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进几出的熊廷弼
熊廷弼（1569～1625年），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汉）人。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得中进士，被授保定推官，后提升为御史。
明神宗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即位，掌政四十八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皇帝，也是极端昏庸的一个皇帝。神宗即位伊始，首先发起了反对和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由于张居正改革触动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在张居正于明神宗十年（1582年）死后，官僚地主们首先起来反对改革，诬陷张居正，攻击变法措施。神宗也想借机改变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罗列张居正十四条罪状，归纳张居正有欺君蔽主、招权树党等不赦之罪。神宗见疏马上批示：“居正朕悉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谈迁《国榷》七十一卷）。诏抄张居正的家，并撤销了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一批官员，安排了一批被宠信的大臣，从而控制了朝中大权。
在立嗣问题上，神宗欲立宠妃郑氏所生次子常洵，从而挑起党争。在朝臣压力下，神宗不得已让步，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而至此后，神宗便心灰意懒，不理朝政而专溺于酒色。洛于仁为此上疏《酒色财气四箴》：“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并劝神宗改变宠幸宦官、拒听劝谏、贪财好色、迁怒于人的错误做法，却因此被神宗削职为民。更可笑且可气的是，阁臣曾恳请神宗一个月间临朝三至四次，神宗竟然也没有答应。可见，神宗荒淫至极。
为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欲望，神宗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奢靡腐化，无以复加。神宗在仅二十一岁时就为自己修建陵墓，驱使数万军队和民工，用了六年时间，耗银八百余万两。巨大的耗资带来的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矿监税使横行，厂卫特务霸道，致使百姓怨声载道，百姓水深火热，各种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明朝后期，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斗争也愈演愈烈。这些党派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方从哲等为首的浙党，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等等。各党派间彼此倾轧，争权夺利。在诸党派中，只有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首的东林党，还算是一个要求改良社会的政治集团。东林党人看到了“民不聊生，大乱将至”的社会现实，为挽救明王朝的危机，缓和各种矛盾，要求改革朝政，加强君主集权。但是，由于各党派意见不一，互相排斥，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神宗不理朝政，给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明成祖首开宦官干政之端。之后，宦官插手司法、行政各要害部门，并统领禁军。至神宗万历年间，宦官专权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例如，宦官冯保，连神宗自己也很惧怕他，“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明史·冯保列传》）。宦官魏忠贤在冯保之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魏忠贤为首形成阉党，总揽内外大权。魏忠贤被人称为“九千岁”，更有谀者称之为“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外廷诸臣附之”。阉党排斥异己，大兴株连，“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复国”，“其罪何胜诛”（《明史·阉党列传》）。
