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格雷厄姆毕业后待在家中，她的父亲建议她跟随他去加利福尼亚，那是父亲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凯瑟琳·格雷厄姆对家族在加州的分支机构了解甚少，但她很快爱上了它们以及美丽的旧金山和那里的人们。旧金山城市的感觉，还有那儿人的友好和不拘礼节，都让她难忘。很快凯瑟琳·格雷厄姆就想，在如此适宜的气氛和美丽的环境中工作该有多好！于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决心争取留下来。她告诉她的父亲，如果他帮助她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她会收起自尊，放弃她先前在芝加哥拥有的那份不错的工作。
旧金山当时有四份报纸。上午发行的《旧金山纪事报》可能是最受尊敬的声音。与之竞争的是赫斯特的《洛杉矶观察家报》，是当时仍然充满活力的赫斯特王国最好和最强的报纸。两份下午发行的报纸是典型的、旧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路边小报，有巨大的头条标题，滞后的故事，比早报有更多有关性和犯罪的报道。她的父亲打电话给朋友，在《旧金山新闻报》给凯瑟琳找了一份两个月的工作。当时这份报纸的竞争者是赫斯特的另一份下午发行的报纸《旧金山呼声报》。
凯瑟琳当时很惊讶，父亲为什么没有向他在《旧金山纪事报》的朋友求助，那可是一份更为人知和更为传统的报纸呀？但是事实证明，到《旧金山新闻报》工作对凯瑟琳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它是一份不那么正式、人手不多、热闹、进取、有趣的下午报，是初学者的理想之地，因为它给了凯瑟琳在更为规范、有序的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机会。但是事情并不都这么快乐地开场。凯瑟琳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熟人，更糟的是她不知道这份工作的要领，既没干过很多打字的活儿，当然也没做过多少采访报道。凯瑟琳不了解这座城市，也不知道该如何了解它，所有的事似乎都突然不可战胜。她坐在桌子旁，满怀对失败的担心，在开始工作前感到迷惑同时充满挫折感。
一天晚上，凯瑟琳走到父亲的房间，哭着告诉父亲：“我担心自己撑不住，我感到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对这份报纸起不到什么作用，当然也不配得到每周21美元的薪水。”最后凯瑟琳表示，她想和他一起回家。
父亲仅仅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凯瑟琳开始考虑是否决定放弃，尽管那时她一再认为自己不配得到每周21美元的薪水，但她又觉得今后自己的价值会大得多，因为她要逐渐学会现在没勇气去学的东西。想到这里，凯瑟琳决定暂时留下来，反正她随时可以放弃。
就在凯瑟琳哭着闹着要离开的那一个月之后，她的新生活变得有趣起来。到那年的8月中旬，她开始感到进步多于倒退。她感到雄心勃勃，对前程看得更远了。
凯瑟琳认识到，不仅《旧金山新闻报》，连旧金山这座城市对她来说都是开始工作的一个好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她与报业巨头有关系，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邮报》，而且即使有些人知道，他们也不关心。
在工作上，凯瑟琳认真学习写或改写通过电话传来的消息。她写新闻的用时仍然很长，但严苛的编辑们对她的新闻稿修改得越来越少。她还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如找一些人拍照片。她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一个编辑安排的。妇女基督教节制联合会在城里举行集会，这位编辑建议凯瑟琳用一个简单的提议把一些代表引到酒吧，让她们看看她们正在抱怨的罪行，并以此写篇文章。
凯瑟琳按时完成了任务，并写了文章。
工作没多久的一天，凯瑟琳在报社的邻桌、《旧金山新闻报》经验丰富的劳工报道记者鲍勃·埃利科特靠过来说：“听说你对劳工报道感兴趣，是否愿意做我的‘采访助手’？”
