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采取的这套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洪承畴坐镇南京后，很快扭转了清军在江南的被动局面，阻止了对唐、鲁两个小朝廷的军事进攻。洪承畴先后招降了两政权中执掌大权的方国安和郑芝龙，乘唐、鲁互争之时，轻易地攻下浙江。随后长驱入福建，消灭了唐王政权。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就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南明的大部分势力。到顺治五年，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制订纲纪巩固政权
满族是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要统治偌大的中国实非易事。多尔衮在清初立纲陈纪，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做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人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官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说：“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士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
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多尔衮作为满州贵族的代表，始终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
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族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逾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顺治五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个事件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满州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策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顺治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黎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黎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尊孔读经，提倡忠义。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未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以此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崇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就“遣官祭关圣帝君”。
多尔衮还鼓励满汉人民通婚。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满汉人民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多尔衮也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尔衮刚到北京，耶稣会士汤若望即向多尔衮报告教堂的情况，并报告他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以及本年八月初一日京师将要出现日食的分秒时限等等。多尔衮看到这个奏折非常高兴，当即指出，西洋新法推算详审，遂命他修正历法。七月，清廷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洋法所修之历，定名“时宪历”，命自顺治二年开始，颁行天下。八月初一日日食，多尔衮命冯铨同汤若望携望远镜等仪器，率有关人员齐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唯新法所推时刻方位吻合，大统、回回二法均有误差，多尔衮因而益信汤若望及其西法可行。十一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底，汤若望又将新著、旧著共一百零三卷，合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进呈多尔衮。多尔衮以其“创立新法，勤劳懋著”，加他以太常寺少卿衔。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点上，多尔衮确实表现得较为开明。
应该指出的是，多尔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利益，也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消极的政策。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22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从部文到日，限十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地圈占两次。这种政策使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了。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后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在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诬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诈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发现弊端甚多，故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追歼流寇抚定疆陲
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顺治皇帝年幼，多尔衮身为摄政王，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多尔衮位宠功高，有时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最终被他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对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则予重用。入朝时，“诸臣跪迎”，俨如真皇帝。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由于日夜操劳，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所以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
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光鹰就有上千只。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可能坠马受伤，膝创甚，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年仅39岁。
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嗣子。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树敌颇多。他死后仅两个月，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顺治帝遂下诏，削去多尔衮官爵，籍没其家产入官，并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座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帝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而这已是多尔衮死后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满清入中原不容毁之词
——庄氏《明史》之冤明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五月，年仅6岁的清顺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龙廷，大权落在皇叔父多尔衮手中。丢了江山的明代宗室自然不愿就此罢休，于是就几乎在顺治皇帝坐龙廷的同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城也坐上了南明小朝廷的皇位。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早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他就逃到了淮安。现在在南京做了弘光皇帝，召凤阳总督马士英入阁，分淮阳凤庐为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将率领，又以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封左良玉为宁南侯，准备与南下的清兵决一死战。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异族的侵入，奋起抵抗的决不只是前朝的宗室力量，而是整个民族的力量，其代表人物便是民族的精华——有血性的文人学士。明末抗清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明朝知名的文人学士，别看平日里诗酒结社，歌舞笑谈，纵情声色，然而一旦国难当头，便壮怀激烈，投笔从戎，义无反顾，相继起义，还有大批的志士仁人或参加郑成功的海上义师，或投入李定国的大西农民军，或追随明宗室后裔的抗清活动。总之，他们都表现了文人学士共赴国难的英武气概。
面对这样的抵抗局面，清政府采取两种手段来对付士大夫们：一是软办法，以高官厚禄收买，连年开科考试，用八股文把大批读书人的手脚套住；二是硬办法，对坚持参加抗清反清者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这软硬两手很是奏效，大约到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左右，江南各地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就被镇压下去了，大多数读书人也剃发易服，臣服了新的朝廷。但清政府心里清楚：这些前朝的文人学士并不会完全割舍故国之思，更有不少死硬分子或隐匿山林，或暂入空门，或暗中结社活动，或公开进行反抗……总之是一股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比对付几个南明小朝廷要麻烦得多，必须时刻瞪大眼睛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及时予以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浙江南浔镇上发生了一场血光之灾——庄氏《明史》冤狱。
《明史》脱稿埋下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