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受贿勒索这种事，张之洞一向十分痛恨，赵茂昌的这些不法行为，倘若在平时由他来办理，撤职固然不可免，很可能还要籍没家产，投入监狱。但想到赵茂昌此次被劾，是因为他张之洞的缘故，且这些事也没有一一去查实，故对赵茂昌心存悯恻。虽遵旨革了赵茂昌的职务，但又专门为赵置了一桌饯行酒，叮嘱赵回原籍后务必息影乡居，等两三年后再来。赵茂昌感激总督的这番好意，表示今生将死心塌地为张之洞奔走效力。
张之洞是个情绪易波动的人。徐致祥大参案，弄得他几乎半年不得安神，最为委屈愤慨的时候，他甚至想挂冠而去。张之洞的这种心绪，大大影响了龟山脚下铁厂的兴建速度。只是因为有蔡锡勇、陈念礽这些铁政局的督办、会办在顶着，包括煤矿、铁矿在内的整个铁厂兴建工程才没有停工。但有不少必须尽快办的事因此而拖延，造成工程近五十万两银子的损失。这笔巨大的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能由徐致祥负吗？维护朝纲，纠弹渎职，是大理寺卿的本职，徐致祥没有责任。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吗？查访实情，整肃吏风，是在上者的治国正务。光绪和翁同龢也没有责任。是张之洞的责任吗？墨守成规者最不易出差错，勇闯新路者总难免要遭挫折，几成人世定规。一心为国的人反遭攻讦，庸碌无为者仕途顺畅，这叫人如何想得通！他张之洞不是圣人，情绪波动似难深责，他又能承担多少责任呢？
半年后，张之洞才从阴影中慢慢走出来，重又投身于以铁厂为主的洋务事业中去。
不料，没有多久，马鞍山煤矿一场矿局与乡民的斗殴案，又将张之洞推入了是非旋涡。
马鞍山北距武昌城八十里，属于江夏县地面。江夏县没有县城，县衙门就设在武昌府城里。马鞍山乃秃岭，树木不多，野兽也不多，自古以来便是一座无主的荒山。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做湖广总督时，曾聘请三位英国矿师在湖北境内踏勘矿务。英国矿师在马鞍山的仙女岭脚下发现了煤矿，并组织人员开采。半年后，李鸿章离开武昌，他的哥哥李瀚章入主湖广衙门。李瀚章对洋务不感兴趣，英国矿师因此离开马鞍山，刚刚开始的湖北采煤业半途而废。英国矿师临走前，指着井边剩下的几座煤堆，对前来看热闹的乡民说，你们把这东西拿回家去，它可以当木柴用。
这堆东西，散状的像黑黑的泥沙，块状的又像烧焦的锅巴，它能当木柴用？能煮饭炒菜、烧水取暖吗？乡民们半信半疑地挑回家去，按照洋人教的办法去做，果然炉子里生出熊熊的火焰来。这黑家伙真好，它既有木柴的功能，又比木柴经烧，且没有烟，也好搬运贮藏。在事实面前，乡民们信了洋人的话，都来搬取，井边的煤堆很快便被挑尽烧光。于是有聪明胆大的，便自己下到煤井里去挖，居然也挖到了煤。煤挖多了，除自己用外，还可以卖给别人，住在仙女岭附近的十几家农户便这样最早地发了一点洋财。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前来淘黑金的人。马鞍山的山前山后，岭脚坡腰，便布满了用锄头铁锹打井挖煤的庄稼汉。原本被视为一无可取的寂寞荒山，顿时变成可以发家致富的热闹宝库。到后来，那些本钱大、能力强的人便将煤井越开越大，越开越多。本钱少、能力弱的，便来投靠他们。前几年，马鞍山一带便形成周、张、沈三大集团。三家分割地盘，各自发展，俨然成了马鞍山的主人似的。江夏县衙门见马鞍山挖煤有利可图，便在此地设了一个税卡，一百斤煤炭收十文钱。三个老板本不情愿，但一想到既向官府纳了税，也便取得了官府的认可，今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这块地盘，子子孙孙传下去，于是接受了官府的征收。江夏是个穷县，有了煤税这笔收入后，这几年从县令到衙吏，个个都从中得到厚薄不等的好处，故而都希望马鞍山这个现状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料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鞍山的好梦被搅了。
徐建寅带领着包括两个洋匠在内的一批人马来到马鞍山，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大群忙碌而杂乱的挖煤运煤的乡民，从小在严格的科学技术氛围中长大的徐会办，不由得双眉紧皱。他内心为这个场面而痛苦：这哪是在采煤，这是在掠夺大自然，是犯罪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纷乱的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后的矿务局，作为一个科学家，徐建寅更本能的反应是：要保护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充裕财富，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长久地为人类造福。
