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安慰。罗德写了一篇书评捍卫尼采的作品，可是所有刊物都拒绝接受罗德的文章。罗德对这些拒绝感到不满，于是便修改了文章，将原文改成理查·瓦格纳的一封信，并以这种形式发表了。尼采对他的行为表示感激，并说道：“任何人都拒绝看到刊登我的名字。就好像我是个罪人一般。而现在，你的文章终于问世了，它是多么有力而又勇敢啊，是我们团结奋战的见证啊！我的朋友们都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用各种言辞对整篇文章及其细节进行夸奖，在他们看来，你那强有力的争辩简直和莱辛不相上下……文章中有着深沉的预示着危险的呼声，它们就像瀑布飞泻时发出的轰鸣声，这一点让我感到万分高兴。
我们一定要保持勇敢的信念，亲爱的，亲爱的朋友。我一直对我们向前的道路深怀着信念。我深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忠诚于我们的抱负，提高我们的力量。我坚信，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将寻找到更远的目标，更加意气风发地面对未来。是的，我们会达到目的地，作为征服者，那时我们还将发现更远处的目标，我们最终会勇往直前。那些目送我们前进的观众寥寥无几，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但是如果这些人具有批判的资格，那么仅仅是这几个观众就已经足够了。对我来说，时代所赋予我的一切荣誉，我都会奉献给瓦格纳，他是我独一无二的观众，只要他满意，我就可以得到比所有别的因素都更能激励我的崇高动力。他为人挑剔，对一切满意或不满意的事都直接地发表意见，他将是我评判事物的最好标准。”
12月初，尼采再次幸运地见到了他的老师，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他们却相处得很亲密。这短暂的时光让尼采回忆起在特里伯森的愉快时光。瓦格纳偶然路过斯特拉斯堡，并向尼采发出了邀请，尼采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次会见非常和谐，二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毫无疑问，这对隔阂渐深的两个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瓦格纳在一封信中谈到这次相聚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这种美好的时光足以消除二人之间的所有误会，防止他们再度发生争执。
1872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尼采拼命地工作着，他对古希腊悲剧哲学的研究进展顺利，他详细地将成果记录了下来留待以后著书用。那些了解他性情的聪明人将平静还给了他，而尼采也恰到好处地利用了朋友们提供的这种方便，在这段时间里，他再次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很多问题”这个说法似乎并不准确，因为他只是在探究一个问题。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提供怎样的一个基础，才能达成传统、规则和信仰的和谐，而是否是服从了这一基础，人类就可望变得更加崇高？事实上，现代社会已经创造了某些安慰品来为自己服务。想要那些真正服务于人的社会出现，来替代当下的这种社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行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社会，因为我们的文化被剥夺了。我们摆脱了权威，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不受任何形式的权威所统治。我们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整理我们的知识，这使得它逐渐趋于完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成功地用语言描述了我们所处的生活现象，将宇宙万物转化成了一种抽象的语言，但是在这种书写和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真实性的感知。科学对野蛮的我们采取了“野蛮行为”。尼采分析了这一行为。
我们没有感知科学，而是把它一切的基点都变成了附属物。虽然它还侥幸存在着，但却也是苟延残喘。
语言研究缺失了对风格和修辞的训练。
我们忽视了对印度文化研究中哲学的研究。
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面对其中的每一件事，我们都缺乏对其与实际努力关系的质疑精神。
我们无法沉浸下来感受自然科学。我们不会像歌德那样感受到那种和善宁静的氛围。
我们缺乏对历史学的热情。
总之，所有科学都无法被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所谓的研究者并不具备真正的修养。他们只是将科学看做自己谋生的手段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必须重新燃起美感、道德感和强烈而又有节律的激情。一个哲学家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做好这个工作呢？唉！如果看看古代的经验，那么恐怕我们所有人都要自惭形秽了。因为，在古时候，哲学家必须要具有多重才能和身份，一半是逻辑学家，一半是艺术家；既是诗人，又是使徒。他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梦想和戒律，但相较之哲学家枯燥的教导，人们更愿意听诗人和使徒们生动的言论，他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哲学家的分析和推论所感动。
想想从前那些灿如星斗的天才，那些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家们，他们究竟做到了什么呢？他们为自己的民族献出了生命，最终又得到了什么？这么多学者中只有恩培多克勒一个人感动了群众，但是他除去哲学家的身份之外更大程度上则是魔术家，他创造了神话和诗歌，他雄辩、高尚。因此令他产生影响力的原因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传奇般的人生。毕达哥拉斯应该是哲学家中做得最好的，他创建了一个学派，一帮朋友和弟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尽管如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还是只像大海里的一道细浪一样微不足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群众产生了影响力。尼采写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又有谁可以成功？在哲学之上建立一种大众文化是不可能的。