凯瑟琳这时要做的是协助鲍勃·埃利科特完成两个重大问题的报道：一个是仓库工人联合会可能会罢工，从而使码头区的矛盾冲突不断上升；另一个是零售商店职工威胁反对城市百货商店。这个任务对凯瑟琳来说比较特殊，她想通过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自己，于是高兴地同意了，开始与相关的许多重要人物在旧金山码头区相处了几周，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就在凯瑟琳开始对罢工进行采访时，负责装卸船的港口工人和负责将从港口运来的货品储藏在仓库以及随后搬走的仓库工人组成了一个大的联合会ILWU，即国际港口工人和仓库工人联合会。来自所有企业的供应商厌倦了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并且被这个日益强大的联合会所分裂，于是这些供应商走到一起，决定通过把ILWU排除在外，并运用他们的联合阵线，这样他们才能为整个码头区事件达成一项权威的协议。
当罢工在伍尔沃思仓库发生时，供应商协会开来一辆货车，货是由非联合会人员装上的，并下令卸货。这辆车被称为“热车”（意思是一辆由破坏罢工者装载的铁路货物运输车），它在码头区每个仓库停下来要求卸货，而联合会成员拒绝工作。
作为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凯瑟琳的工作之一是跟着“热车”沿码头区行进，观察货车卸货的每一个仓库和随后停工的情况，并向埃利科特报告。太平洋海岸劳工局由一群激进的经济学家和职业调和者组成，领导人是亨利·梅尔尼科夫。最能干、最坚决和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是萨姆·卡格尔，他是ILWU非常成功的谈判家，但对媒体人员没有好感。但是，对凯瑟琳来说幸运的是，在所有报道此事的报纸中，卡格尔对《旧金山新闻报》的厌恶不那么强烈，他认为在所有公开反对联合会的媒体中，它是最公正的。
ILWU的领导人是哈里·布里奇斯，一位激进的澳大利亚移民，曾于1934年领导过港口工人大罢工。仓库工人的领导者是另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尤金·巴顿，来自于码头区的一个大家族，全家人都在那里生活，依靠船业或港口维持生计。众所周知，巴顿，人们也叫他帕特，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尽管学历不高，但他聪明、风趣、直觉敏锐，是一个勇敢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
每一位罢工的领导者都说，凯瑟琳可以像在家一样待在他们的办公室，并说如果事情有进展，他们会告知她的。每天傍晚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交换信息，通常在萨克拉门托街角的一个酒吧里，作为记者的凯瑟琳也开始参加。凯瑟琳同卡格尔、巴顿和布里奇斯在距离不到3个街区的20多家狭小、黑暗的酒吧中的一家度过许多时光。他们通常要加啤酒的威士忌，每杯25美分，买二送一，这对一个21岁的女孩儿来说很容易喝醉。
凯瑟琳和他们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事实上，凯瑟琳后来认识到，帕特，也就是巴顿，和她不仅仅是朋友，他和她早年还有一段罗曼史。他们都很喜欢对方，帕特不仅聪明而且帅气。但他们认识几周后，凯瑟琳才知道帕特已经结婚了，她还发现他存在严重的酗酒问题。帕特的勇气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阿登战役中，所有军官阵亡后，他负责指挥，于是他被从士兵提拔为军官。不幸的是，战后的帕特生活虽然很艰辛，但仍然酗酒，最终从金门大桥跳下去自杀了。
凯瑟琳特别留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劳工领导人只把她看做《旧金山新闻报》的记者，直到她在该报的实习期满。巴顿提到未来的计划，凯瑟琳说自己不一定会待在那里。巴顿说：“他们为什么要解雇你？”凯瑟琳回答说：“并非如此。”然后凯瑟琳告诉他们，按照她父亲的要求，她只受雇两个月，父亲是美国东部的一位发行人。当然，他们想知道凯瑟琳的父亲是谁，是哪份报纸的老板。当她告诉他们时，他们一时惊诧不已，但都接受了这个事实，依然照常交往。
凯瑟琳想，让他们知道自己与《邮报》的联系是明智的，因为后来，梅尔尼科夫，一个毫无幽默感和多疑的人物，居然告诉他们：“小心点，我们中间有个间谍。”不知何故他发现了凯瑟琳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因此怀疑她是资本家的间谍。由于凯瑟琳已经承认，她的伙伴们可以笑着说：“是的，没错，我们知道她是谁。”
