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拨了花穗子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女士，一个类似秘书的人，让我等着。大厅人来人往，步履匆匆。白墙上各类雏菊装饰画，幻想给人安宁似的含羞半开着。长长的过廊下是草坪，花树间有喷水池。隔了约摸两分钟，电话那头传来花穗子的声音，她关切地问了我的情况。
“很好。”我握紧话筒，说，“承蒙关照。”然后，我简短地把怎样遇到张俊以及他托我找她的话讲了。
“他没事，就在你住的那个医院。”花穗子出乎我意料的冷淡。作为一个熟知花穗子以往的人，我不难明白她与任何副手搞不好关系；虽然名义上张俊挂的是华信公司处理东欧事务的副总裁，花穗子是华信公司驻东欧总经理，然而华信公司的实力主要却在东欧，其他地方是虚张声势，花穗子实际上是华信公司最有权的人。
“我太忙，未能去贵妃醉餐馆。”花穗子说得很恳切，“亲爱的，你受苦了。”
“你运气好，没落到绑架者手里，你运气总是好。”我由衷地说。如果花穗子不说见面的事，我也不想提。我想电话结束后就直接回山上的旅馆了。
但是花穗子提出来了，她说，“已有称得上漫长的时间未
见到你了。”口气极亲热。“二十多年了！”她重复一句。“时间真快。”我说。“城堡或游艇，两者你希望哪一个？城堡即是总统府所在
地，老城区。游艇可观赏伏尔塔瓦河两岸风光。”我想了想说：“由你决定吧！”“那就上城堡来。”花穗子说。我看看手表，还有些时间，决定先去出事地点看看。从医院到荣格曼诺娃街，出租车由西向东几乎横穿了半个
城。出租车驶走后，我站在贵妃醉餐馆门前，这位遭劫难的“美人”依旧漂亮、高贵、气派非凡。碎裂的窗玻璃已经换了新的，街面清洁，看不出任何出事的蛛丝马迹。门口挂着“休息”牌子，也没有什么不正常。
街上传来节奏强烈的鼓声。我回视街尾想找到敲鼓人，却未能找到。
穿着开衩旗袍的是个中国女人蜡像，作为一景，供人照相留念。我的目光被闪光一刺：在人行道的石缝中，几粒玻璃碴，圆状，嵌镶在那儿，辉映阳光，射出一束束光来。只要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硝烟并非菜香，那枪声并非开香槟的声音。
鲜花堆满伐切拉夫斯大街。一转入这条著名的其实是广场的大街，人便缩小一倍。到处是广告和人流，林荫下，停泊着汽车。等我迈进一家玻璃器皿商场，才发现这条街不过只保持了一层古建筑贴面，里面全是金属玻璃结构，十足的后现代式的建筑：银行、商场和消闲中心。这个国家为进入欧共体奋斗了十二年，现在却拒绝进入欧共体，因为怕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欧洲议会及其福利政策，使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到限制。
记得那天我刚下飞机，随车子顺着河畔，穿过桥进入老城区。我很疲倦，需要休息，或许是由于当时大雨持续不断，从我着陆到上床睡觉五六个钟头皆未停息一刻工夫，什么也没看清楚。车溅起雨水如喷泉。市民大都躲在家里。游客要么呆在旅店，要么去消闲中心和剧院。大雨，把这最富有生活实质的一面呈现给我。同时，像无情的帷幕，遮挡了通往这个庞大迷宫的任何一条路径。一辆辆车，擎着一束束光，如船在雨里游动。这个城市那天名不虚传地具有诗意。
我努力想保持和那天同样的心态，步行在街巷之中，游客之多与那天下雨有相似的效果。东欧旧时代的松松垮垮气氛很难再见到。游客在街尾巷角屋檐下玻璃橱窗前，都是衣着露出名牌标志、身材高挑或矮胖的男女，本地人只有换外钞做黑市买卖的中年人。我只求快些穿过游人，铆足了劲，才走到了城堡前的石阶。回到查理士大桥，只有巴托克的雕塑，静静站在伏尔塔瓦河上，那些凭桥接吻的男女，夹在人海中的留披肩发或秃头的人，有几个是在二十二年前天鹅绒革命中游行的前乌托邦主义者？
时间，你让人讨厌！这首著名的革命之歌还有多少人能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