正值明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之际，生活在我国东北部的一支少数民族一一满族崛起了。（《满洲实录》）。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永陵）即位称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后，势力逐渐强盛，开始扩张势力，并将矛头直指明中央政权。
在这种情势下，熊廷弼走上了抗清的前线。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被任命为辽东巡按。
熊廷弼认为，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如果利用战争间隙加以很好利用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于是命兵民屯田。
仅此一项措施，每年可增收粮食一百三十五万石。为此，熊廷弼受到神宗的褒奖，并诏命将屯田方法在边关推广。同时，熊廷弼对战事提出自己的建议，认为应当以防为主，修缮并建筑城堡，这一建议也被神宗采纳了。熊廷弼在辽东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但是，由于熊廷弼与巡按御史荆养乔发生争执，被贬官并调离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边事再次告急。朝廷考虑到熊廷弼熟悉辽东事务，重新提升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不久，又提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掌管辽东事务。熊廷弼尚未出京，开原失守。熊廷弼认为：“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
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神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授予熊廷弼尚方剑，表示对他的器重。
熊廷弼刚一出山海关，铁岭又被清军攻陷，沈阳及前线各城的明军、百姓纷纷败退，危及辽阳。熊廷弼见战情紧急，日夜兼程。到任后，招集流民，整肃军纪，处斩了畏敌逃跑的将官，提拔了一批有勇善战的将士。同时，训练部队，修造战车，预备火器，筑城挖濠，从而加强了防务措施。由于“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明史·熊廷弼列传》）。熊廷弼又建议朝廷调集军队，进驻边关要镇，使首尾战线相顾，小股敌人进攻能够自行抵御，大敌来犯时能够互相增援，并挑选精明强悍的兵士，对清军占领地区进行骚扰，以此使清军疲于应付，而明军则伺机反击。
熊廷弼还以身作则，亲临前线视察军情，借以稳定军心，增强防御能力。熊廷弼“躬自巡历”，“相度形势而还”，“由是人心复固”（《明史·熊廷弼列传》）。
正当熊廷弼施展抗清才略之时，遭到了意料不到的诋毁与弹劾。原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因事被贬后，给熊廷弼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自己“走后门”，熊廷弼没有答应。由此，姚宗文嫉恨在心，上疏诋毁熊廷弼。疏中谗陷说，辽东地区在熊廷弼掌管下，不但没有收复失地，而且屡丧疆土；熊廷弼独断专行，不纳众议，并说熊廷弼在辽东“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同时，姚宗文鼓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攻击熊廷弼，必欲排挤掉熊廷弼而后快。御史顾慥首先出来弹劾熊廷弼，编造熊廷弼出关一年有余，无所建树，蒲河失守却隐匿而不向皇帝报告，且用神宗赐予的尚方剑“逞志作威”。试想，熊廷弼在前线指挥、筹划抗清事宜，而朝内却诋毁、弹劾不断，熊廷弼又怎么能安心于战事而置内讧于不顾？这种“内耗”曾使多少人无端蒙冤？又使多少人意志消沉而怠于政事？又使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遭受多大的损失？这恐怕是不能简单地回答的，却足使人引以为戒，引以为鉴。
泰昌元年（1621年），在位仅仅一年多的明光宗死，熹宗即位。同年，明军与后金军在辽沈一带交战，明军大败。
