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车改的单位车辆上交市财政局，经中介机构评估后，并通过媒体公告实行市场公开竞价拍卖。拍卖资金全额上缴财政，专项用于交通补贴费发放，财政部分供养和不供养单位的公车拍卖资金返回原单位，用于专项发放交通补贴费。二是控制公车单位成本。补贴标准由财政部门按各单位前三年车辆平均消耗，考虑各单位职能特点、工作量大小确定分类，对于每个类别再分档确定补贴标准。三是强化公车成本监督。成立由纪委、监察局牵头的车改工作纪律监管组加强监督，明确干部因职务、分工变动调整车改补贴的管理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工作调转时，首先由财政部门算清车改补贴费后，组织、人事部门才能办理调转手续，避免财政资金流失和侵占问题的发生。四是降低了公车腐败的治理成本。公车改革使公务员在公务消费上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符合消费主体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配车、购车、用车、修车等众多环节上也因此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治理腐败的成本大大降低。车改是领导支持从自己带头改起，“革自己的命”，“车轮腐败”得到明显遏制。车改为我们提供了降低政府成本的巨大空间。
（三）职务消费货币化
“职务消费货币化”是将领导干部的通信费、旅差费、培训考察费和交通费基本实现货币化发放，招待费暂行记账式管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对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意义在于：一是将官员公务支出显性化、公开化，有利于对其支出合理性的监督，有效控制隐性成本支出。
二是促使官员树立运行成本意识，增强控制运行成本的自觉性。三是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降低了运行成本。比如2003年，湖北省老河口市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本年可为全市节约1000万元以上的行政开支，这几乎是改革前全市职务消费总额的1/3。卫生局是这个市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批试点单位之一，从招待费、交通费、通信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5项费用来看，改革使行政开支大幅降低，一年节支近10万元，降幅近50%。
二、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路径选择
分析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路径主要包括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
即在分析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明确下一步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路径依赖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变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
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根本在于制度设计，现在的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对过去的制度存在路径依赖。从政府集权到政府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变迁对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制度变迁过程中，初始路径的选择对某一时期体制形成了惯性作用。总体上讲，从政府集权到政府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变迁，一直在决定着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演进的路线，导致了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对政府管理体制变迁的严重依赖，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的设计始终围绕政府权力，机构改革也围绕着人数的增减。当然，这并不是要评述这种演进路线是否合理，而仅仅是要说明这一特点。
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演进中初始路径的选择及此后演进形成的惯性作用也反映出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的路径依赖特点。
如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改革初始路径选择了精简机构、减少人员，较少触动政府职能。这一初始路径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在以后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改革的演进中既得利益集团就变成了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改革的压力集团。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改革既要面临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保护的压力，还要面临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压力。正是由于这一初始路径选择的失误，以至于政府现在既要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还要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以求得各方对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实施的支持，任务非常艰巨。
（二）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路径选择
路径依赖使政府运行成本控制面临重重困难，这就需要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来改变路径，确立新的政府运行成本控制制度。如强调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为核心，强化政府执政能力、政府支出预算、防范官员腐败等制度设计反映出对控制政府运行成本实现的路径选择，相信这一选择对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运行路径依赖会产生正反馈效应。
应当看到，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路径选择是困难、甚至是艰巨的。
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的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因为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的核心是政府官员部分权力的失去，既得利益的剥夺。硬对抗不会很多，但软对抗、变通的手段肯定会层出不穷，同时政府控制运行成本的实际效果与社会公众的期望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这些都注定了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三、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制度设计
控制政府运行成本不能仅仅依靠某种政策和措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的配套改革。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政府改革。政府改革深入、政府转型快、其他方面的改革就能够有效地推进；反之，如果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回头路，就可能对其他改革形成新的障碍。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政府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整体推进。
（一）积极推进政府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比较快，而政府转型比较慢。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政府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在政府自身改革中的低效率重复也是很突出的。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模式，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型，从粗放型政府向经济型政府转型。政府转型的速度与运行成本控制的成效是密切相关的，孤立的进行人员规模的压缩，降低运行成本过程中的反弹是必然的。
（二）整体推进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自身改革方面存在的低效率重复现象，是因为在政府公共治理的后面还有着复杂的体制制约因素。如果在政府自身改革的时候，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配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是很难取得显著成效的。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精简行政人员等改革，如果离开了宪政体制、政府宪政运行、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中国政府自身改革，从总策略选择和路径来说，应当遵循一种整体推进的策略，也就是政府自身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某些上端的改革，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把政府自身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与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有整体的制度设计，整体推进，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避免低效率重复，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改革现行的行政预算管理体制，构建新型绩效预算体系
中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的弊端，最典型的莫过于财政支出项目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弹性空间较大，在制度上也未形成鼓励节约、惩治浪费的机制。
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步伐的加快，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对政府运行成本的基本要求逐步改革，重建中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重建政府预算制度是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制度基础，必须积极推进政府运行成本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规范政府预算管理范围，将政府的收入与运行成本都纳入预算管理。中国政府财政目前不仅有预算内、外之分，而且还有制度内、外之分。近些年来，中国政府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一直保持在预算内收入的50%以上，而制度外收入规模也大体上与预算外收入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