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顺治皇帝一直笃信佛教，拜木陈和玉林二位高僧为师，取法名“行瘫”，并刻有“尘隐道人”、“懒翁”、“癡道人”等佛号钤章，早就有出门的愿望。再加上视为生命的爱妃董小宛一死，他痛不欲生，对人世间一切事都了然无趣，于是视江山为敝屣，飘然而入五台山。
其二，当时的大诗人吴梅村写有名诗《清凉山赞佛诗》，诗曰：
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璧作台。
薤露凋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
人们认为诗中的“千里草”是个“董”字，暗指董鄂妃董小宛；而清凉山就是五台山，“六龙”就是指顺治皇帝。这便是顺治出家的文字依据。
其三，康熙皇帝即位后，多次奉母后之命去五台山巡幸，那是去探访他的父皇顺治皇帝的。光绪年间，发生了“庚子之变”。被八国联军吓出北京城的慈禧太后，从山西往西安逃跑。在路经忻州时，当地官员摆出丰盛的贡品，而放这些贡品的法器都是故宫大内之物。探询之下，原来都是从五台山寺庙里借来的，说明五台山确实有帝王居住过。这也是顺治出家五台山的事实证明。
终于，顺治出家一事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另二桩疑案是：“皇太后孝庄下嫁事”，即顺治皇帝的生母太后嫁给摄政王多尔衮一事；“世宗入承大统事”，即雍正皇帝杀兄纂位一事）。
不论怎样，反正是顺治皇帝不干了，康熙皇帝上了台。顺治皇帝在遗诏中有这样的交代：
太祖、太宗开创的大清江山一定得万世相传，这是头等大事！继承人问题相当重要，应该很快确立。朕的儿子玄晔，乃是佟皇后所生，已经8岁，非常聪慧，兹立为皇太子。朕死后，让他遵照典制服孝二十七天，便可易服登基。因为他年纪太小，朕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你们四个人都是功劳很大的老臣，朕才把心腹大事托付给你们。务必尽心竭力地保翊幼主，料理好朝廷大事。
清廷上层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动，自然显得有点乱。而8岁的康熙皇帝很难主事，大权落在四位辅佐大臣手里。这四个实权人物又不是一股道上的车：其中索尼是四朝元老，资望最深，但年老多病；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勋望较卑，凡事听从索尼主裁；而鳌拜此人自恃战功高，骄横得很，早想独揽大权，与索尼等明争暗斗得十分激烈。这样双方在处理问题时为了避免让对方抓住把柄，都尽量地“宁左勿右”，以显示自己最忠于皇上。
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和权力格局中，刑部转来了吴之荣的告状信，还有罪证——《明史》，其后果好得了吗？
刑部的报告中，列出了《明史》的八大罪状。四位辅政大臣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派刑部满族侍郎罗多立即奔赴浙江，逮捕庄允城和朱佑明来京审问，与吴之荣对质，并提取《明史》的刻版。
刑部侍郎罗多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秋末动身，冬初抵达湖州。逮捕庄允城和朱佑明倒是很顺利，但提取书版时却遇到了问题。我们知道，湖州知府陈永命通过周国泰吃了庄允城三千两银子的贿赂，不仅把老师李廷枢给的那部《明史》退了回去，还把整个书版处理掉了。现在上什么地方找去？罗多完不成任务交不了差，心急免不住发火，一个劲地催知府大人。此时的湖州知府已不是陈永命，而换成了谭希闵。他表字九子，扬州人，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中丁亥进士，原任浙江某府推官，半个多月前才调任湖州知府，接替了陈永命。可以说他连板凳还没坐热，就摊上了这件麻烦事。