战事吃紧，内讧又起，其矛头直指熊廷弼。御史冯三元弹劾熊廷弼，列举熊廷弼罪状无谋八条，欺君三条。并说，不罢官熊廷弼，辽东一定保不住。熊廷弼极端愤慨，上疏为自己辩护，并请求辞去官职。御史张修德再次上书弹劾，诬陷熊廷弼破坏辽阳战事。熊廷弼气愤已极，再次上疏说：“辽东地区目前已转危为安，为臣抱必死之信念保卫辽东。”同时，熊廷弼交还了尚方剑，再次恳请辞职。在此伏彼起的谗陷、弹劾下，熹宗对熊廷弼渐渐产生了疑虑，批准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接任。熊廷弼离职时，请熹宗派人考核自己在辽东任上时的工作，以证实自己的成绩，并上疏说：“在辽东地区战事危急的情况下，我带着老弱残兵数千人上任，其情景惨不堪言。到杏山（今辽宁锦县西南）时，铁岭即已被后金军攻占，朝臣都认为辽东一定将丧失。而今，辽东不但未被后金军所占，且已经非常稳固，这难道是不操练军马、不部署战事所能做到的吗？如果说我领兵十万之众而不能斩敌将擒其王，那才真是我的无能。”然而，不管熊廷弼怎样辩白，冯三元、张修德等人仍是连篇累牍上疏谗陷熊廷弼。最后，熹宗答应了熊廷弼的请求，诏命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辽东考核熊廷弼。熊廷弼为此再一次上疏熹宗：“臣蒙受皇恩回原籍等待查实的结果。然而，有人用破坏辽东战事并将辽东拱手送给后金军的罪名强加给我，我不得不一一向皇上陈述。现在，朝中议论、诽谤之人，全是些不知兵事的文官。值冬春时节而臆断认为与敌不利，闻听敌人进攻稍缓，便在朝中催促前敌出战，等到被敌人打败时才不再空谈战事。我在前方筹划抗敌事宜刚有点眉目，他们又责令出战，而自与清军交战以来，有哪些高谈阔论对战事起过好的作用呢？战场中的事情，本该由在任指挥官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又怎么能听从这些没有好处，只能扰乱人心的议论呢？况且一旦稍有不听从的地方，就纷纷加以指责、诽谤、谗陷呢？”朱童蒙还朝后，详细阐述了熊廷弼抗清的措施，最后对熹宗说：
“为臣到辽东时，士兵、百姓全都哭诉着为熊廷弼呜不平，并说数十万生灵全都是熊廷弼保护的，这又何罪之有？在蒲河战役中，后金军攻打沈阳，熊廷弼催促军马前去解救，行为多么壮烈啊。”这样，才暂时平息了对熊廷弼的诽谤，熹宗也因为熊廷弼在辽东战事中有所贡献，仍然准备起用熊廷弼。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攻破沈阳，接替熊廷弼的袁应泰战败自焚而死，熹宗又想到了熊廷弼，准备再派他去主持辽东战事。给事中郭巩极力诋毁熊廷弼。不久，辽阳失守，辽河以西军民纷纷溃逃，从塔山到闾阳二百多里地带没有人烟，皇帝百官十分震惧。大臣刘一燥说：“如果熊廷弼在辽东的话，应该不至于到现在这种地步。”御史江秉谦也追述熊廷弼防守辽东有功，并认为排挤有功之臣的郭巩应予定罪处罚。熹宗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纠及当初弹劾熊廷弼的冯三元、张修德等，一律降职惩处，还将姚宗文削职为民，下诏起用在家闲居的熊廷弼，同时提升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从这里不难看出，熹宗耳软心活，对辽东战事莫衷一是，在辽东战事吃紧的情况下几易主将，最后还是起用了熊廷弼。然而，此时的辽东已并非当初熊廷弼经营时的辽东了。在朝廷无策、军心动摇、百姓溃逃的状态下，此时的辽东也已并非是熊廷弼能够防守得了的了。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熊廷弼入朝，恳请皇上不要贬谪冯三元等，熹宗没有答应。此事从侧面反映出熊廷弼以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的容人气量和博大胸怀。熹宗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事务。
然而，在兵力的部署上，熊廷弼与王化贞观点不同，两人争议颇大。
在熊廷弼未到任前，王化贞负责辽东事务。在防守上，王化贞沿辽河设置六个营，并在后金军队进攻山海关的要地西平、镇武、柳河、磐山等地分兵设防。熊廷弼认为：“辽河河道狭窄，不足为防守的屏障，且沿河各城城池太小，难以容纳足够的兵力，为今之计应固守广宁（今辽宁北镇）。
若分兵驻防，势必削弱力量而易于各个击破。那时，一营被击溃，其他营也将不战自溃。然而，将主要力量集中广宁，可以根据城外的形势，成掎角之势扎营，深挖濠高筑墙，以待敌兵。辽阳离广宁约三百六十里，敌人在一天中从辽阳赶不到广宁，如其出兵，我一定能预先探之并做好准备。所以，万万不可沿河驻防，那是自己削弱自己。”熹宗赞同熊廷弼的观点，熊廷弼却因此开罪了王化贞。自此以后，王化贞不过问军事。熊廷弼于是请皇上告谕王化贞，不得借口节制自己，两人关系越来越僵。由两个人的观点不同引发出辽东战事是战还是守的争议。这种混乱状态必然导致诸将领间关系不睦，从而使调动不灵，也扰乱了军心。在战事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显而易见，对于主持战事的主要领导者熊廷弼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王化贞派遣的都司毛文龙擅自袭取了镇江，朝廷闻听，举朝庆贺。王化贞又命驻守广宁的军队出击欲扩大战果，并得到了一些大臣的支持。而“廷弼不得行其志”，“徒拥经略虚号而已”。
