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曾经亲如兄妹、情似红颜的一对好友，却最终走向了反目成仇，令人唏嘘不已。孰是孰非，给后人留下的难题至今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在我看来，不如搁置是与非，从深层次的性格来作一个解读，沈从文是属“水”的，黄永玉说他“最像水一样”，丁玲是属“火”的，瞿秋白说她“飞蛾扑火，不死不止”，或许两人水火不相容早已是命中注定。但不管结果怎么样，“湘西多侠气”，两人可圈可点的交往还是足以传为文坛的佳话。
莫逆之交
1925年的春天，胡也频把丁玲带到了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从此，现代中国文坛将浓墨重彩地写下这两个湘西作家之间一个甲子的恩怨。
丁玲之所以愿意跟胡也频来看素昧平生的沈从文，只是因为胡也频说他“长得好看”，看到沈从文之后，丁玲也认为胡也频所言非虚。而沈从文则以“一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来描述自己对丁玲的第一印象，在后来的接触中，他又充实了自己的看法，觉得丁玲是个有点男人气质的，不爱修饰的女孩。
此后，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保持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他们同住在北京的一个院子里，后来在丁玲被捕后有上海的小报将这样的“同住”关系渲染为“同居”，给后世的人们带来许多茶余饭后富于想象力的谈资。
在丁沈二人的友谊中，当年一起创办《红黑》刊物的经历堪称光辉的一笔。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78年6月，湖南作家舒新宇为了修改书稿《向警予》，在采访丁玲未果的情况下，采访了沈从文，以便间接地了解丁玲的情况。在访谈中，沈从文对于这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仍然不失其豪情，并在言语中表达了对丁玲的惺惺相惜之情：
我是最早的职业作家，三十块钱一个月，丁玲也是的。那时的作家是筛子筛出来的，不象现在靠推出来的。我和丁玲几个湖南人都是单干户，但到处都有我们的书卖。我和丁玲办了一个《红黑》刊物，就只我们两个人办，资金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编辑、排版、校对、发行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虽然很累，我们做的很上劲，心里很快活。刊物影响很大，好多作家都给我们投稿。我们湘西人不会搞社交，也不搞小团体，只凭个人去闯，不依附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那时我们就是靠稿费吃饭，拼命写。我们湘西人就是有股子蛮劲，不然怎么会喊湘西蛮子啰。丁玲那时同我一样，也是个蛮子，她也是闯出来的。
虽然《红黑》最后以夭折的命运告终，但两人之间“战斗的友谊”却并未因此中断。值得一提的是，在丁沈二人晚年的交恶中，丁玲曾公开指责沈从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她认为30年代胡也频和自己在上海先后被捕之后，沈从文胆小怕事，对此均避而远之。然而，随着胡适日记的披露，足以证明沈从文受丁玲的指责纯属无妄之谈。
关于胡也频之事，胡适在1931年1月20的日记中写道：“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卄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又从徐志摩处借得路费，与丁玲假扮成夫妻护送母子回到湖南老家，以至于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教职，只好留在上海，靠写作为生，其举可谓重情重义。
此外，1933年5月，丁玲被绑架不久，沈从文便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刊出《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公开营救丁玲。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也收录有沈从文致胡适的一封请求其援救丁玲的信。
在丁玲被捕的时候，沈从文同许多人一样误信谣言，以为丁玲遇害，在悲愤中他更是写下了一本《记丁玲》的书寄托自己的哀思。没想到，书出版后，丁玲就被释放了。沈从文更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这本书会成为他和丁玲友谊破裂的导火索。
分道扬镳
1979年暮秋，来华访问的日本汉学家中岛碧赠送给丁玲香港版的《记丁玲》，这是丁玲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读完此书后丁玲勃然大怒，在这本书的空白处所写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且多为反驳之辞，足见当时其不满情绪是何等的强烈！
丁玲对沈从文的不满集中在两点：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她这样的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认为沈从文以一种“低级趣味”来丑化她的形象。
时隔不久，丁玲写了一篇《也频与革命》的文章，登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在文中，她将沈从文骂得狗血喷头，不仅给他扣上了“胆小鬼”、“市侩”的帽子，而且斥责《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1983年4月18日，丁玲在巴黎接受采访，同样不忘抨击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
对于丁玲的抨击，沈从文感到十分委屈与不满，他在1980年7月2日致徐迟的一封长信中说：“《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的那样‘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竟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为了以示反击，沈从文毅然在他编定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时，抽出了《记丁玲》以及《记丁玲续集》这两书。