凯瑟琳的新朋友在报社是公开的，尽管他们的夜间活动范围很可能不为人所知。她努力做得正大光明，并告知报社和家人，自己在报道中尽力保持公正。凯瑟琳后来回忆，这种行为如今是不能被容忍的：“我不应与冲突一方过度密切，无论我的新朋友对报纸有多大的作用。”
罢工结束后，凯瑟琳被指定全力以赴报道从报纸的角度来说是一场更加重要的冲突——零售商店职员大罢工。与旧金山所有劳工冲突一样，这次罢工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激烈，对社区的经济繁荣造成了破坏。此时，凯瑟琳在报社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到了，但她依然兴奋，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里。但是情况变得复杂，原因是零售商店职员大罢工引起了报界的经济紧缩。凯瑟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就下一步应怎么做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很快作出回应，打电话给她老板，感谢老板过去几周对凯瑟琳的帮助，并让他可以轻松地决定此事。令人高兴的是，她的老板说希望她留下，她工作很出色，他们愿意把她永远留下来，而凯瑟琳确实值得让父亲感到骄傲。她决定留在那里直到认为报酬开始递减。
凯瑟琳在旧金山的社会生活既新奇又开心，既有工作上和码头区的朋友，也有通过家人认识的朋友。罗莎莉姑妈凭着对艺术和市政的广泛兴趣，成为旧金山社区的领袖，通过她凯瑟琳认识了艺术家莫里斯·斯特恩及他的太太薇拉，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墨西哥艺术家科瓦鲁比亚斯。凯瑟琳到剧院观看格特鲁德·劳伦斯在《苏珊和上帝》中的演出，然后在艾伯特·本德为她举行的派对中见到了她。艾伯特是一个年岁很大的艺术收藏家，他也成为凯瑟琳的朋友。正是艾伯特把他的第一架相机给了安塞尔·亚当斯一位颇有成就的西部风光摄影师，他太太叫弗吉尼亚，两人也是她的好朋友。凯瑟琳与后来担任约翰·迪尔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比尔·休伊特到约塞米蒂峡谷，与在那里经营照相馆的亚当斯夫妇共度新年之夜。亚当斯夫妇只有一间客房，凯瑟琳睡在客房里，而高大帅气的比尔睡在照相馆橱窗的小床上，悬挂了的窗帘不让行人看到在那里睡觉的客人。
凯瑟琳还与简·尼兰建立了亲密关系，她从未有过如此迷人、有趣的年轻女性朋友。简是赫斯特律师的女儿，她比凯瑟琳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善于处世，而凯瑟琳比她圈子中的多数人都更加认真和乐于工作。她们几乎一下子就变成了朋友，并且是一生的朋友。凯瑟琳还从在马迪拉的朋友琼·罗林斯那里见识了很多事情。
很多个周日，凯瑟琳和罗莎莉姑妈去史坦树林听音乐会和野餐。罗莎莉姑妈在这个城市的山坡上种了一片桉树林，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圆形露天剧场，里面建了一个音乐舞台，姑妈出资在周日下午举办免费的音乐会。如果观看者感到特别开心，他们可以捐钱到小树林四周摆放的募捐箱里，姑妈往往在音乐会后留下来，数一下捐款，这是公众表达感谢的一种可计量的方式。
有趣的是，凯瑟琳通过父母与旧金山以外的世界保持着联系。父亲要求她把所有的采访报道寄给他，甚至包括最无关紧要的，并敦促凯瑟琳继续给他写信，作为学习写作的另一种方式。也是父亲使她及时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父亲特别担心德国不断加剧的反犹太主义。他帮助应对恐怖的一个方法是支持他的一个好朋友、精神病学家马里昂·肯沃西实现一项允许收养2万名难民儿童的立法计划。
与父亲对国内和国际事件的观点相比，对凯瑟琳个人未来更重要的是父亲对《邮报》所发生事情的评价。华盛顿的所有报纸都压缩了版面，《华盛顿时报》和《华盛顿先驱报》压缩得最多，而《邮报》最少，但是《星报》的广告版面比《邮报》的多一倍还多。父亲对发行增长持乐观态度，也对《邮报》在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后获得可观收入持乐观态度。收入是117万美元，希望在增长放缓前达到125万美元。尽管凯瑟琳很少有时间读整份报纸，但她当时确实更喜欢《邮报》。
父亲对《邮报》的担忧无疑在1939年2月加剧了，茜茜·帕特森通过整合下午报《华盛顿时报》和早报《华盛顿先驱报》创建了一份全天报纸，尽管一开始她不得不解决她解雇人员引发的罢工威胁。母亲告诉她茜茜病倒在床，并说：“我认为她活不了很久了。”凯瑟琳不确定这句评论是指茜茜本人还是反映了母亲对茜茜报纸的看法。