徐建寅代表煤矿局，与周、张、沈三家商量，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采煤行为，以便对马鞍山作全面的探测、评估和机器采挖井点的选定。周、张、沈三家的代表不作丝毫考虑便断然拒绝。徐建寅见直接找挖煤者行不通，便去找江夏县衙门。县令吕文魁明知道理上说不过煤矿局，但马鞍山煤窑是县衙门的一个金库，他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被夺去。吕县令采取了中国官场上一个惯用而有效的措施：拖延不办。他嘴上应付着答应调解，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马鞍山无序采煤照常进行，县衙门的税卡也照常收税。两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段时间里，煤矿局只得在仙女岭以外的山岭上勘察，但勘察的结果是蕴藏量不大，从煤层的走向分析，大量的煤埋在仙女岭地下。徐建寅无法，只得具函禀报张之洞，请总督出面。因为牵涉到江夏县的民事纠纷，按理当由省巡抚衙门出面敦促武昌府衙门去处理，于是张之洞叫文案所拟文咨湖北省巡抚衙门。
赵茂昌被撤后，总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他将书院事委托给总教习，自己长住衙门。湖北巡抚谭继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匆匆看了一眼后，便将它置于往来函件柜里。咨文在柜子里冷冷地躺了半个月后，谭抚台才将它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之所以一搁便是半个月，主要还不是抚台公事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张之洞的这一套主张和作为不感兴趣，内心深处抱着一股抵触情绪。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国扎根结果，二不相信张之洞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能办得长久，但张之洞是总督，又得到朝廷的支持，谭抚台奈何他不得。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也都附和着张之洞，于是谭继洵在三大宪台中便显得较为孤立。不过，府县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错误的。
谭继洵虽不公开反对张之洞，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陈宝箴，但他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助手：张制台所办的事，并不是职分内应办的事，也不是我们湖北应办的事，他要办，我们不阻挡，但我们要守定一个原则，即湖北不能为他的事拿银子。当然，湖北应当上交的银子若户部公文明言转给他，我们还是照给，只是湖北不能再为他筹银。张之洞也不苛求谭继洵，只要他不阻挡王之春将户部明文规定的银子转过来就行了。两三年来，因为有王之春、陈宝箴从中斡旋，张之洞与谭继洵虽然主张不合，却也相安无事。
毕竟是总督衙门来的公函，毕竟是他巡抚应办的公事，谭继洵打发巡捕将武昌知府召进衙门里来商议。武昌府的衙门也设在武昌城里，位于巡抚衙门三里远的西南角，与三里外东南角的江夏衙门一起，和巡抚衙门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尽管把江夏县令召来谈话更为直接，但不是特殊情况，巡抚不直接找知县谈。江夏归武昌府管，巡抚跟武昌知府谈，武昌知府再去和江夏知县谈，这是官场的规矩，不能乱了套。
举人出身的知府涂炳昌也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子，此人三次会试不中，以大挑（大挑：清代从举人中选官的一种制度。乾隆以后定制，举人经会试三科未录取，即由礼部分省造册，咨送吏部，钦派王大臣拣选，称“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十取其五。选取者分二等，一等以知县用，称“大挑知县”；二等以教职用。）身份放的知县，做了二十多年的知县、同知，终于在须发皆白的时候熬到一个四品衔的知府。他十分珍惜这顶闪着宝蓝色光泽顶子的大盖帽，生怕它哪一天无意间被风吹了下来。涂炳昌没有才干，也不想做出什么政绩，如果不是做官，不管在哪一个行当里混饭吃，他都绝对是一个平庸得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做官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毕恭毕敬地听上司的话，不折不扣地奉行上司的旨意，至于上司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从不去考虑。
涂知府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巡抚衙门，巡捕马上引导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谭继洵就过来了。谭继洵是个和气的人，一向不对下属摆架子。两个老头子彼此客气一番后，涂知府挺直腰板问：“大人唤卑职过来有何事吩咐？”
