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大病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考验自己是否遵守这些原则。有一天晚上，我完全绝望了，感到自己已走到了死神的门前，就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也朋夫人。她立即赶到学院，瓦拉白和康努加医生也来了，医生摸了一下脉搏说：“你的脉象很好，我认为不会有危险。这是由身体极度衰弱而引起的一种神经衰弱症。”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他的话，那一夜没有睡着。
天亮了，死神并没有光顾，可我依然觉得死期将近，于是只要我神智清醒，就让学院的好友给我念《薄伽梵歌》。我已无力阅读了，也不愿意开口讲话，稍一讲话，脑子就紧张起来。我已没有生存的欲望了，也不愿苟活。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还要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来侍候，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垮下去，这样无可奈何地生活着，实在够痛苦的。
就这样我躺在床上等死，有一天，塔瓦尔卡医生带了一个客人来找我，这位客人是马哈拉斯特拉人，我一看到他便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别人眼中的怪人。他是来为我治疗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上学，毕业了但没有取得学位，也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梵社的会员。他个性独立而又固执，最擅长用冰来治病，他想要在我身上做实验。我们都叫他“冰医生”。他以为自己发现了连某些有资历的医生都没有发现的新东西。可惜的是，他的话并不能使我信服，我相信他的办法会产生一些效果，可是我认为他的某些结论下得过早了。
不管他的发明怎样，我愿意让他在我的身上做实验。他给我全身敷冰，我虽然不敢肯定他的治疗会产生他说的那种效果，但我的确有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能量，而且这种心理自然对健康是有益的。我开始有食欲了，每天还可以缓慢地散步5—10分钟。现在他建议我改善饮食。他说：“我敢保证如果你能吃几个生鸡蛋，你的体力可以恢复得更快。鸡蛋和牛奶对你的身体都绝无害处。它们当然不能归为肉类。而且你是知道的，并非所有鸡蛋都有生殖作用，市面上是出售消过毒的鸡蛋的。”我是连消过毒的鸡蛋也不会吃的。不过健康的好转已足以使我重新对公众事务感兴趣了。
一百五十三 劳莱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建议我去马特朗休养，那样可以更快地恢复健康，于是我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然而马特朗的水质很硬，这又给我带来了新的困扰。我刚害了痢疾，肛门极为敏感，再加上我有肛裂病，所以每次大便时都痛不可当，于是我非常害怕吃东西。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周，我就连忙离开了。尚卡拉尔·班克先生认为自己是我的健康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咨询一下达拉尔医生，于是我去找了那位医生。我非常佩服尚卡拉尔当机立断的能力。
医生说：“要恢复健康，只有喝牛奶。如果你还愿意注射铁质和砷酸，我可以保证你能够完全康复。”
“我接受注射，”我答道，“但是我不会喝牛奶，我立誓不喝牛奶。”
“究竟为什么发这样的誓？”这位医生问。
我告诉他整个故事的始末以及我发誓的理由，还有自从我知道母牛被挤尽牛奶的状况后，就再也不愿意喝牛奶了。再加上我始终认为牛奶并非人类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再不喝牛奶了。我说这一番话时，嘉斯杜白也站在我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总可以吧，”她说道。
医生也趁机说道：“喝羊奶也可以。”
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早日恢复健康，以尽快投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出于对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我暂时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含义，而牺牲誓言的精神。我发誓时，说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其实际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水。更何况既然我认为奶类并非人类天然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饮用任何奶水。我明白这些道理，但我还是答应喝羊奶了。生存的欲望战胜了对真理的虔诚，而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居然为了组织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而违背了他神圣的理想。至今我依然对此念念不忘，心中充满了懊悔，我一直想不再喝羊奶了，然而始终无法摆脱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以及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
我很看重饮食方面的实验，并把它当成非暴力主义的一部分。这些实验让我觉得精神舒畅，非常快乐。然而喝羊奶这件事一直让我无法释怀，倒不是因为这违背了不杀生的信仰，主要是从真理的角度看这样做是违反誓言的。对真理的理想与对“非暴力”的理想相比，我更了解前者，而且经验告诉我，如果放松了对真理的理想，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问题，而真理的理想要求人们既遵守誓言的字面意思，也遵守其精神内涵。
就现在这件事而言，我只遵守其外表形式，却没有遵守其精神内涵，也就是誓言的灵魂，这就是我苦恼的真正原因。尽管我心里非常明白，却没有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拒绝的措施。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怀疑就是缺乏信仰或信仰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夜祷告：“神啊，请赐我信仰吧！”
喝羊奶后不久，达拉尔医生便为我做了肛裂手术，手术很成功。当我逐渐恢复健康时，想活下去的欲望更强烈了，尤其是因为此时神灵已给我安排了很多工作去做。
养病期间，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劳莱特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付正在孟买展开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报告书中建议对群众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抓进监狱。
]刚发表的报告书。报告书的内容让我深感震惊。尚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巴尼（现已故）都建议我要在这个问题上迅速采取一些行动。大约一个月后，我去阿赫梅达巴把我的忧虑告诉瓦拉白，他几乎天天都来探望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又说：“如果我们可以联名抗议，哪怕人数不多，如果他们不顾我们的反对就把议案变成法律，那我们就马上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一定会全力斗争的，也会号召其他人起来斗争的。但现在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堪忧，担当不起这项任务。”
这次谈话过后，我们决定召集少数几个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举行会议。我认为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缺乏现实的依据，报告书里所列举的少数证据不足以让人信服，而且每个有自尊心的人是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的。
会议在非暴力不合作学院里举行了，参加这个会议的不足二十人。我还记得除瓦拉白外，还有沙瑞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尚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也朋夫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起草了非暴力不合作宣言，而且我记得所有与会者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担任什么刊物的主编，不过我常常通过报刊来发表我的看法。这一次也不例外。班克对这次斗争非常热心，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很踏实。
