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日本一手制造的中日“政冷”局面下，中日贸易增幅只有10%左右，远低于中国外贸总额的20%以上增幅。4月份，中国一些城市发生了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入常”的示威游行。受到两国政治氛围影响，2006年，中日相互旅游人数明显减少。可见，中日“政冷”局面已开始对“经热”产生了降温作用。
2005年11月，德国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得到了向京津高速铁路提供60列高速列车的项目，而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联合体却竞标失败。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就应更加努力在其国内和中日之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避免在两国间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不时做出刺激中国舆论的举动。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是中日两厢情愿之事，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2006年1月6日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宣布，未来五年，中国铁路将建设新线17000公里，既有线增建二线8000公里，既有线电气化改造15000公里。2005年，日本企业在竞标中败给德国公司，意味着其很可能失去参与未来中国铁路建设的巨大商机。
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拿到利益的大头，中国只拿到其小头；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国内竞争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它们把这些劣势统统转移到了中国再者，对以制造业见长、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日本来说，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将是其21世纪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中日关系的复杂性给推动对日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寻找到最佳平衡点。就是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
中日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摩擦管理”的体系和措施。例如，每当发生“历史问题”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中日间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做法，使两国在认清相互分歧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力争减轻分歧部分在整个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的分量。
四、中日关系的“回暖”趋势
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走出“政冷”低谷而开始“回暖”。今后这一趋势能否持续下去，将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中日双方就排除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政治障碍”达成共识，两国恢复高层互访和会谈，这是中日关系“回暖”的直接契机，也是保证其继续“回暖”的基本条件。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以来，没有像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那样声称将参拜靖国神社，迄今在实际行动上也确实没有进行参拜。然而，安倍于2007年4月下旬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供品的举动，无疑违背了中日关于克服“政治障碍”的共识，给今后的中日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日共同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关系从目前尚脆弱的“回暖”局面进入“可持续回暖”阶段的重要条件。
安倍访华时，提出了日中共同中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建议。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日本曾长期拒绝在中日关系中使用“战略”一词。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前在拟定《中日联合宣言》的过程中，日方就曾拒绝采纳“中日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近几年，日本政府又执意把中日“战略对话”降一格称作“综合政策对话”。可见，安倍上台后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无疑是显着提升对华关系定位档次的重要决断。
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双方通过一系列的首脑会谈和发表两次《联合新闻公报》，就“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达成了共识，并就落实这一内涵拟订了具体计划。
中日走向“战略互惠”，关键在于“战略”和“互惠”这两点上。推动“战略”关系，就不应只推动经贸与民间交流，而应推动包括政治与安全关系在内的全方位、全局性的合作关系。“互惠”，就不应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为此，就应在考虑本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时，还要照顾到对方的政治与安全利益，实现“双赢”或“共赢”。为此一是要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致力于走出“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要构筑什么“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软性遏制”的意识形态围墙。日本高层一再向美欧国家兜售“中国威胁论”，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禁对华军售。对这些加深“安全困境”的思维和做法，中日双方应通过战略对话与合作加以排除。
二是全面推动各领域的“战略互惠”合作，增进相互信任。中日应继续巩固“消除政治障碍”的成果，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此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上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三是坚持不懈地推动两国民众与舆论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和解进程。应当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暖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关系的“融冰”过程尚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其持续“回暖”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加温、合力排除“制冷”因素，特别是需要日本领导人恪守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精神、信守两国关于排除“政治障碍”的共识。
如果中日关系能在2007年一直保持“回暖”势头，那么2008年以后两国关系将有望真正迎来“春暖花开”的局面。安倍如能连任两届自民党总裁并在该任期内继续执政，其首相任期将于2012年结束。这将与2007年底中共十七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未来五年任期相一致。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向更加成熟的战略合作关系过渡的关键时期。
（第三节）未来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
一、东亚经济与安全格局前景
近年来，中日各界人士纷纷描绘着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的种种图景。概言之，这些图景无非有上、中、下三种：上是中日实现战略和解、走向双边及多边全面合作的前景；中是中日非敌非友状态，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前景；下是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前景。这些未来展望都有其一定的现实根据。究竟何种图景将成为10-15年后的现实，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未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日战略态势与相互作用。
未来10-15年的东亚格局前景，将主要受到这一地区经济结构、安全格局、战略互动等方面演变趋势的影响。
(一)东亚经济格局的前景
从影响东亚格局演变趋势的观点看，东亚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各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各国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
