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分别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四个不同的政权形式，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前期，宋朝对辽、金、元的对抗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宋朝皇帝不止一位，各代皇帝也不都是立场坚定地抱着一致的主战思想，每个皇帝的能力又有不同，所以宋朝基于边患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强大起来，最终反而葬送国运于敌手。
面对着时势多艰的局面，自然会有有见识的忠贞之士勇敢地站出来，挽大厦于即倾，但沆瀣诡变的朝廷局势却是他们左右不了的，浩然正气往往被邪恶的气焰所压制。
宋辽金元多更替上天总把英才嫉鞠躬尽瘁臣含冤被贬命
——寇准之冤北宋太宗皇帝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君主。即位之初也重武，一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二要在众将面前树立形象，巩固帝位。无奈武运不昌，高梁河一战，太宗匹马单骑逃回后，对外政策愈发保守，重新调整了内外政策，以守内虚外为核心，以文致治。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的基础，宋太宗广为网罗人才，认为科举才是国家选取真才的唯一途径。为此，宋太宗完善了科举取仕制度，并把殿试定为制度，以选拔真才实学者，为朝廷服务。非常之世出非常之才，寇准就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了。
在中国，寇准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聪明机智，临事果断，勇于任事，数次使北宋王朝转危为安。但是，他后来被佞臣所诬，一月被贬谪三次，忧病交加，凄凉地死在雷州贬所。
以文入仕勇于谏言
寇准（公元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谷（今山西太谷）昌平乡，后移居冯翊（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邦。
寇准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寇宾、祖父寇延良皆学识渊博，因逢乱世，均未出仕。父亲寇湘，博古通今，擅长书法、绘画，尤其在词章方面小有名气，曾于后晋开运年间（公元944—946年）考中进士甲科，应召担任魏王赵延寿记室参军（王室秘书）。宋初，因寇准显贵，其父被追封为三国公（燕国公、陈国公、晋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即宰相）。
显赫的门第，书香的熏陶，寇准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份极高，又十分刻苦用功，少年的寇准就脱颖而出。14岁时，已能写出不少优秀诗篇，15岁时，就能精心研读《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指评时弊。
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多走的是一条科举取仕之路。胸怀大志的寇准正欲施展抱负，有为于宋朝，科举是必经之路。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19岁的寇准怀着经纶天下之志，踌躇满志地踏上了科举出仕之路，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了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非常喜欢录用中年人，觉得年轻人缺乏经验，有人就劝寇准多报几岁年龄。寇准非常郑重地说：“我正思进取，岂可欺蒙国君？”足见寇准诚实、忠直的一面。
寇准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在殿试上，凭着满腹经纶，博得了宋太宗的赏识，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此为虚衔），担任了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
寇准虽出身名门显贵，却也颇通民情、民心，中国历代的“民本”思想对他也有较深刻的影响。在他任知县期间，极力使百姓摆脱巧立名目的摊派，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每当收税和征役时，在县衙门前张贴布告，上写清应征对象的姓名、地址及缴税数目。这样一来，百姓心中明明白白，主动前来缴税、服役，使恶霸、衙役不至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寇准在任期间，为了充实国库，丰裕一方百姓，还出台了奖励耕织、鼓励垦荒的一系列政策。所辖县境内人民踊跃垦荒，致使荒地大片开垦出来，百姓安居乐业。由于寇准政绩显著，数年间数次升迁。先后担任过殿中丞、郓州（今山东东平）通判、学士院召试（为皇帝起草诏令）、右正言（谏官）及三司度支推官等。在寇准担任言官时，根据自己的观察，坦言直陈，深得正直之士的嘉许。就是在太宗面前，寇准也丝毫不改直爽的性格。
宋太宗即位之初，为表示自己下通言论，经常召集群臣议论朝政，并希望群臣直言相谏。一次，朝中君臣对与契丹议和问题进行讨论，众臣皆迎合宋太宗之意，主张对契丹议和。宋太宗经过几次伐辽战役失败的打击后，对北伐契丹失去了信心和决心。虽然北方警报频传，宋太宗却对出师一点把握也没有，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恐辽情绪。寇推听到议和的议论后，当即提出异议：契丹屡屡侵犯我边疆，只能加派劲兵驻守，加强力量，不可与之议和。然后他分析了备战与议和的利害，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是能够收复失地的。屈辱求和，这是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因为毕竟恢复旧疆也是他的志向，所以寇准一番话，使太宗听来非常顺耳，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一些恐辽心理，对大臣们也是一种鞭策，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因此，太宗更加赏识寇准，旋即提升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掌最高军事机关中的机密文书）。
