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足球场上，再优秀的后卫，都不可能像前锋那么耀眼。湘军自湘潭一役后，陆师中数得着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水师中常提到的是彭玉麟、杨岳斌，很少有说到胡林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曾国藩兵败江西，石达开对湖北后方发起全面大反攻。
此前，胡林翼已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在随曾国藩出征江西之前，他曾忠告湖北巡抚陶恩培：“省城不可守，宜迁治他郡。”武昌是不能守的，还是暂时把省会迁到别的地方去吧。
胡林翼平乱多年，对攻守形势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武昌虽被官军再次攻占，但这座城市历经兵火，城防早已残破不堪；而且武昌周边从来没能完全肃清太平军，对方一转眼工夫就可能杀来回马枪。
不料陶恩培非但听不进去，还骂了胡林翼几句，认为胡林翼不过是一个副省级官员，迁移省会这样的大事岂是他能随便插嘴的？
陶巡抚如此自以为是，是因为他没有在西南任职的经历，不知道胡林翼这个平乱专家的名号不是凭空得来的。
胡林翼说完那句话后没过多久，他的担忧便得到了验证：太平军卷土重来，一直攻到武昌城下，陶恩培守着一座危城，果然是守又守不住，退又退不得。
连升四级
太平军杀到武昌时，城里百姓早就逃散一空，能用于守城的只有千余兵卒。武昌周遭有十九里路那么长，这一千多人撒开来，一个城垛只能勉强安一个兵，就这还不够分配。
陶恩培后悔莫及，可身为巡抚，他有守城之责。没有皇帝的准许，擅自跑路是要被问责乃至杀头的。
这时，幸好曾国藩已派胡林翼等人回援。然而让胡林翼想不到的是，等他好不容易快马加鞭地赶到武昌，陶恩培却又不让他进城。
陶恩培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太平军并没有马上进攻武昌，而只是据武昌对面的汉口、汉阳以守。
在这种情况下，陶恩培觉得没必要让胡林翼进城：你直接进攻太平军吧，此谓“以攻为守”。
胡林翼等人所率援军加一块仅三千余人；武昌城外的太平军接近万人，而且士气旺盛。更主要的是，陶恩培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太平军一样在守，其实人家已经蓄势待发了。
太平军能够不断进行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在于他们可以“打先锋”，或称“打掳”。
所谓“打先锋”，不是派先锋出来打仗，而是四处征集粮草、夺取船只、扩充军队。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后最常用的战略战术，其好处是打到哪里就可以把饭锅端到哪里。这个地方空了，再跑别的地方去。一城一城这样打过来，便不愁没有粮饷。
太平军不急于攻取武昌，除了等待后续援军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先锋”。
相比之下，官军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粮饷主要依赖于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虽然在缺饷的情况下，很多官军的纪律也一塌糊涂；但带兵官随时可能因此遭到地方官员的参劾，更不敢像“打先锋”那样把当地给席卷一空。
湘军则更特殊，曾国藩在建军时就以“不扰民”为宗旨。其粮饷除由政府调拨一部分外，其他都由地方上募集劝捐。军队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一直比较艰苦。
胡林翼到武昌，既不能进城，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补给，兵单饷绝。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呢，“以攻为守”会有多少胜算呢？
这时胡林翼得到了一个新官职——湖南布政使，相当于负责民政及钱粮赋税的常务副省长。与按察使相比，职位当然是升了。可是战争期间，并没有一毛一厘的钱粮可供他这个布政使调配或使用。而且布政使也好，按察使也罢，都没有巡抚大——人家是省长，得听他的。
上司再愚蠢，也还是上司，不能不服从他的命令。攻是肯定要攻的，哪怕是注定失败。
第一次，胡林翼感到前途茫茫，悲观至极。他在家书中留下了遗言，说自出黔以来，才一年的时间，自己已由从四品（知府）升为正四品（贵东道），又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按察使），再从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布政使）。