且说这天罗侍郎又来催促书版一事，把谭希闵抢白了一顿。这位老谭还带点书生气，自己身上也比较清白，所以不但不赶紧给中央大员说好话，反而实话直说，强调自己刚来乍到，不知有这回事，而且陈永命在办移交时也根本没有提及。
罗多大怒，“你身为知府怎能说不知此事？还敢顶撞！好，你不知道，叫管库的人来。”
管库的就是周国泰。他一见事情不妙，只怕把向陈永命行贿的事抖落出来，所以下决心死保陈永命。面对罗侍郎的提问，他昧着良心一口咬定说：《明史》书版的事，陈知府已经移交给谭知府了，现有交盘册上的记录为凭，请罗大人过目。
惊得谭希闵目瞪口呆，气得他七窍生烟，可面对交盘册上的白纸黑字，他却有口难辩。
罗多冷笑一声，甩袖而去。
此案后来审结时，判处谭希闵绞死。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他当初要对罗多恭顺殷勤一些，再孝敬一些黄白之物，或许不至于丢掉性命吧！
书版的事有了着落，罗多便押解庄允城和朱佑明动身回京复命。
天真的庄允城，直到这时还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准备到北京后上疏申辩，揭发吴之荣的老底。
罗多一行人前头刚走，庄允城的二儿子庄廷钺就随后出发，带足了钱和礼品，预备在京城活动一番。庄廷钺这年才23岁。他字左黄，7岁便会作诗，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可惜从小生在富家，养成一种纨绔子弟的习气。几场科考失利后，再也无心读书，娶了一房美妾，整日里声色歌舞，吃喝玩乐。又在后花园盖起一座精致的小楼，取名“百尺楼”，时常召来一伙青年文士豪饮狂吟，把所作诗文收集起来，编成一本《百尺楼诗草》。
对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父亲庄允城很不高兴，不免摇头叹息。只是见他年纪还小，也没有过多地责怪。
如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庄廷钺受到极大震动，好像一下成熟了许多。在北京天天去刑部监狱探望父亲，送些吃食，并且上下打点，四处活动，与先前那个花花公子判若两人。
这时，已是深冬天气，又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北京城里天寒地冻。庄允城被关在刑部监狱，受尽苦楚。他原以为能让他从容申诉，并揭发吴之荣的卑劣行径，谁知全部落空。倒是与吴之荣当堂对过质，那只是让他确认《明史》是否自己所编，别的什么话都不让说。接下来就是叫他承认《明史》有八大罪状，不承认就严刑拷打。他年事已高，又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哪里经得住酷刑的折磨？再加上心里不服，憋着满腹怨情难以发泄，所以很快就垮了下来，腊月二十三日病死在牢房里。
刑部奉旨对已死的庄允城处以磔刑，即把他的尸体砍成碎块，同时下了抄家灭族的命令。
目睹父亲如此悲惨的下场，庄廷钺五内俱裂，悲痛欲绝。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光哭已无用，必须火速回乡报信，因为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于是买了一匹好马，日夜兼程地往回赶。
但他毕竟还是慢了一步。
一位姓吴的满族侍郎，一位姓戴的汉族侍郎，他们带着大搜捕的庞大计划，凡与《明史》有一丝一缕牵扯的人，主编的、参订的、刻版的、印刷的、卖书的、买书的、作序的、审查处理过此书的，甚至无意间说过有关的几句话的……一律全家拘捕，集中在浙江省会杭州进行审判。这两位官员的职务虽然不算太高，但由辅政四大臣点名派出，实际上与钦差大臣无异。两人带着几个心腹差役和罪犯朱佑明一路南下，沿途各驿站皆备有最好的马匹供役，日行数百里，那速度自然要快得多。刚过了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他们就进了杭州城。并不休息，立即与杭州巡抚会商有关事宜，部署行动计划。
此案要抓的人，老少男女几千口子。