我认为要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种新的斗争形式，依靠现有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我建议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大会。由于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也就把总部设在孟买。有不少会员已经在誓约大会上签了名，我们还印发了传单，到处召开群众大会，一切组织都像凯达运动那样有条不紊。
我当选非暴力不合作大会的主席。不久后我便发现自己与很多会员之间似乎有很大的分歧。我坚持用古遮拉特文在大会上发言，此外我提出的其他工作方法有些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也很是为难。不过说句公道话，大多数人很宽容地迁就着我的个性。
虽然新活动在开始时红红火火的，运动发展得也很迅速。但我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这个大会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有一部分会员很不喜欢我所强调的真理与“非暴力”。
一百五十四 奇观
一方面反对劳莱特报告书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将这个建议变为法案的决心日益坚定，于是劳莱特法案公布了。我此生只参加过一回立法议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郑重警告政府不要逆民意而行。总督似乎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萨斯特立吉的滔滔雄辩。他的话是那么实际而又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也会深为所动。
然而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熟睡时，你才能唤醒他；如果他只是假装睡着了，无论你怎么叫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当时政府就是在假睡，它打定主意要立法，开立法议会听取代表的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所以无论萨斯特立吉的演讲有多么好，政府根本是充耳不闻的。
在此种情况下，我的话没有什么分量。我曾诚恳地请求总督不要将其立法，我曾给他写过许多私人的和公开的信，明确告诉他，如果政府还是一意孤行的话，我们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行为。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事。
那时法案还没有登在政府的公报上成为正式的法律。我的身体也还是很衰弱，但是当我接到来自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心冒险做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无力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可以在大会上站着发言，如果要长时间站着发言的话，我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异常。
我能够适应在南方的生活，多亏我当年曾在南非工作过，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对我有某种特殊的好感，而善良的南方人民也从未令我失望过。这个请帖是由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现已故）发出的。后来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得知，出主意邀请我的是拉贾戈巴拉查理（Rajagopalachari）[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他与尼赫鲁、普拉萨德、瓦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
]。这可以算是我们初次相识，无论如何我们要亲自面谈，好好了解一下彼此。
拉贾戈巴拉查理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没有多长时间，他是被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一干朋友再三邀请来的，也为了便于积极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和拉贾戈巴拉查理一起住。我原以为我们住的房子是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艾扬伽先生是主人。我们一起住了两三天之后，幸而摩诃德弗·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我才发现原来拉贾戈巴拉查理才是主人。摩诃德弗很快便和拉贾戈巴拉查理混得很熟，而因为拉贾戈巴拉查理是一个羞涩的人，一直不大出面，所以才让我们产生了误会。摩诃德弗提醒我：“你应当好好培养这个人。”
我觉得摩诃德弗的话有道理。于是我每天都去找拉贾戈巴拉查理，我们一起讨论有关斗争的计划，但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如果劳莱特法案最终被议会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来加以反对。如果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大家一个不服从的机会。如果压根就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否文明地不服从其他的现有法律呢？如果可以，那界限又在哪里？这样的一大堆类似的问题便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喀斯图立·兰格·艾扬伽先生召集了部分领导人参加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威加也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科学的关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说明，甚至要把详细的细节一并写上。我认为以我的能力是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的，就毫不保留地向他坦诚了这一点。当我们还在这样踌躇不决地商讨对策时，便得到了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的消息。那天晚上我依然苦苦地思索着这件事，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便醒了，就早起了一会儿。那时我还介于沉睡和清醒之间的朦胧状态，忽然迷迷糊糊地想到一个主意，简直像做梦似的。然后我便急急忙忙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拉贾戈巴拉查理。
“昨晚我梦到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号召全国举行罢工运动。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自我净化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场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斗争之前，我们需要一个自我净化的行动。我们可以号召全体印度人民在那天停止工作，并把那天作为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我们绝食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天。我不敢保证各省都会响应我们的这个号召，不过我认为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可以保证的。所以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实行了，我们也应当满意了。”
拉贾戈巴拉查理当即认可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也无不表示赞同。于是我便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倡议书，最初我们把总罢工的日期定在1919年3月30日，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这份紧急通知。由于必须马上采取这个行动，所以不可能写一份很长的紧急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