“我不过是一个迂腐书生，才四十多岁就得以连升三级，位居大吏，就算死也够本了。你们不用为我伤心。”
寄出家书，胡林翼操起家伙就向太平军发起进攻。
这种进攻跟预料中差不多，属于搔痒痒的类型，根本难以撼动太平军阵营。所幸的是，他还留下一条性命。
很快太平军转守为攻，朝他的大营杀了过来，顿时胡林翼只剩招架之力。而太平军之所以开始进攻，是因为他们的粮饷已经筹足，后续援军也已陆续赶到。
虽然胡林翼拼尽全力守住了大营，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昌失守，陶恩培也以自杀了局。
协防武昌失去了意义，胡林翼被迫移师武昌以西的金口。谕令传来，他接替陶恩培，署理湖北巡抚一职。
胡林翼曾经感慨其职务升迁之快，孰料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转眼之间，他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升四级。 特别是湖北巡抚一职，那是几个月前曾国藩得而复失的职位。这意味着胡林翼以湘军将领的身份，首次跨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胡林翼能有如此好运，除了湖北军情紧急，咸丰客观上不能不赋予重任外，与恭亲王奕入主军机处也不无关系。
道光给咸丰留下的军机处班底，首辅是穆彰阿。但咸丰基本不听他的，只听老师杜受田的。在穆彰阿被罢黜后，从未进入军机的杜受田更是在咸丰背后呼风唤雨，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可是没过几年，杜受田就累死了，在咸丰耳边絮絮叨叨的变成了新首辅祁隽藻。
祁隽藻号称道咸年间的“儒宗”，老夫子学问广博，动辄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兴致来了，他有时能讲到忘了时间，惹得站在旁边的其他军机大臣都不胜其苦。
咸丰是坐着听的，没那么累。而且为了表示敬师重贤，他还得特意装出精神抖擞，越听越爱听的表情（“亦未尝倦听焉”）。
可是在处理实务方面，这位“儒宗”却未免迂腐，其见识跟那个说曾国藩坏话的军机章京彭蕴章不相上下。虽然真正让曾国藩丢掉湖北巡抚一职的不是祁隽藻，但也从未见他出来为曾国藩和湘军讲过什么好话。
若是在和平年代，这类老爷子几乎是众望所归，连皇帝都得把他们抬出来充门面；然而到了动乱时期，他们就明显不如原来那么吃香了。
到北伐的太平军即将逼近北京时，咸丰可以明显感觉到军机处的不得力，以至于不得不委任奕为军机大臣，帮自己掌管政务。
以皇弟来协理朝政，牵涉到危及皇权这一敏感的话题，所以在清代极少有先例。在军机处设立后，也鲜有亲王能入职军机。咸丰被迫逾越常规，既是时势所迫，同时也是出于对奕的高度信任。
得到皇兄信任是好事，但如果你不知轻重、妄自尊大，那就叫给脸不要脸了。奕不是那种没有觉悟的人，加上他资历浅，所以刚进军机处时非常小心谨慎。
彭蕴章在咸丰面前叨咕曾国藩时，奕已在军机处。尽管他比祁隽藻、彭蕴章这些人要务实得多，也清楚地知道曾国藩和湘军的分量，却不便插嘴。
不过，这种情形到一年后就得到了改变。
奕一开始没有显山露水，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军机要务尚不熟悉。等到立住脚后，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特殊光环就不是祁老爷子所遮得住的了。
于是，祁隽藻只好称病求退。咸丰连慰留这样的面子活都没做，当即予以批准。
奕代替祁隽藻成为首辅，替皇帝哥哥打理各种军政事务。而以他为主的军机处对湘军也少了苛责，多了支持——胡林翼正好搭上这趟便车。
著名困局
可是对于胡林翼来说，这个省长的职务却来得实在太迟了一些。在太平军攻入武昌后，湖北巡抚跟按察使、布政使的权势相差不多，因此那几乎就是一张空白委任状。
在金口，胡林翼“号令不出三十里”——他的命令最多在三十里范围内有效；出了这三十里，对不起，那就是人家太平军的地盘了。
胡林翼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夺回武昌，并把太平军逐出湖北。如此才能真正履行他作为巡抚的职责，也才能重新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
胡林翼所能实际指挥和调用的仍是湘军，其中包括由湖南赶来的水陆援兵，与原来相比，总计增兵六千多人。打仗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可是人多了，所需粮饷和军火也就相应增多了。
当时朝廷已经发不出粮饷，前线军需完全靠自筹，或者各省之间相互调拨。胡林翼在湖北“号令不出三十里”，自然是什么都弄不到，只能寄望于湖南。可是湖南由于久历兵祸，同样清汤寡水，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粮饷。胡林翼又请求从川陕等地解运粮饷，但兵荒马乱的，运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样一来，不要说军火，就是必须的口粮都常常出现缺口。