先说庄廷钺。他紧赶慢赶回到故乡，南浔镇已经被无数八旗兵丁团团围定，刀光剑影，人喊马嘶，一派紧张恐怖的气氛。要逃跑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但已经在事变中成熟起来的庄廷钺，连这个念头都没有。此时他惟一想到的是：天哪！我回迟一步害了王训导和六位保人！
原来，上次罗多来抓庄允城、朱佑明时，顺便把两家的主要成员也抓了起来，关在归安县学里，交由训导王兆祯看管。庄允城和朱佑明起解后，庄廷钺见父亲年迈力衰，此去京城数千里路程，天寒地冻，担心他受不了，想去给父亲做个伴。王兆祯是刚调来不久的训导，又是个正人君子，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犹豫好久便答应了庄廷钺的请求，只是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找六个保人担保，写出保状；二是必须快去快回。庄廷钺一一照办，托他认识的县学守门人邓攸之，请来了六位保人：五个在县学读过书的庄族的秀才，一个当衙役的戈明甫。他这才悄悄地跟着父亲去了北京。可现在……分明是一切都晚了。想到这里，他哪里还顾得上个人安危，一头便撞进了包围圈。
人家现在等的正是他。全镇的人看到庄廷钺自投罗网，面无惧色，而且大声疾呼地替别人开脱，把罪责尽往自己头上揽，不禁惊叹赞佩不已，对这位昔日的阔少爷刮目相看。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老学究王兆祯就因为这么一条罪状，最后被处以绞刑。保人中那五位庄廷钺的本家兄弟则死得更惨，凌迟丧命。至于那位戈明甫，也被斩决。
再说吴江两大名士吴炎、潘柽章人品学问冠于一时。官府逮捕他们时，一个方巾大袖，一个儒巾蓝衫，依然故明打扮，从容不迫，伸手让差役捆绑。并且大声地把全家人都召唤出来，让人家一个不留地抓。连差官都心软了，悄悄劝他们说，为什么不把最小的孩子藏起来呢？他们坦然一笑说：我们全家的名字早都登记在鬼录上了，覆巢之下，还指望有什么完卵！差官慨叹不已。
吴炎以诗文见长，曾与叶恒奏主持“惊隐诗社”。潘柽章国变后誓不降清，隐居韭溪著书立说。他精通史藉，对天文地理等无所不知，二人诚为一时俊杰也。
在《明史》的十八名参订中，活着的十七人全部就逮，董二酉三年前已经去世。但他也别想躲过劫难，被发冢斫棺，断头戮尸。最可怜的是他的儿子董与沂，奇才也，9岁时作感怀五言诗四章，惊世骇俗。名士顾茂伦为他的诗集作过跋文，结果也被逮捕残杀，士林中人无不为之叹息流泪。
替《明史》作序的李令皙，字霜回，榜名木实，后改名本实，字木生，再后来才改成现在的名字。据说，李家先世以充任讼师为业，就相当于今天的律师职业。到他这一代才门风大改，走上了读书做官的道路。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不凡，青年时代就已经有了名气。明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他考中甲子科举人。后来运气不佳，屡试不中，直到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方才荣登龙虎榜，中庚辰科进士。可惜官位还没升多高，清兵入关，天下就大乱。弘光皇帝朱由菘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时，他赶去投奔，官至礼部侍郎。这个小朝廷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垮了。之后，他便退归故乡隐居不出。到庄廷鑨张罗撰写《明史》时，他实际上已经病得把两只眼睛都瞎了。
所以，那篇序文据说非他写就，而是他的同学陶铸（字子固）代作，署上他的名字。
说到这篇序文，还有点小波折。由谁来写书首的序文，乃是一件大事。当时，廷鑨已死。庄允城考虑人选时，廷钺在旁提议说，这有何难？交给费尔庄一挥而就。费尔庄字夔一，与庄廷钺同在一个学社里，是一位青年学子。庄允城有点仰慕虚名，还看不起费尔庄，说：“他有什么文名？还不跟你一样的货色。”经过再三选择，最后确定了李令皙。报酬是“四币十二金”。但这钱却只有一半到了李令皙手里，另一半被他的儿子李宏士半路打劫了。