凯的母亲的生活一如既往，她最新的精神战利品是德威特·华莱士，《读者文摘》的所有者和她在芒特基斯科的邻居。她见到安东尼·伊登，并形容他是民主可倚靠的一线希望。她也努力帮助犹太儿童到巴勒斯坦，或至少离开欧洲。她忙于在妇女俱乐部作演讲，并积极呼吁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托马斯·曼仍然是她的母亲关注的焦点。
曼夫妇经常拜访凯瑟琳父母在华盛顿和芒特基斯科的家。凯瑟琳在1938年的一次早期拜访中见到了他，她感到很失望，因为她认为托马斯·曼比较冷漠、无情和难以沟通，但是她的母亲公开地崇拜曼。事实上，曼对她母亲的崇拜却不以为然。曼被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唐纳德·普拉特形容为一个“冷酷的人”，“完全缺乏对他人的兴趣和真实感情”。据普拉特说，曼往往为自己的个人方便而利用他人。他冷血地维持与凯瑟琳母亲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利用她母亲的资源。
凯瑟琳自己的信主要包括三个主题：对欧洲即将来临的战争感到痛苦，工作以及她的消遣。无论她如何沉浸于后两者，她都很难忘记交织在一起的欧洲战事，尽管欧洲到加利福尼亚似乎比到东海岸远得多。一天早上，听过希特勒的一篇演讲，她写下这样的话：“听着广播里的声音多少有点像误入了动物园，被吼叫不时打断的刺耳的声音听起来像一群疯狂的动物。”国外的形势变得越严峻，凯瑟琳越觉得努力了解这场“游戏”十分重要。尽管她不认为自己或者任何人可以改变它，但是她认为如果不尽所能就会疯掉。
劳工报道结束后，凯瑟琳期待着再次写作。由于她在芝加哥时生活是高度理论化的，因此感到作为采访助手的例行活动非常有趣。她准备成为一名记者。一开始，凯瑟琳报道伤感故事，比如：一个小女孩儿的圣诞树烧掉了，《旧金山新闻报》给她送去礼物；一起跳金门桥的自杀事件；采访一个因丈夫不再爱自己而一时气愤试图掐死自己孩子的妇女。
旧金山的报纸都在报道一条来自欧洲的新闻：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涉足犯罪报道的机会来了，但凯瑟琳却被指派与一名摄像师去报道一起乏味的事件：一辆垃圾车在城市垃圾站倾倒垃圾时出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已经至少死去一周的男性。她的祷告起效了，当他们到达时，殡仪员已经把尸体运走了，有幸没有看到恐怖的场景。而另外一名记者报道了一个被残忍杀害的女性，她的乳房被切除，躯干上被人用她的口红写着“亲爱的，我爱你”。凯瑟琳的母亲对她的工作感到同情，为要面对这些丑恶的事情而悲叹。母亲以独特的风格建议凯瑟琳运用叔本华的客观性法则：让意志失常，直到你感觉既不憎恨也不害怕。
凯瑟琳在工作上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认为自己对写作新闻报道的艺术加深了理解，然而，即使当她感到自己在速度和效率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时，要想达到理想的高度似乎仍然非常遥远。
凯瑟琳怕别人抢先登出独家新闻，还担心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背景，可能无法留下来，但是回想起来，第一天一个小时才采写了三行字，而如今一天能写出两篇专栏文章，以及每周一篇的教会专栏，她感到备受鼓舞。
1939年春天，凯瑟琳的父亲来访，并提醒她，凯瑟琳曾说过会回到《邮报》工作。事实上，她父亲来的正是时候。《旧金山新闻报》已陷入另一个经济困难期，显然，有人要离开，而年轻的她是很可能的人选。因此她答应父亲回到华盛顿，并非不情愿，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和某种失落感。凯瑟琳热爱在旧金山度过的这几个月，它是人生中少有的时光。
1939年4月24日，凯瑟琳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的人物版上，并配以简单的介绍：“21岁的凯瑟琳·迈耶，发行人尤金·迈耶的女儿，将掌管她父亲的《邮报》的读者来信栏目，每周薪酬25美元。她父亲迈耶说：如果干得不好，我们会开了她。”凯瑟琳在旧金山的一些朋友，以卡格尔为首，把剪下的杂志寄给她，并写了一张纸条：“加利福尼亚没有如果。回来找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