如果大家伙儿都呆在营地里不打仗，还可以将三顿减为两顿，将吃饭改为喝粥；但打仗就不行了，那是卖力气的活，少吃几顿饭，当兵的连刀枪都拿不动。
为了让兵勇们不饿肚子，胡林翼不得不四处烧香，最后把老家的口粮都运到金口来救急。所以时间对胡林翼很重要，因为早一日进入武昌，他就能早一日卸掉粮饷不继这个大包袱。
从人数上看，防守武昌的太平军是湘军的几倍。起先都是太平军占上风，但是胡林翼凭借过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快显露峥嵘。
比如他的陆师吃了败仗，水师却一个登陆战，从太平军的身后冒了出来。结果两相夹击，反而把太平军杀得大败。又比如，他将陆师分成三路，纵使一路吃亏，另一路也会从侧后发动突然袭击，使形势得到逆转。
胡林翼通常还留有足量的预备队，可以随时投入作战。即使在现代战争中，这也是不过时的战术原则。几个回合之后，太平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守卫武汉的主将韦俊也着实尝到了胡林翼这位平乱专家的厉害。
韦俊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因此颇受太平天国重视。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很有些真材实料。自随兄长参加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三次攻克武昌城，韦俊都在前线效力，所以湖北当地有“韦俊三打武昌城”的说法。
当初曾国藩能在短时间内一举攻破武昌，除了投入的本钱比较大外，不得不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作为守将的石凤魁、黄再兴的“帮忙”。韦俊可不是这样的笨伯，他深晓用兵之道，失利后即马上进行收缩，不再轻易出战。
胡林翼不怕与太平军作战，他怕的是太平军不跟他战。因为太平军耗得起，他耗不起——没有粮饷啊！
韦俊也看穿了这一点。不管胡林翼白天在城下如何讨敌骂阵，他就是不出来。反正城墙坚固，你要硬攻，我就拿火炮招呼你。到了晚上，我再大举出城，迂回到后面来袭击你。
几天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了过去，原有的粮食在慢慢减少，调运来的扔不见踪影。胡林翼看在眼里，堵在心头，一个劲地做噩梦。
既然开不了源，他就只能先节流——把打仗不够卖力的兵勇挑出来，开掉了一千多人。这样虽然节省了粮饷，但兵力也单薄起来，没法形成声势。
一边是可用之兵减少，另一边则是太平军高挂免战牌。胡林翼碰到了当年孔明对阵司马懿时所遇到的那个著名困局，他得找到破局之法。
孔明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诱。
太平军白天不出来，但他们晚上会出来。胡林翼将兵力分为六路：三路诱敌深入，三路进行埋伏。几仗下来，官军连战连捷，歼灭太平军五千多人，解散协从千余人。
可是接下来，孔明的尴尬也同样落到了胡林翼身上——仗是打赢了，然而韦俊正因为吃了苦头、得了教训，自此任你再怎么诱，就算是把女人衣服送进城去，他也不予搭理了。
武昌周遭路长十九里，太平军围城时也得用上万把人；湘军就那么可怜巴巴的几千人，还给裁掉了一千多，哪里围得住？若是强行攻城，伤的又都是精锐，胡林翼因此苦不堪言。
湘军缺粮缺饷，韦俊看得真切，并且紧紧抓住对手这一软肋不放。你缺粮，我还要断你的粮！
胡林翼为了接收来自川陕的粮饷，在距汉阳西南七十里处的奓山建立了陆师大营。韦俊便指挥驻汉阳的太平军多次对其奓山大营发起主动攻击，以便完全彻底地切断这条粮道。
眼见奓山危急，胡林翼被迫调整部署，亲率陆师主力渡江北上。
战场随即移至汉阳。胡林翼到达之时，奓山守军正好吃了败仗。幸亏主力前来救急，他们才保住了运粮的通道。
鉴于汉阳对奓山的威胁，胡林翼决心先夺回汉阳。但是韦俊采取了固守之法，打不过就缩到城里，你攻城我放炮。胡林翼能得到的除了伤亡还是伤亡，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唯一让胡林翼感到宽慰的是，水师方面有了不小进展。
意气跟义气
湘军水师自湖口之战被分割后，就一拆为二：困于鄱阳湖内的称为内湖水师，长江上的称为外江水师。外江水师随彭玉麟退到湖北时，能看得过去的战船仅余70多艘，战斗力大不如前。
彭玉麟在金口建造船厂，一边修复旧船，一边赶造新船；同时从湖南招募水勇，渐渐地开始恢复元气。
一个月后，杨岳斌率重建于湖南的水师赶到金口，与彭玉麟合兵一处，使整个湘军水师基本达到了湖口战前的规模。
就在胡林翼兵援奓山的同时，水师也奉命配合行动，并在江上取得了胜绩。但是，他们在返回时却做错了一道选择题。
要回归北岸的水军大营，当时共有两条路可选：一条较近，但要从武昌和汉阳城下经过，容易遭到城上炮火攻袭；一条稍远，不过可以避开太平军的炮火。
大部分水军将领都主张走远路。说是远路，其实也远不了多少。安全第一，为什么一定要往对方枪口上撞呢？