谭继洵将总督衙门的公函递给涂炳昌说：“你先看看这个。”
马鞍山煤窑的事，涂炳昌听江夏知县说起过，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听过也就过去了。现在竟然与总督办的铁厂联系起来，那就成大事了，得格外慎重。对于牵涉上司的事情，不管事情本身如何，在涂知府看来都是大事要事，都得认真对待。他的“认真”，就是遵循上司的意旨去办。
“大人，这桩事如何处理，您下个命令，卑职照办就是了。”涂炳昌边说边双手将公函递回给谭继洵。
谭继洵接过公函，随手将它放到书案上，右手指在瘦瘦的下巴上摸了好长一会儿，才慢慢说道：“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吕县令也有禀帖给我，说煤窑已由乡民开采二十多年，养活了近三百户人家，不让开采，断了他们的生计，情理上说不过去。张大人要办铁厂，铁厂要烧煤，煤得由马鞍山出。张大人的这个计划，朝廷同意了，户部还专门为此拨了银子。如果不让煤矿局来包揽，张大人那里也不好交代。这事难着哩！”
“是的。大人说得对，这是件难事。”涂炳昌满脸同情地望着瘦弱的上司。这情景，酷似两个老妇人在聊家常：一个诉说家里的烦恼事，另一个无力帮忙，只能时不时地说些同情话来安慰。
“涂太守呀，我们两个都是过花甲的人了，说几句老头子的心里话吧！”谭继洵将摸下巴的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两眼昏昏花花地望着武昌府的当家人。“其实呀，这世上有许多事或者不需做，或者不必做，或者不急着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苦干着，到头来成者少，不成者多。即使成了又怎么样？时过境迁，转眼就变了味。还有呀许多事，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的，做和不做是一回事，多做和少做也是一回事。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过后一想，都是瞎忙一通。年轻人血气盛，总以为拼命去做就一定好，殊不知世事大多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话？”
谭继洵的这段感慨，道出了人生的部分真谛。除开那些过去成就辉煌现在仍然雄心勃勃的个别人外，大多数的老头子都会程度不等地有此同感。涂炳昌本就是一个不干事的平庸人，对这番话的认同更为深切更为真挚。他几乎认为巡抚的话就是为他平庸的过去在作注脚，或者说更加证明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大聪明的先知先觉。涂炳昌发自内心地说：“大人，您这是真正的参悟大道之言。人生百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古人早就说过，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明明是无事生事的庸人，还硬要说自己是大有作为的英雄。”
谭继洵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兴致立时高涨：“涂太守，你说得好，如果是一个老百姓，倒还罢了，无事生事，累的苦的还只是自己一人，至多是连累妻儿亲友；若是做了官，尤其是做了大官，乃至一国之主，跟着他受苦受累的就多了。比如说秦始皇吧，他好大喜功，好端端的日子不让大家过，他要修什么长城，从东到西一万多里，死的人不知几十万，后人说长城不是砖砌的，那是老百姓的白骨砌的。涂太守，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想想，那长城真的能挡住什么入侵的敌人吗？千军万马要过来，几块砖头能挡得住吗？无非是要为他秦始皇留下一个政绩罢了。”
“大人说得对，要说挡住关外敌人，长城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秦始皇之后，不是朝朝代代都有夷狄入侵华夏吗？”涂炳昌赶紧顺着抚台竖起的杆子往上爬。
“再说王安石吧，本是一个极幸运的人，天分高，仕途顺利，操守也好，文章诗词更是出色，好端端地做个太平宰相，岂不是让天下后世景仰不已！却偏无事生非，想出什么青苗均输等新法，最后弄得自己罢相谪居，被人视为奸蠹不说，还害得老百姓受尽折腾。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什么新法，什么改制，又何必去做？”
“是的，大人说得对极了。王安石若安分守己做官的话，凭他的聪明才干，一定是历史上少有的名宦。”涂知府又顺杆爬着。
“唉！”谭继洵叹了一口气，“还是张养浩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在受苦哇！”
“是，是。”涂炳昌连连点头。抚台大人这一番谈古的话，已让为官多年的知府老爷摸到了头绪：原来谈古的目的在于论今，他很可能是说张之洞办铁厂、办煤矿局是无事生非，其结果是苦了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