二战后的东亚经济格局，起初是美国基于冷战战略，刻意扶植日本，并积极撮合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产物。20世纪后半叶，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曾引来举世瞩目与赞叹。东亚“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将成熟了的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产业依次转移到“四小虎”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参与这一东亚国际分工和序列发展体系。在这一宏大的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电子、信息等产业在东亚各国次序传递，勾勒出了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图景。
东亚“雁行模式”自始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区域经济体系，而是由美国、日本、其他东亚经济体三者构成的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链。它由以下三个环节组成：第一环节，日本以出口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方式，不断向东亚各国与地区提供新的垂直分工型产业能力；第二环节，东亚各国与地区王要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获取贸易赢余，由此形成了其对美贸易赢余越是增加，其对日贸易赤字也随之增加的结构；第三环节，日本则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投资方式，把从对美最终产品出口和对东亚中间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巨额贸易黑字又还流给美国。
一部近现代史证明，国际经济的“雁行”发展进程一旦固定化为“模式”，就会超越纯经济意义而上升为一种结构乃至秩序。“全球性雁行模式”的形成和延续，正是欧美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是南北问题至今难以真正得到解决的症结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不仅把“雁行模式”视为东亚经济的一种现实，而且日益把这一模式作为一种需要刻意追求和精心维护的地区秩序，欲以经济优势为依托在东亚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作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基本实现“追赶”欧美的目标之后便染上了一场严重的“日本病”，曾发挥巨大效能的宏观体制和微观结构陷于“制度疲劳”之中。与此相对照，中国经济正处于蓬勃向上时期，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高。中日发展势头的逆转，给东亚“雁行模式”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2001年5月1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该年度《通商白皮书》，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未来10-15年，美国仍将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和主要的资金与技术来源之一，但其经贸结构以及相互依存程度将发生变化。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其技术含量将逐步提高；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将相对降低，其对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依存程度将持续提高。这一趋势意味着，美国将日益更加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市场，经济因素在其东亚战略中的分量将进一步加重。
在这一时期，中国仍将保持7%-9%的经济高速增长率，吸收外资与外国商品和出口商品、对外投资的能力将继续增大，作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与作用将日益提高。就总体而言，这一趋势无疑将日益增强中国在东亚及世界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能力。
同一时期，日本仍将保持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其经济发展将在结构调整中进入2%-3%的稳定增长轨道，但在经济规模上将受到中国的快速“追赶”。经济因素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分量势必不断加重。
东盟各国和韩国的经济曾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其后又都经历了一个恢复性增长阶段。今后，东盟各国经济将继续恢复和发展，但其总体竞争力将相对下降；韩国经济将在景气恢复、结构调整以及高科技化的推动下继续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俄罗斯等东亚外围国家，将以其各自不同的经济条件来日益加深与东亚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对中日两国而言，一方面，这一趋势在经济上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另一方面，它将使中日关系面临更加复杂、多元的地区格局。
未来10-15年，东亚经济合作将在内在规律推动和外在因素影响下曲折地向前发展。
一方面，在经济合理性和市场规律起决定性作用的诸领域，东亚各国间的功能性合作有望得到较好的发展。
在贸易领域，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将初步实现；日韩、中韩等一些双边层次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得以签署和启动；中日韩以及中日韩与东盟各国(“3+10”）能否尽早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变消极为积极。在投资领域，伴随着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提高和各国国内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各国将不断降低投资门槛，改善投资环境。在金融领域，东亚各国将在金融改革、相互参与等其他各方面加强合作。在能源领域，东亚各国将探讨和逐步推动能源的购买、开采、运输、储备、提炼、节能等方面的合作。另外，环保、科技、教育等其他领域的东亚合作也将日益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事关区域合作目标、动力、途径的全局性领域，东亚合作进程将继续受到非经济因素即各国间战略互动关系的影响。
2005年12月马来西亚召开的东亚合作系列会议（“10+1”、“10+3”、“10+6”）、特别是其高潮——首届东亚峰会(“10+6”），既充分显示了东亚合作的长足进展，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该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东亚峰会前后，相关各国对东亚合作的不同立场表露得淋漓尽致。美国对把其排除在外的东亚峰会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忧虑，并对让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该会的设想予以断然拒绝。日本的立场可以归纳为三点：（1)把美国与东亚关系复杂化，非要以拉进美国的方式消除其疑虑；（2)模糊东亚界限，热中于增加非东亚成员，企图以此淡化东盟主导、抵消中国影响；（3)扩大“东亚共同体”内涵，主张以东亚峰会(“10+6”)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机制。东盟、中国、韩国则主张，东盟加中日韩(“10+3”)仍将是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机制。
2007年1月，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第二届东亚峰会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曾被取消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在这一期间举行。
经过两年来的东亚系列会议，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趋势更趋明朗。
其一，东盟仍将是主导力量。未来近中期内，鉴于中、美、日关系仍将错综复杂，中日短期内尚难实现战略和解与合作，东盟将继续开展“平衡大国外交”，坐夂“中小国家推动大国”的“渔翁之利”，保持其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10+3”仍将是核心机制。东亚经济合作乃至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仍将以东盟加中日韩（“10+3”）为核心机制，东盟分别与各国（“10+1)和东亚峰会(“10+6)将作为“10+3”机制的补充机制而并行存在和发展。
其三，日本将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在近年来的东亚系列会议中，日本欲“挟美制亚”、牵制中国、模糊东亚范围、觊觎地区主导权的意图表露无遗。今后，日本采取何种地区政策将是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内的首要不确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