杨岳斌却把脖子一梗：“我偏不绕着走，就要从太平军眼皮子底下过，看他们能把我怎的？！”
杨岳斌要硬闯，彭玉麟亦不肯露怯，出发时还走在杨岳斌面前。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两人坚持的已全不是意见，中间还带了不少的意气。
在湘军水师中，彭杨组合犹如陆师里的塔罗组合，一文一武，双峰并峙。但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双方的隔阂和矛盾早在湖口之战时就已初显端倪——杨载福回后方养病，彭玉麟就指挥不动其部属，非得他老人家亲自来带队不可。
这次在湖北，终于又别起了劲，而且别着别着，就别出了祸。
太平军发现对手要闯关，立即以长龙快蟹横截中流，迫使湘军战船贴岸行驶，城上则万炮齐发。湘军被击沉多艘战船，战死两三百人。
在炮火声中，彭玉麟的坐船也中了招，桅杆被轰折，船只无法前进。这时他看到杨岳斌的坐船驶近，赶紧招手呼救。但是让彭玉麟心寒的一幕出现了，杨岳斌竟然充耳不闻，一转眼的工夫就自顾自地飞驶过去。
万幸的是，随后又驶来一只舢板。彭玉麟纵身跳入，才免于一死。
回到军营，大家知道这件事后都很气愤。湘军内部最重情义，比如哨官会将积攒下来的薪水存放在营官那里；而不识字的哨官甚至普通士兵，也会请营官帮他们写家信。大家相处得犹如一家人，像这种败不相救的情况以往极为罕见。毕竟，意气跟义气不是一码事。你们再怎么争高下，上了战场也得像兄弟那样团结互助。
彭玉麟的心里虽不好受，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风大水急，很可能他没听见吧。”
与此同时，杨载福为此所要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两人由争强好胜变成了暗生芥蒂，尽管仍在一起共事，自此却如坐同一辆公交车的陌生乘客，彼此视而不见，无论表情还是语言都没有任何交流。
彭杨不和的传闻在军营里闹得沸沸扬扬，胡林翼听到后很是着急。他给彭杨分别传话，以会商要事的名义把两人一齐请过来。
彭杨并不知道胡林翼请了两人，他们一前一后赶来。杨岳斌先到，来了之后，宾主谈得很是开心。过了一会儿，彭玉麟也来了。杨岳斌一问，说谁来了，彭玉麟？啊，那我要跟您告退了。
胡林翼一把将他拉住：“是彭玉麟，又不是彭老虎，你怕什么？”杨岳斌只好勉强坐下。
彭玉麟进门赫然看到杨岳斌在座，愣了一下之后，也转身要离开。胡林翼又跑上去，连拖带拽地将他留住。
彭杨相对而坐，谁也不说话，场面极其尴尬。胡林翼见状，就令侍从摆上酒席，并亲自给二人斟上酒。
接下来的一幕把彭杨都给惊倒了：胡林翼竟然端着酒杯跪在了地上。
敬个酒也不用行这么大的礼啊！彭杨手足无措，不知所以。
胡林翼说：“天下混乱到这种地步，全靠大家协力同心才能迎来转机。现在你们却又生出罅隙，那么国家的中兴还能有什么盼头呢？”
说到动情处，胡林翼禁不住泪流满面。
他在贵州八年，平了无数的乱。可是与这里一比，贵州的乱只能叫作“小乱”，这里才是“大乱”。要对付波谲云诡的“大乱”并不容易，这使他隐隐然已有了才枯力竭的感觉。若再添上一个“内乱”，那真能要了他的命。
眼看泪水已经打湿了巡抚的衣衫，彭杨羞惭万分，都对胡林翼说：“我们真是不识大体，辜负了您的期望。如果以后再有罅隙，上既以对皇上，也无颜再见您。”
在胡林翼的苦心调和下，彭杨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一场可能影响全局的风波结束了。
刚刚解决内部矛盾，胡林翼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顿足的消息：金口大营危急！
在胡林翼转守为攻时，湖北境内的太平军已向武昌附近大举增援。趁湘军主力渡江北上之际，韦俊集合援军及武昌守军，对金口大营发起猛攻。
正当胡林翼琢磨如何攻破汉阳时，他接到了金口守军的求援信号。虽只有一水之隔，胡林翼却不知如何去救。
他的兵力极其单薄，统共七千陆师，留了三千在金口，带了四千主力北渡。若要返回去援救，这四千人分少了无济于事，分多了就等于全军赴援——那样北岸又得被太平军所据，前面算是白忙活了。
这么一犹豫的工夫，韦俊就占领了金口。失去金口，意味着北岸湘军将腹背受敌。胡林翼审时度势，赶紧从汉阳城下撤军，一直退到奓山，以护住粮道。
这是胡林翼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期，守着粮道，却眼巴巴地就是看不到粮饷在哪里。
路途遥远当然是首因，另外一个因素，则是部分饷银早已被沿途官军给提前截去了。湘军的军饷断了五个月，到退守奓山时，连米缸子都空了。此后整整断了一个月的粮，官兵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撑不下去了。
1855年9月18日，太平军大举进攻奓山。平时就怕太平军窝在家里不出来，现在好歹出来了，胡林翼赶紧下令整兵出击。可是命令传下去就没了声响，面黄肌瘦的兵勇都不动弹。
胡林翼没回过味来，硬拖着把他们给拉了出来。可是未等正式交锋，众人就大叫着狂奔而回。
胡林翼震惊了。