这一事件，标志着两位有着一个甲子交情的著名作家之间友谊的破灭。“文革”之后，许多仇人之间尚且“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丁沈二人却渡尽劫波兄弟不在，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80年代丁沈二人友谊的破灭只是一个“果“，其“因”早在30年代就种下了。
早在“左联”时期，丁玲就与沈从文在政治看法上有了明显的分歧。丁玲跟的是鲁迅，而沈从文则跟胡适的关系更好，作为好友的丁玲屡次劝说沈从文“弃暗投明”加入鲁迅的阵营，然而沈从文却“执迷不悟”，让丁玲对他很失望，这也为后来两人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在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提到了解放之后丁沈二人交往的一段谜一样的往事：
解放后的几年内正是丁玲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却是凛冽的冬天，他先是被郭沫若指责为“反动文人”，恐惧不安以至于精神失常，继而在众人的白眼和排挤中“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张兆和语）。据张兆和和沈从文之子回忆，自杀前沈从文曾不止一次地去拜访刚进北京城的老朋友丁玲，但丁玲对他表现冷漠，这使得沈从文的自信心进一步崩溃。
然而，陈漱渝在他的《干涸的清泉》中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说丁玲闻讯后，立即去看望沈从文，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把空洞的自大和过分的自卑处统统抛掉”。临别前，丁玲还以200元相赠，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丁玲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重新振作起来。
一个版本很残酷，一个版本很美丽，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实的，也许还要等待时间来揭晓。
湘西多侠气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素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曾经力挽清朝于狂澜之中，以至于晚清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说，而到了新中国开国授衔之时，十大元帅和十大将中湖南人竟然几占半数。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有人说是源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流血不流泪之英雄气概与文化性格，孙中山评论湘籍志士：“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蔡元培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仅仅存在于军人身上，也存在于文人身上。李辉在《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也提到：“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战斗的湘西士兵的英勇，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人！’他感慨地说。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当他对一些留在凤凰的家乡军人发表意见时，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
但是，湖南人的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背后，也使他们养成了极其倔强的性格。“无论是周扬、丁玲，还是看似温文尔雅的沈从文，一个个都是典型的湖南人，都极具个性，他们认准的道理，九条牛拉不回，谁也不会低头。周扬不原谅丁玲，认为她在历史上有污点，并不是周扬不喜欢丁玲的个人，而是他认定的历史事实不容更改。丁玲对此很不理解，一直想听到周扬说：‘我错了。’但周扬最终也不肯说。对此丁玲十分恼怒，甚至死后都不愿意周扬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丁仕原《从湖湘文化看沈从文、丁玲、周扬》）
看似柔和内向的沈从文在这一点上并不逊于丁玲、周扬，钱钟书说沈从文：“你别看沈从文不作声，你想要他改变观点，你试试看，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黄永玉说的更彻底：“你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也不会改变的。他就是这样默默地一直坚持着。”
我曾在《率性林语堂》一书中将鲁迅比为火，林语堂比为水，从而证明他们的水火不相容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其实，这用在丁玲与沈从文身上何尝不可。瞿秋白说丁玲是“飞蛾扑火，不死不止”，飞蛾之所以扑火是因为它喜欢火热爱火，所以作为“飞蛾”的丁玲，其性格也如烈火一般猛烈而执着，不将自己痛恨的一切彻底付之一炬誓不罢休。
水则是沈从文生命与创作的灵魂，他的侄儿黄永玉说：“我们凤凰有两种人，一种像水，一种像火，沈从文最像水一样的，尤其是老子说的上善若水，他的确是这样。”水的特性一是不争，所以沈从文并不像丁玲一样热衷于政治，他的《边城》透露出的是一种远离人间烟火的平和心境。然而火的特性是要涤荡一切，己所欲的同时也要施于人，因此革命的丁玲看到不革命的沈从文，自然要恨铁不成钢。所以丁玲与沈从文后半生的隔阂乃至分裂，与其说是思想的差异，不如说是性格的差异。
水看似最柔弱，其实又最刚强，它既能随方就圆又能决堤溃防，既兼容并包又泾渭分明，水滴石穿的精神在沈从文身上同样存在。因此当丁玲对沈从文开炮的时候，沈从文也是针尖对麦芒，毫不退让。这使得两位大师失去了坐下来泡一杯茶慢慢谈，一笑解恩仇的机会，不亦憾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