李令皙全家住在湖州城里，抓人抄家时声势极大。那是正月二十日，大白天忽然城门紧闭，重兵把守。吴戴两位带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八旗精兵，五百名巡抚衙门的标兵，自然也是顶盔披甲，外加无数皂隶捕快，把李家包围得水泄不通，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立岗哨，如临大敌一般。
李家本有百余口人，可这天正赶上他家有庆祝之事，来贺喜的邻居亲友也有七十多人。如狼似虎的丘八们不管这些，凡是在李家大门以里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抓起来。大部分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吓得哭爹喊娘，声震全城，把个喜庆红火的大正月搞得凄凄惨惨，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次浩劫中，要不是陈紫菘出力，李家便要断子绝孙了。
陈紫菘是李令皙的表弟，读书不做官，足智多谋，且有侠肝义胆。他眼见李家满门被抓，16岁以上男子都得问斩，心急如焚。尤其对他最钟爱的李家长孙李书垂，充满怜惜之情。李书垂这年20岁，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用功读书，是个很可造就的人物。陈紫菘决心要为李家保留一点血脉，为此，他跑去找好友费恭庵商议，希望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两人绞尽脑汁，终于设计了一个很带冒险性的营救计划。
首先，他们花重金买到一个不怕死的硬汉，名叫金佩源，让他改姓为王。再告诉李书垂，让他也改姓王，名叫王纶，是王佩源的亲生侄儿，暂时过继在李家。
其次，为了增加可信性，他俩又去找县衙吏科书办姚敬舆。姚的女儿是李令皙的大儿媳妇，就让姚的女儿一口咬定她是王佩源的续弦，即王纶的亲生母亲，暂时住在李家的。
在后来的审讯中，三个人就这么一口咬定。尤其是金佩源，被提审了十几次，各种酷刑都受遍了，也坚不改供，反复大叫说：“我王家两代单传就王纶这么一个儿子，因为与李家是表亲，母子俩就暂时住在他家。”
终于救下了李书垂，最后被判为充军之罪，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在十八名参订中，很有名气的还有陆圻、查继佐、范骧。他们三人被列名其中，实际上没有参与其事，甚至连这回事也事先不知道。但案发后依然被捕。
李继白的被逮就更冤枉了，说来令人痛心疾首。
在苏州西北几十里处的太湖边上有一个浒墅关，乃是进入苏州的一个门户。李继白就是这里的一位地方官，任榷货主事之职。这位顺治二十年（公元1655年）的乙未科进士非常好学，爱书如命。庄氏的《明史》一出，他很快就知道了，本想亲自去城里去买，怎奈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他就挑选一个会办事的手下人，交代说：“苏州城里阊门书坊卖一本叫做《明史》的书，是南浔庄氏所撰写，你务必给我买回来。书坊老板姓陈，叫陈德儒。你就告诉他是给我买书，准能买到。买不到你就别回来。”这位仆人来到阊门书坊，没找见主人要的书。问陈老板在不在，伙计说刚出去，有事就等一会儿。书坊里人来人往，也没个坐处，仆人就走出店门，站着观赏街景。
这书坊的旁边，住着一位老者，姓朱，也正坐在自家门前看热闹。他见那仆人站立多时，一个劲地倒腾两条腿，分明是站累了。便好心地吆喊说：“客人，是等陈老板么？还得一阵子哩。你过来坐下歇歇脚。”
两人坐下闲聊。又等了半个多时辰，终于把陈老板给等回来了。在买那套《明史》时，这位老朱头还热心地替双方说合价钱。
就这么一个过程，案发时李继白、仆人、陈德儒、老朱头四人全部被捕。后来结案时，除老朱头外其他三人全部斩决。老朱头因年纪已经70多了，免予一刀，而把他连同老妻一起发配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地带。
再举一个可笑而又叫人笑不出来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