自出仕贵州，胡林翼打过数不清的仗，但未战先溃还是第一次，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刺激。
当年湖口战败后，作为主帅的曾国藩激愤到要骑着马去做自杀式冲锋，现在胡林翼也想这么做。他牵过一匹战马，就准备单人独骑去与太平军拼命。
马夫见他神色不对，急忙将马旋转了四五圈，然后朝空中挥响马鞭，将马朝相反方向赶去。
这马已经晕头转向，跑起来就停不下，哒哒哒地奔到江边。江边正好有水师战船，听说胡林翼在此，众营官赶紧帮着收拢残部，并用船运来援兵，总算帮巡抚稳住了阵脚。
三天后，从荆州转来的川饷被押解来营，才把胡林翼从苦海中拯救出来。
自建立金口大营并升任巡抚后，因为与太平军交战从未落于下风，兼之有“平乱专家”的声威，胡林翼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自我感觉。虽然调和彭杨时流泪，实际上他并没真正把韦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总以为只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可以把对手彻底摧垮。
奓山溃败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它给胡林翼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太平军绝非从前的生苗或者“榔会”可比，如果继续闭着眼睛单挑下去，在部队已疲困不堪的情况下，只有溃败一途。
现实情况迫使胡林翼抛弃了最后一点儿侥幸和自傲，他决定伸手向远在江西的湘军主力求援。
谁给谁添堵
胡林翼在湖北固然艰难，但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且他的很多难处跟胡林翼还差不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咸丰比较重视湖北；而曾国藩更关注江西，认为此处不仅可作为威慑天京的桥头堡，还能防卫两湖——这也是他在石达开猛攻湖北时，没有全师回援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使曾国藩不能脱离江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内湖水师仍被困在鄱阳湖内，若无强有力的陆师进行配合，孤掌难鸣尚在其次，被太平军一举歼灭才最为可怕。又比如胡林翼只带了一部分湘军去湖北，就已出现了粮饷不继的危机；若是大部队再开过去，粮饷供给无疑会更成问题。
没错，曾国藩肯留在江西的重要原因是希望当地政府给他提供给养。可是他没想到，江西政府对他的态度，竟然与当初的湖南政府如出一辙。
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曾国藩的老乡，而且两人还是“同年”，也就是同科录取的进士。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同年”关系也意味着一种无形的情感纽带。之后，两人又同在翰林院供职，私交虽谈不上很好，但亦无个人积怨。
在江西，这对同乡兼同年的矛盾却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陈启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他见曾国藩既无地方大员的身份，又不是钦差大臣，便有心相欺。用得着湘军的时候，他就不顾死活地让他们去拼命；当曾国藩开口要粮饷时，则百般刁难。往往是曾国藩在那里费尽唇舌说上半天，他给来一句：“你讲得太好了，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曾国藩把同乡同年甚至翰林院的交情搬出来，陈巡抚仍是一脸傲慢和无情：“你也太不跟我见外了！就算你说破大天，我也拿不出一个子！”
遇到这样的铁公鸡，曾国藩就算是磕头作揖都没用。而没有粮饷就什么都干不了，尤其当时内湖水师新败，如不出钱修理和重造战船，很难走出委靡的状态。
湘军之前的粮饷，主要是依靠士绅捐资。士绅的钱也是钱，不是光靠一个口号，人家就愿意把真金白银给捧出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了钱，必须按其捐资多少奉送一个相应的虚衔。
饶是如此，劝捐仍收效有限。毕竟，在兵荒马乱、穷字当头的岁月里，谁兜里的钱都不多，这是怎么劝也没用的。早在衡阳练兵时，曾国藩就叫苦连天，慨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为此，他甚至不得不改“劝捐”为“勒捐”，也就是向湘中大户进行强制摊派——不想捐也得捐！
在江西，劝捐是完全不顶用的，因为湘军奉出的那些虚衔白条，当地官府不承认。官府不认账，多大的官帽都变得一钱不值。久而久之，再也无人肯对湘军进行捐纳。至于勒捐，湘军属于客军，当然也做不出来。