寇准为人刚直不阿，每次他都从朝廷利益出发陈述自己的主张，即使与皇帝意见相背、惹怒太宗也毫不退缩。一次，寇准上朝奏事，因其豪爽之性，不会揣摩皇帝的心思，言辞有些激烈，惹得太宗发怒，起身就要退朝。寇准却上前扯住衣角，让太宗坐下，继续劝谏，直至事决之后才罢。太宗息怒后，细思寇准的忠直，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太宗高兴地说道：“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征。”既赞扬了寇准，又抬高了自己。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春，天气大旱，农业歉收。之后又雪上加霜，闹起了蝗灾，人们对异常的自然现象议论纷纷。宋太宗急忙召集大臣，议论施政得失，大臣们多推说“天意”，而不愿与朝政联系在一起，故而虚辞搪塞。寇准感到有必要借此促进一下政治，并借此平反几个冤案。他站出来，引经据典，进行了朝廷施政的剖析。太宗一听有指责他治国不当的嫌疑，一时龙颜发威，起身退朝，把满朝文武晾在一边，谁人还敢言？过了一会儿，宋太宗稍微心平了，气也和了，又传命召见寇准。虽有刚才一番急风骤雨，但寇准依然故我，非但没有后退，反而更容易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宋太宗问他：“你说治国刑罚有不当之处，究竟有何根据？”寇准说：“愿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我当面评议得失。”
宋太宗立刻宣唤二府长官王沔等人。寇准面对权要大臣，严辞指斥道：“前不久，祖吉、王淮二人循私枉法，私自受贿。祖吉所受贿赂数目极少，却被判处死刑；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千万，却因为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之弟，只受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不是执法不平吗？”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此事，王沔连连点头，叩头谢罪。太宗深感不快，怒斥王沔，大煞了二府的邪气，并对这种错判给予改正。宋太宗为奖赏寇准的忠正廉直，把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玉带赐给了寇准一条。
淳化二年，寇准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他政治前途的大事，卷入了官场斗争的漩涡。
淳化三年的一个夏日，寇准与同僚温仲舒一起骑马来到郊外，突然一个疯子来到马前，倒头便拜，口中狂呼“万岁”。寇准一向粗疏，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不料，此事被知院（枢密院最高长官）张逊得知，因张逊与寇准关系不睦，数次争吵，张逊早有意把寇准排挤出枢密院。此时就唆使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添油加醋一发挥，寇准的非份之念似乎已经成立。宋太宗看到奏章后，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不良。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寇准十分冷静地为自己辩解。他说：“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试想，狂徒跪在臣与温大人两者面前，为什么张逊却指令王宾独奏寇准有罪？”张逊让王宾详析其罪，寇准便让温仲舒作证洗冤。双方在朝上唇枪舌剑争吵起来，互不相让。太宗感到二人的做法有失大臣之体，双双贬斥。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寇准被贬为青州知府。这使寇准对官场的险恶有了深刻的体会。
少年天子起落政治
宋太宗虽贬斥了寇准，但却时常想起他的忠正清直，有意将他召回。一次，太宗语带双关地问：“寇准在青州过得快乐吗？”君侧小人害怕寇准回朝，伺机诬陷寇准，打消了太宗的念头。他们说：“青州是个富庶的地方，寇准为一州之长，生活怎能不快乐呢？”“听说寇准天天喝得大醉。陛下如此想念寇准，不知寇准是否想念陛下。”一番话，太宗的心凉了，寇准的路也被堵住了。
淳化五年九月寇准才从青州应召返京。此时的宋太宗已近晚年，被立太子一事搅得心绪不宁，先后有冯拯等人因请立太子之事被贬，因此宫中之事，无人敢言。及太宗闻寇准入见，顿时放下心来。寇准入见时，正值太宗腿病复发，掀衣让寇准看，说道：“朕年老多病，现在又犯腿疾，你为何现在才来？”寇准说：“臣不奉诏，不敢来京师。”太宗说：“卿试言朕诸子中，谁可以继承大业？”寇准回答：“陛下是为天下拣选君主，不可与妇人或宦官商量，也不可与近臣议论，如此大事只有陛下宸衷独断，挑选能够不负天下之望者。”太宗低头细思许久，让左右退下，对寇准说：“立元侃可以吗？”寇准早已心许，答道：“知子莫如父，圣意既然认为可以，请马上决定。”太宗于是以元侃为开封府尹，并晋封为寿王，正式立为皇太子，寇准因其所奏甚合太宗心意，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
