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我去勒克瑙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请到三巴朗看看吧，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不幸告诉你的。”所谓“律师先生”就是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后来他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名可敬的同事。现在他是比哈尔公众工作的灵魂人物。拉兹库玛·苏克拉把他带到我的帐篷，当时布拉吉索尔巴布穿着黑绒衣服和裤子，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还以为他就是一个欺诈老实农民的律师呢。听他谈了一些关于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习惯性地回答道：“在我还没有亲眼看到三巴朗的情况前，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请你先到大会上提出议案，现在请让我离开。”拉兹库玛·苏克拉当然想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果然在大会上提出了对他们表示同情的议案，获得了全体一致通过。
拉兹库玛·苏克拉对这个结果很高兴，但是并没有很满意。他希望我亲自去三巴朗看看那里的农民们的困苦处境。我答复他，我会去三巴朗住上一两天的。“一天就够，”他说，“你会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
我从勒克瑙去康埔。拉兹库玛·苏克拉还在跟着我。“这里离三巴朗很近了，请你去那里住一天吧。”他坚决请我过去。我对他说：“非常抱歉，请原谅我这次真的不行。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我再次对他许诺。
我回到学院了，拉兹库玛也跟到那里。他恳求我：“现在请定下去三巴朗的日子吧。”我说：“好吧。某天我会去加尔各答，你就到那里去找我吧。我跟你去三巴朗。”其实那时我不也知道要到什么地方、要干什么。
我还没到加尔各答的布本巴布的家，拉兹库玛就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这个率直、无知但很坚决的农民朋友就这样征服了我。
1917年初，我们离开了加尔各答去三巴朗。我们看起来非常无知，连坐什么火车去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和我坐在一起，一大早我们就到了巴特拿。
我是第一次到巴特拿，这里没有朋友或熟人可以投宿，我原以为拉兹库玛·苏克拉这位老实的农民在巴特拿总该有点儿影响，其实不是的，一路上我跟他聊天，发现他什么都不懂。他太天真了，以为那些律师朋友们是真的想帮助他，其实他们只是在利用他。可怜的拉兹库玛倒像是律师们的奴仆，在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拉兹库玛·苏克拉带我去了拉金德拉巴布（Rajendra Prasad）[即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
]的家。拉金德拉巴布好像是去普里或别的什么他方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到底是去哪儿了。当时他家里有一两个用人，对我们不理不睬的。我身上只带了一点吃的东西。我想吃点枣，随行的人便到集市上去帮我买来了。
比哈尔的不可接触制度非常严格。当用人们正在井边打水时，我不能去那里汲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属于哪个种姓，怕我桶里流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们的水。拉兹库玛带我去屋里上厕所，用人立刻把我带去屋外的厕所。我并不感到惊奇或愤怒，因为早就习以为常了。用人这么做是在行使他们的职责，或许我们想这正是他们的主人拉金德拉巴布希望他们做的。
如此待客之道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让我更加了解他的单纯和本分。我明白拉兹库玛·苏克拉已不能再指引我了，要由我自己掌舵了。
一百三十七 文雅的比哈尔人
我在伦敦时就认识大毛拉·马志鲁尔·哈克先生，当时他正在那里学习法律，再见到他时，已是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大会上——他是那一年的穆斯林联盟的主席，再见面后我们都觉得很高兴，他说下一次再到巴特拿时一定要来他家做客。我想起了他的邀请，就给他写了一个条子，并把我此行的目也告诉他。他很快就坐着他的汽车来接我，请我去他家。我向他致谢，并请他告诉我该乘哪一班火车才能最快到达我的目的地，因为像我这个生客，火车时刻表对我并没有用处。他同拉兹库玛·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去穆扎伐埔，当晚他还把我送到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那时正在穆扎伐埔，而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后，我就常听人提起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牺牲精神，他的简朴生活以及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等事情。克里巴兰尼曾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而我到那里时，他刚刚辞职。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去那儿，尽管火车是在半夜抵达的，他还带了一大群学生到车站接我。他自己没有住处，寄居在马尔康尼教授家，所以是马尔康尼先生招待了我。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像我这样的人，这在当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将比哈尔的一片绝望景象，特别把狄哈专区的恶劣情形都说给我听，并且给我指出此行可能遭遇的困难，他与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还把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目的也告诉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有一小群律师来找我。其中就有兰纳密·普拉萨德先生，他的热情特别令我感动。
“如果你继续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中”，他说，“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你得搬过来与我们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一带有名的律师。我是代表他来请你搬到他家去住。我承认我们都有些害怕政府，不敢公然与之对抗，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拉兹库玛·苏克拉说的大多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领导者不在这儿，不过我已经分别给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巴布两人发了电报。他们会尽快赶回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你需要知道的全都告诉你，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请搬到伽耶巴布那里住吧。”
盛情难却，可是我有些担心这会令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让我放宽心，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了。他和他的家人都热情待我。
布拉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分别从达尔班格和普里回来了。布拉吉索尔巴布早已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见过的他了。这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谦逊、简朴、善良并拥有非凡的信仰，而这些全都是比哈尔人的特征，比哈尔的律师也都非常尊敬他，我感到又惊又喜。