曾国藩只能从湖南得到一点儿粮饷，但与胡林翼的情况类似，这点儿接济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辞职不行，要钱没有。曾国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直到幕僚郭嵩焘献厘金之策，才给曾国藩开辟了一条新路。
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路上遇到贩盐的，便跟他们攀谈起来。在盐贩子那里，郭嵩焘看到了一份太平军签发的税单。原来太平军也对商人设卡征税，这使郭嵩焘受到了很大启发。
战争对农业而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它同时给敢于铤而走险的商人带来了发财机会。特别是盐这种东西，谁都少不了。而由于战争期间交通堵塞，战乱地区的盐可能比黄金还贵。
郭嵩焘设计的厘金，相当于一种商业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故以此名。对于冒险牟取暴利的商人来说，这点儿税不过九牛一毛，肯交也愿意交。
于是曾国藩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由此大大缓解了窘境。但如此一来，他又得罪了陈启迈。陈启迈认为江西是他的地盘，要设卡也得由他来设。曾国藩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这么肥的活儿给抢去，不是给人心里添堵吗？
陈启迈一面上奏朝廷告御状，一面把替曾国藩主持厘局的江西举人彭寿颐给抓了起来。等曾国藩闻讯施救时，可怜的举人已死在庸官的重刑之下。
彭寿颐曾举办团练，并代替弃城而逃的知县抗击太平军，因此被曾国藩视为难得的人才，本来是要放在湘军大营中予以重用的。如今他死于非命，令曾国藩“深为愤痛”。
曾国藩客居异乡，又有当年避走衡阳的前例，因此纵使江西官府拒发粮饷且多次找他别扭，他也“雅度无怒容”，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这次，他再也控制不住了。
什么同乡同年？现在甭说翻脸，我连杀你的心都有！
正好他得知了陈启迈暗中从走私鸦片中获利的事实，便上奏咸丰，弹劾陈启迈：“我不喜欢背后说人坏话，但这个姓陈的做得太过分了！”
两份状纸先后送到，而陈启迈那份等于白告——咸丰自己发不出粮饷，要靠前线将帅自筹，当然不会责怪湘军设厘金一事。倒是曾国藩的弹劾有根有据，一下子就摘掉了陈启迈头上的乌纱帽。
有了点儿钱，曾国藩得以在江西建立火药厂和造船厂，内湖水师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在此后的鄱阳湖战役中，湘军水师一举击败太平军水营，并烧毁太平军船只一百多艘。
曾国藩开心了一下，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塔齐布死了。
塔齐布负责进攻九江，然而他在九江鏖战七个月之久，始终被阻于城外，心情变得越来越郁闷。有一天返回军营后他突然昏倒，不省人事，而后不治身亡，时年四十岁不到。
曾国藩在陆师中依恃的一直是塔罗组合，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塔齐布这一去，便只剩下了罗泽南。
战术与战略
胡林翼向曾国藩请援的时候，曾国藩刚刚痛失大将，伤心不已。而让胡林翼更想不到的是，在他发出请援奉折之前，罗泽南已经走在了前往武昌的路上了。
主动回援武昌是罗泽南的主意，他知道胡林翼已经被卡在那里了，他必须前去帮忙。
起初，曾国藩并不愿意放罗泽南走。
塔齐布去世后，他所辖部队的战斗力也打上了问号，罗泽南及其湘勇成了唯一能让人放心的劲旅。从曾国藩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将罗泽南留在身边。
但是罗泽南的话，曾国藩又反驳不了。
罗泽南说，湘军现在困守江西，就好像坐在瓮罐中一样，天天打仗，却还是看不到外面的太阳，抓不到主动权；武昌则不一样，一旦得手，即可坐控江西安徽两省，并进而切断天京的补给线。
罗泽南的方略是，陆师方面放弃进攻九江，转而集中力量回援武昌；水师方面则合力攻下湖口，以拦截太平军上下的船只。
曾国藩和罗泽南都是那种有大局观的人。认识到罗泽南言之有理后，曾国藩不仅不再强留，还从塔齐布军中抽调精兵强将，与罗泽南原有的湘勇合并，组成了一支拥有五千多精锐的远征兵团。
幕僚劝谏曾国藩，说您所倚靠主将只有塔罗两个人。现在塔齐布不在了，罗泽南又要远征湖北，江西兵力异常单薄。一旦发起战事，将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
曾国藩点点头：“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为东南大局着想，也只能如此。罗泽南说的是对的，假使我们都困守江西的话，长久下去不可能有出路；而只要把武昌攻下来，则天下大势犹可为，那样我虽困犹荣。”