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心里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了，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寇准非常明白太宗隐怒的原因，应付得十分巧妙。他拜贺道：“陛下选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民心拥戴，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准一起饮酒，直喝得酩酊大醉。至此，皇位继承问题才算最终得到解决。寇准的机智化解了一场纷争，或者也可能是一场宫廷斗争。几句话，使元侃化险为夷，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事毕，中外官员皆得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之人多居清要官位，难免招致嫉妒，尤其是奸佞小人从中推波助澜。比如，彭惟节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下，此后却晋升至冯拯之上。冯拯不服，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指斥冯拯扰乱朝制，事关重大，冯拯也不甘示弱，搜罗了寇准的罪状，弹劾寇准擅权，且列举出一些任官不平的事例。
宋太宗看后，对寇准的做法十分不满。久居朝中，一些大臣很会察颜观色，本与寇准十分要好的参知政事张洎这时见风使舵，不借出卖朋友，落井下石，检举寇准诽谤朝政，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恰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言：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皆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逢迎寇准，而李昌令软弱不堪，因而寇准得以随心所欲，变乱朝制。
如此一奏，寇准的罪名就大了。太宗回头责察吕端。吕端见情势紧迫，自身难保，便顺水推舟把罪名给了寇准，对太宗说：“寇准刚烈任性，臣等不欲反复争辩，只怕有伤国体。”事已至此，寇准有口难辩真假。对于无端的指责，依寇准的性格是绝对不会相让的。因此，寇准在朝上奋力辩解，并抱来中书省授官的卷宗，大有不分出是非曲直不罢休的架式。这使太宗十分反感，当年七月，就贬寇准为邓州知州。后又迁官工部侍郎，历任河阳、同州、风翔、开封等知州、知府。寇准正道直行，疾恶如仇，品格高尚，但这却不是将相谋臣至关重要的东西，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必须兼备智谋、涵养和当机立断的特长。寇准虽有治国之谋略，但缺乏对付奸臣小人的计谋和手段，致使他在官场争斗中成为牺牲品。
护驾北征蒙冤澶渊
寇准虽被贬到外地，但其忠正清直的性格却被京师人所传颂。宋太宗病死后，宋真宗赵恒即位。他锐意兴革，励精图治，广开言路，遂召回了寇准。宋真宗对寇准深怀好感，早就想拜他为相，但又担心他性格刚直，难以独当全局。直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寇准才由毕士安举荐，荣登相位。这年，宰相李沆病逝，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
毕士安进朝谢恩，宋真宗说：“切勿早谢，还将拜你为相。现正是多事之秋，国家一日不可无相，急需栋梁之材。你以为谁可以与你同为相者？”毕士安答道：“为相者，必须具备雄才大略的器度，方能胜任。我已老矣，难以胜此重任。我向皇上荐举一人，他必能辅佐皇上，大有作为。此人就是寇准。寇准忠义两全，果断、有才干，是个宰相人才。”真宗说：“人们都说寇准好意气用事，比较冲动。”毕士安非常了解寇准，他对真宗说：“寇准做人做事方正有加，为人慷慨有节，忠心为国死而后已。疾恶如仇，素来如一，在朝臣中还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由于他愤世嫉俗，刚正不为邪恶屈，所以遭到别人的指责。现在天下安宁，人民修养生息，秩序安然，还感觉不到人才的重要。但是在西北仍存在忧患，它时刻威胁大宋的江山。所以寇准这样的栋梁之才，实在是朝廷急需的。”
一番话，打消了真宗的疑虑，就拜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十分融洽。寇准守正嫉恶，屡受小人诬陷，而毕士安忠厚和善，有长者风范，且能化解各种矛盾，使寇准免遭打击。
寇准任相之时，宋朝北邻的契丹政权正处在上升时期，扩展疆土的欲望十分强烈。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宋辽之间的战争各有胜负，但辽军的侵略势头未被遏制，之后秣马厉兵，伺机再次南侵。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正在涿州（今河北涿县）一带集结军队，时常与宋军发生遭遇战，但作战稍有不利，就引兵退走，还故意装出漫不经心无斗志的样子，借以麻痹宋军。寇准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上奏，提出简练士卒，分扼要害以御敌的建议。他说：“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请加紧练兵点将，简选骁勇，增派精锐部队把守关隘要地，防备辽兵入侵。”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杨嗣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军。
果不出寇准所料，十一月，辽军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20万先攻威虏、安顺两军，继攻遂城、保州，然后会兵望都，直指定州。宋军统帅王超拥兵依唐河为阵，按兵不动。契丹军仍采取历次所用避实击虚、实行深入的策略，自定州以东宋军防守的薄弱之处，突破王超自以为是铜墙铁壁的唐河防线，兵至望都以东的阳城淀，分师三路，深入祁州、深州（今河北沧县、深县）境，沿葫芦河东进，攻瀛州，乘虚抵沧州、冀州、贝州、天雄军、（今河北沧县、冀县、清河、大名），攻下得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直驱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准备渡河南进，直接威胁宋朝都城开封，并有分兵攻掠京东诸州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