不久后我便与这帮朋友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布拉吉索尔巴布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这件事情的本末。他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当然他也是收费的，我在那儿时刚好遇上了两宗这样的案子。他一打赢穷人的官司，便会自慰于替穷人做了好事。律师们觉得如果自己不收费，就没有办法生活，也就无法给穷人提供有效的帮助了。但是三巴朗县的律师收取的费用与孟加拉省以及比哈尔省的律师的收费标准比较起来，差异实在很大。
“我们会花10000卢比请某位大律师。”有人告诉我，随便打一场官司的收费很少低于四位数字。
朋友们耐心地听取了我和蔼的谴责，也没有误解我的意思。
“研究完这些案子后，”我说，“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告上法庭。去法庭没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受到这样的欺压，又是如此畏惧政府，上法庭对他们没有作用。要想真正解救他们，就得消除他们的恐惧。除非我们废除比哈尔的‘3卡塔’制，否则就帮不了农民们。我原以为在这儿待两天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做成这件事。现在我觉得心有底了，但需要你们的协助。”
我发现布拉吉索尔巴布头脑非常冷静。他泰然地说道：“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但是请你先告诉我们，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于是我们坐下来一直讨论到深夜。
“我不太需要你们的法律知识。”我说道，“我需要你们做一些文书工作和翻译工作。可能我们还会有牢狱之苦，要不要做由你们自己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们都要负责文书这样的工作，放弃你们律师的职业，这一项就已经不算是小事了。另外，我听不懂本地的印地方言，而且凯达语和乌尔都文写成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需要你们帮忙翻译，然而我付不起薪水给你们，做这一切全凭爱和服务的精神。”
布拉吉索尔巴布马上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他现在轮流问我和他的同伴一些问题。他要弄清楚我想做什么——他们的服务期限，需要多少人，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随后他又问在座的同伴们究竟能做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保证：“我们会全力以赴。有一部分人任你差遣。至于准备坐牢，对我们而言那是一件新鲜的事，我们愿意努力照你说的做。”
一百三十八 面对着“非暴力”
为调查三巴朗农民的生存状况，以掌握他们对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程度，我需要拜访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过我觉得，在进行调查以前，有必要先了解种植园主的情况，并见一见当地官员。我联系了这两方，他们也都给了我答复。
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坦言相告，他说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纠纷与我无关，如果我坚持要插手这件事的话，尽可以将意见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给政府。我客气地回答他，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们想要我来管这件事，我当然有权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又去拜会地方官员，可是他却恐吓我，让我立即离开狄哈特区。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跟他们说政府极有可能阻挠我的下一步活动，也许我会在预料的日子到来前就被捕，我告诉他们，最可能在莫提哈里、贝提亚被捕。因此我要尽早赶到那些地方去了解情况。
三巴朗是狄哈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它的县城。拉兹库玛·苏克拉的家就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是整个三巴朗县最穷苦的一群佃农，拉兹库玛·苏克拉要我去那儿看看他们，我也正想去看看。
于是当日我就和同事们动身去莫提哈里。我们得到戈拉克·普拉萨德巴布的招待，他的家都要变成旅馆了，房子几乎装不下我们了。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5英里的地方有一位佃农受到了虐待，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在达郎尼塔·普拉萨德巴布的陪同下去看看他，第二天我们就骑着象去了那里。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像在古遮拉特坐牛车那样平常。还没走到半路，警察局派来的人就赶上来对我们说，警察局长问候我们。我当然懂得他的用意。于是就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走，我则坐上了警察局雇来的车子。后来他通知我离开三巴朗，并把我送到住处。警员要我写张收条，以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在收条上写下：在完成我的调查前，我不会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法院的传票，让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限期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吉索尔·普拉萨德巴布一些必要的指示，以防万一。
我将受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据说莫提哈里从未出现过那种场面，戈拉克巴布家中和法庭都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前一天夜里忙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才能应付这么多人。我的同事们一直忙着帮我维持秩序，因为我走到哪里，人群便跟向哪里。
那些官员——税务官、县长、警察局长与我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的角度上，我可以拒绝接受通知上的要求。然而事实上我完全接受了，而且非常尊重那些官员。他们现在才明白，我并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只是文明地抵抗他们的命令而已。因此他们就放心了，不但不为难我，反而帮助我们维持秩序。然而这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权威已经被动摇了。在那一刻，人们暂时忘却了对刑罚的恐惧，而折服于他们的新朋友的爱的力量。
读者朋友们应当记得我曾说过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这里的农民不太关心外界的事。三巴朗离恒河北岸很远，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与印度的其他地区是隔绝的。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知道国民大会党。即便他们听说过国民大会党的名字，也不敢参加，有的人甚至连名字都不敢提。然而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员却来到这里了，虽然不是以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出现的，但却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我与同事们商量后决定不以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做这项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做事而不是名利，重要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是政府及种植园主不喜欢的名字，他们认为它不过是一个代名词，代表着律师们互相争吵的地方，它是律师们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了炸弹和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外交辞令与讹诈。我们必须想办法消除他们这种偏见。于是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字，也不让农民知道有这个组织，只要他们能够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