也有人跟罗泽南讲，曾国藩势单力孤，你忍心抛下他这么走掉吗？
罗泽南的回答是：“如果老天不亡本朝，曾公必不会死！”
话虽这么说，罗泽南其实也为曾国藩担着很多心思。走之前，他对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贸然进攻；一定要等他攻克武昌，率军东下时再发动反击。
自湖口之战后，太平军到处渗透，湘军在湖北和江西已无法连成一线。罗泽南回援武昌，就必须通过太平军的控制区。
集结在控制区内的太平军有几万人，但都属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一般；而且将领的指挥能力也不强，与能征善战的罗泽南站一起，马上就被比了下去。
闻知罗泽南西进，石达开赶紧率三万人马追了过来。这三万人都是常年征战的野战部队，非普通地方军可比；石达开本人的军事才能也与罗泽南不相上下，两人早在湖口时就打得难分难解。因此，当新的较量到来时，自然将是血雨腥风。
石达开利用兵力优势，不停顿地使用包抄合击等战术，将罗泽南的侧翼部队分批次包围起来予以歼灭。湘军虽勇，但面对太平军的精锐，也只能以一当十，没法以一当百。随罗泽南出征的塔齐布部属由于突击过猛，首当其冲遭到围困，从战将到士兵几乎全部损失掉了。
眼前是血途征程，罗泽南的处境变得异常险恶。
继石达开追来后，韦俊也正率大批援军赶来。假使两军会合，将达五万之众。而湘军只有五千人马，且落败之后士气大挫。如此一看，不要说到达武昌，就算是想安然撤回江西都变成了一件没有把握的事。
关键时候，石达开却突然撤离湖北战场，掉头往江西去了。
此前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天地会出身的洪兵正取道江西北上。洪兵跟太平军是一伙儿的，毫无疑问会成为太平军的重要兵源。石达开去江西就是为了接应洪兵。同时，翼王还有一个计算，那就是他发现罗泽南的远征兵团是湘军的主力精锐，短时间内要想予以击败并不容易。但是转言之，既然主力出来了，那么江西的湘军大本营必然空虚。何不乘虚而入，将其一举摧毁？
主意听上去是不错，可是与对手相比，石达开的算计只属于中等水平。他没有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没有好好想一想，思维那么缜密的曾国藩为什么肯将主力尽数派出，以至于暴露出这么明显的一个破绽。
因为与江西相比，湖北更重要；与九江相比，武昌更重要！
石达开一走，千载难逢的战机便就此丧失。归根结底，翼王或许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尽管他的战术无懈可击，可能还略高于罗泽南；但战事犹如博弈，一兵一卒的损伤无关大局。所以这局棋下到最后，他是注定要输的。
好像交接班一样，石达开刚走，韦俊就来了。
韦俊所率兵马只比石达开少一点儿，统共两万多人。但是就指挥水平而言，他又比石达开低着一个档次；同样，罗泽南也要比他老到得多。
罗泽南登高观察，发现太平军兵分两路：一路吹号放枪，摇旗呐喊，把声势搞得很大；另一路却很淡定，什么动静都没有，只是悄无声息地在山林中穿行。
他马上作出判断，大张旗鼓的是“正兵”；闷嘴葫芦一样的是“奇兵”，也就是伏兵。
吸取与石达开遭遇时硬碰硬的教训，罗泽南转而收缩防守，并祭起他的看家绝活：以静制动。
“以静制动”说说简单，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常见的情况是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就动得乱七八糟——看到敌军呜呜嚷嚷地扑过来，能不怕吗？
湘勇随罗泽南征战多年，对这一战术早就谙熟于心，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不动如山。在太平军正兵逼近时，罗泽南始终不动声色。直到正兵与奇兵拉开长长的距离，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时，他才下令猛击。
韦俊用的是诱敌深入，中途设仗之计，给正兵设定好的桥段是见机撤退。但他没想到罗泽南出手如此迅猛，结果反而真的败了下来。
奇正二兵互相隔膜，那边正兵已败；这边隐蔽于山林中的奇兵却还不知道，仍然兴致勃勃地等着对方进入他们的埋伏圈。等着等着，他们自个儿也被绕道进山的湘军给包围起来。
这一仗，湘军追杀十余里，歼灭太平军近千人。得此一胜，湘军士气大振，罗泽南重新找回了自信。
紧接着，韦俊卷土重来，双方二度交手。不过就采取的战术而言，这几乎就是第一轮的翻版：韦俊主动进攻，罗泽南“以静制动”，毙俘太平军两千余人，一名太平军战将重伤而死。
据抓到的俘虏供称，石达开与韦俊曾有约定，不管他们谁出手堵截罗泽南，都要找机会攻入湖南。但在两人均遭挫败后，这个对湘军来说非常致命的作战计划被迫流产。
第三方胡林翼紧接着加入了战斗：。
得到了罗泽南来援的消息，胡林翼当即决定亲自率兵接应。幕僚纷纷劝阻，说我们的兵力太少了，看家都很吃力。眼下不宜提前出击，还是坐等援军为好。
胡林翼当然知道自己兵力单薄，但他更清楚罗泽南一路上可能遇到的艰险。无论石达开还是韦俊，那都是硬骨头，怎么放心交给罗泽南一个人去啃呢？