熊廷弼上疏认为，毛文龙轻率出兵，扰乱了预定计划，所以并非“奇功”，乃是“奇祸”。朝中大臣正庆祝镇江之捷，对熊廷弼的说法多持反对意见，并招致倾向于王化贞的大臣的诋毁。同时，熹宗对熊廷弼也持怀疑态度。为此，熊廷弼上疏为自己辩护，但于事无补。
天启元年（1622年）十月，后金军渡过辽河，明军大乱。朝廷又议遣熊廷弼出山海关抗敌。熊廷弼上疏：“我驻扎广宁，那么王化贞驻扎在哪里？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皇上、朝臣与边关将领上下一心，才有转危为安的希望。”出关后，他将主力驻扎广宁，并分兵驻守镇武、闾阳成三角之势，并下令：“敌人来攻，有逃出城一步的，即使文官武将也诛杀不赦。其他两城坐视不援的，也诛杀不赦。”
熊廷弼部署初定，王化贞又发兵袭击海州（今辽宁海城），无功而返。熊廷弼对王化贞急功近利的做法极为不满。
两人为此上疏各抒己见，关系日窘。最后，朝野上下皆知“经（略）、（巡）抚不和，必误疆事”。熹宗命朝臣商议调节的办法，“议撤廷弼者数人”。员外郎徐大化弹劾熊廷弼忌能妒功，不撤职于边事不利。更有建议“撤廷弼他用”者，却苦于没有较熊廷弼更合适的人选，熹宗没有采纳。
不久，西平战事告急。王化贞从广宁发兵，熊廷弼也率部救援，但部下或逃或不听调动，明军大败，后金军趁势进逼广宁。因叛军内应，广宁失陷。王化贞出逃，熊廷弼退守山海关。至此，辽东战事以明军的失败告终，明朝从此一蹶不振。
为追究辽东战争失利的责任，天启二年（1622年），将王化贞拘捕下狱，熊廷弼罢官，听候查处。同年四月，刑部判王化贞、熊廷弼“罪当处死”。魏忠贤借机敲诈，派人向熊廷弼索贿，遭熊廷弼拒绝。“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众阉党阿谀魏忠贤，竞相谗陷，捏造熊廷弼的罪行。他们以熊廷弼之子探监为口实，构陷熊廷弼“阴谋叵测”。他们将市场上出售的《辽东传》呈给熹宗，诬陷说：“这是熊廷弼所写，借此为自己歌功颂德，好免除罪过。”以此引起熹宗的恼怒。阉党进而无中生有，“谓熊廷弼盗军资十七万”，且更有言“谓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者。魏忠贤在制造舆论后，假传圣旨，施加各种刑罚，以此逼迫熊廷弼妻儿出钱。熊廷弼长子因不堪忍受，自杀而死。对于阉党的罪恶行径，“远近莫不嗟愤”。即使这样，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还是在天怒人怨的情况下被处死。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下诏停止“追赃”。同年秋，工部主事徐尔一为熊廷弼伸冤，上疏认为：“熊廷弼被以指挥不利、丧失疆土的罪名砍头陈尸，查没其财产并追还所谓贪赃，然而臣下觉得所定之罪证据不足。当年，广宁屯兵十三万，粮草百万，全部为王化贞指挥。熊廷弼只带五千兵马驻扎在右屯，距广宁四十里。王化贞溃败而熊廷弼却在坚守。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又怎么能奢望他守如磐石呢？
熊廷弼与王化贞没有一事不力争，更无一句话不切中利害，熊廷弼罪在哪里呢……臣乞求为其昭雪。”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爌等上疏说：“熊廷弼遗骸至今不能够归葬，是历来国法中所没有的。现今熊廷弼之子上疏恳请为父归葬，臣等认为不算过分。国体皇恩，应该同行而不背离。如果考察熊廷弼功过始末，也可列举一二。熹宗时，熊廷弼以御史身份巡视辽东，那时就为辽东战事担忧。
整顿兵马城池，呼吁朝廷予以重视，却无人理会，十年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这是其一。后在辽东陷地丧师情况下起用熊廷弼，经过熊廷弼仅仅一年时间的苦心经营，使边患稍有平息。熹宗驾崩，朝廷议论熊廷弼没有战功，罢免熊廷弼不久而辽东丧失。假使熊廷弼不撤，未必到那种地步，这是其二。辽阳既失，熊廷弼复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主战，熊廷弼主守，而朝臣多半认为王化贞是对的。熊廷弼屡次上书阐明自己的观点，却没有人肯于听从，乃至王化贞战败后熊廷弼才溃退，此为其三。”
“假使熊廷弼当时死守为国捐躯，难道不是气节刚烈可歌可泣的吗……即使诛杀熊廷弼，按照丧失疆土的罪过论处，同其他将领一样伏法，熊廷弼死而无怨。可事情并非这样，而是先用受贿栽赃，既而借题发挥，使熊廷弼蒙冤身死后仍背着贪赃的黑锅，且耻辱殃及他的妻子儿女。这是熊廷弼死不瞑目的，也是天下人愤恨、惋惜并鸣不平的原因。”
“臣等平心而论，自从辽东战事以来，贪官污吏营私舞弊者有多少？而熊廷弼不收受一枚金钱而专心致力于抗击后金。魏忠贤欺上瞒下，作威作福，朝臣无不畏惧。而熊廷弼在顺从则死、违抗也是死的情况下，最终不改刚直性格，慷慨赴刑。而今，熊廷弼被杀已有三年多了，收殓归葬原本没有禁例……臣等之所以说这么多，关键在于此事是关系到朝廷是邪是正的大事啊！”
崇祯被说服，下诏允许熊廷弼之子为熊廷弼收尸归葬。
熊廷弼冤死，正是“国步将移，刑章颠覆”（《明史·熊廷弼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