那么，等待这些奇特的灵魂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会丧失自己强大的力量吗？难道哲学家永远是处在困思之中，不能对群众产生任何的帮助？对于这个问题，尼采无法求解，因此心烦意乱，他所质询的正是他自己的生活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最终明白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音乐家，而且也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他早已放弃了成为这两种人的希望，他缺乏想象力，也没有能力给予一出戏剧以生命。在一个晚上，他对欧维贝克承认了这一点，他对此是如此的悲哀，以至于他的朋友都被他深深感动了。因此，尼采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哲学家，他只能算是业余哲学家、一个不完美的抒情艺术家。
他问自己：既然我唯一的武器只是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那么我能做什么呢？他如此这般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只能去尽力做得更好。苏格拉底并没有创造出可以让谬论禁锢在对话者灵魂中的真理，他的目标只是要成为思想的推助者。其实这一点就是一个哲学家的任务。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思想创造者，但却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批评家。他被迫分析一种未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以及他周围起着作用。他对这种力量的价值和界限作出了明确的阐释。这将是我个人的任务。我要研究同时代人的魂质，并通过权威告诉他们：你们无法在科学和宗教中获得拯救，去找艺术（它是现代社会的动力）和艺术家（那就是理查·瓦格纳）吧。尼采这样写道：“未来的哲学家，必将拥有对审美文化的最高审判权，也必将有权对所有离题的枝节进行裁决。”
圣诞节到来之际，尼采回到瑙姆堡过圣诞节。瓦格纳捎信邀请他在回巴塞尔的途中前往拜洛特。当时的尼采工作繁忙，并且身体还有所不适，更重要的是，尼采本能地感觉到此时保持孤独的状态对他目前的沉思更为有利，因此他婉言谢绝了老师的邀请。不过，几个星期以来，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和老师并肩站在一起。他写了一篇回击的文章（他所有作品中的唯一一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一个精神病医生，他正在着手证明瓦格纳是疯子。此外，尼采还匿名捐助了一笔钱给宣传机构。保持匿名符合他当时低调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唯一适合他的方式。他甚至想在巴塞尔建立一个追随瓦格纳的爱好者同盟。尼采所做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对老师绝对的忠诚，因此当他得知，老师对他的缺席感到极为不满时，他大吃了一惊。前一年，他也拒绝过老师的邀请，那一次老师只是温和地训斥了他。
“我们知道，你留在巴塞尔是为了布克哈特。”瓦格纳夫人在给尼采的信中这样写道。尼采回信对这件事作了解释，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尼采依然感到心痛。
在写给知道尼采这件事的朋友的信中，尼采说道：“这件事已经平息了，可我还是不能彻底放下。瓦格纳知道我生病的事情，我现在沉浸于工作，需要一些自由。但自此之后，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我都会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我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伤害过他多少次了，这些事每次都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更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
这桩麻烦事没有影响到尼采的思考。在他全集第十卷中的笔记当中，尼采透露了自己思想的最细微处。这些思想跌宕而又丰富。他这样写道：“我是精神的探险者，我在自己的思潮中漫游，只要思想召唤我，我会随时待命。”
而在1876年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尼采的思想漫游最为大胆。
他完成了论文：《论超道德观念中的真实和谬误》（很遗憾，我们非常有必要翻译这些夸张的词句，而且我们是逐字直译的。），这篇文章在众多文章中显得十分冷静并且出彩。尼采向来都喜欢在文中使用夸张的词语。可这一次他却没有用“虚假”这个词语，在这一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尝试了“对价值的转换”。他没有选择“虚假”做“真实”的反义词，反而用了“谬误”一词。他十分看重诗人建造的幻想世界，在他看来，这个幻想世界远比真实世界重要。席勒曾经这样说：“要敢于欺骗自己，敢于梦想。”尼采采纳了这一建议。希腊人擅长在冒险中寻找快乐。他们创造了神话历史和英雄传说，并陶醉于其中，而这种陶醉在他们的心灵中生出了更大的冒险。他们说服智慧女神居住于自己的城内，并整日生活在梦幻之中。是不是他保持了更多的清醒，就会更强大、更富于激情、更勇敢？真实与实践相吻合固然是件好事，而将幻觉负责任地付诸事实就更加可取。为什么要把真理置于高高的神龛之上呢？尼采肯定，现代人的倾向是要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种盲信呢？因为它颠覆了人类更为明智的信条——打倒真实，肯定生命。
尼采在自己的思考中记下了这些教条主义的程式，但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着。他继续写着。就这样，他沉浸于自己的研究当中，并且取得了进展。但我们要明白，这些思想虽然看起来明确，但实际上它们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指示，只是前进的基础。尼采即将提出的也许是完全相反的思想。尼采具有两种互相对抗的天性：一种是哲学家的天性，另外一种是艺术家的天性。他既服从于真理，却又准备着虚构。当不得不在这两种天性中作出抉择时，他总是迟疑不决。当追求真理的天性压过了艺术的天性时，他又把自己的程式重新捡起来，作出新的解释，指出难点和缺点。他从不避讳自己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在他自己的笔记中寻出他研究的轨迹。让我们将这种显眼的混乱翻译一下：
如果一个哲学家具有悲剧意识，那么他将尽力来约束自己混乱的认识天性，他不会通过建立信仰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他的悲剧情感让他看到形而上学的崩溃。而炫目的科学永远都不能令他满足。他为自己建立了新的生活，恢复了艺术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