“援军是来帮助我们的，而我们却装作没事人一样，还有廉耻吗？我一定要去接应，不管是胜是败！”
幕僚们倒没说假话，胡林翼第一次接应就碰到太平军挡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果然败了，只得撤回来。
几天之后，胡林翼再次集合部众出战。这一次，他终于得以从蒲圻旁边穿过，实现了两军会师。
赤壁鏖兵
虽然湘军已兵合一处，但北上武汉的道路并未完全畅通，其中最大的一颗钉子正是蒲圻。
蒲圻即今天的湖北省赤壁市。三国时期有文赤壁与武赤壁的说法：文赤壁是指湖北黄冈，本来跟三国时的赤壁之战没什么关系，因为东坡先生上去怀了一下古，才声名鹊起；蒲圻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又称武赤壁。
兵家选择战场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随便指定。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哪朝哪代，没人敢忽略。比如田家镇和半壁山，清末时湘军和太平军争得你死我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军同样是谁都不肯轻易相让。
蒲圻也是如此，它被称为湖北的南大门。韦俊退到这里后，又聚集了三万人马，同时在蒲圻外围设置营垒木城，从而断绝了湘军再次从边上溜过去的可能。
大军要想顺顺当当北进，非得把这道门砸开不可。于是，在“樯橹灰飞烟灭”一千多年后，武赤壁又重燃战火。
会师后的湘军已达八千余人，但数量仍远不及太平军；加之太平军防守之处的地形十分险要，因此正面突破的难度很大。
如果有捷径就好了。
这条捷径是蒲圻当地的一个举人提供的。胡林翼按照他的指引，率兵抄小路进军，出其不意地占据了蒲圻城西北的铁山，使太平军的正面营垒尽失其险。
尽管如此，麻烦并未完全消除。毕竟蒲圻城仍在韦俊掌握之中，不打下这座城，军队仍然无法前行。
罗泽南的看家本领为“以静制动”，其前提条件是对方要来攻。可是韦俊两度战败后，也变乖了——他就不攻，等你攻。
罗泽南又施诱敌之法，韦俊仍不上当——追是要追的，但没追多远就会及时收兵回营。
这是胡林翼在武汉就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当哥俩儿碰一块，两个聪明绝顶的脑子加在一起，仍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招，最后只能是一个字：攻！
湘军一攻，太平军就掌握了主动。韦俊在蒲圻城下扎有五座营垒，四道木栅。守垒的大多是“长发兵”，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两军在营垒前反复搏杀，湘军付出了很大伤亡，连军官都阵亡多名，却还是一座营垒都没拿下来。
罗泽南十分焦虑。他担心如果一直攻不破营垒，太平军固城死守的意志将会更加坚决，而蒲圻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九江。
他决定采用火攻，并召集诸将，动员全军：“蒲圻不下，武汉必不能攻。今天大家一定要死磕下去，不然‘九江故事’便会继续上演。”
“九江故事”对湘军来说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像走了霉运一样，不是损兵折将，就是败绩连连。
罗泽南统率的部队，皆为荣誉感极强的精锐之师。伤疤一揭开，众人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嗷嗷叫着便抱起稻草向太平军营垒扑去。
尽管太平军不断放炮阻击，但湘军不顾伤亡，前仆后继。木栅前的稻草越堆越高，烈焰突起。四道木栅被尽数焚毁，五道营垒也跟着着了火。
罗泽南一举克复蒲圻，太平军中遭毙俘者达五千余人，几乎是罗泽南出江西时远征兵团的总数。此一战成为官军自失守武昌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这一战后，韦俊退守武昌，再也无法阻挡罗泽南前进的脚步。
1855年12月25日，罗泽南到达武汉。此前胡林翼已水陆并进，收复了包括金口在内的南岸前沿阵地。
1856年1月5日，罗泽南和胡林翼分路进兵武昌，并在城下与太平军展开野战。
韦俊一败再败，老兵伤亡很大。他的现有部队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即由少数老兵带领多数未经训练的新兵，所以数量虽众，但其野战能力极差。湘军朝后一包抄，他们便纷纷溃退。
经过短兵相接，太平军战死三千余人，湘军却只死伤了十几个人，几乎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昌外围的太平军据点被全部扫清。
罗泽南的到来，终于使胡林翼转危为安，从而结束了他生平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