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君位传承制，王权开始有意识地被无限扩大，以致于催生出王权暴力政治。专制制度和人治因素处于主导地位，法制因素极其淡薄，“以权代法”的滋生，为冤案的产生提供了丰腴的土壤。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典型的动荡期，这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由分封建制制度到君主集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期。此时周室衰微，群雄纷争，战火弥漫中华大地，各个诸侯国逐渐摆脱了周天子的辖制，兴兵举政以图自强，从而称雄称霸。这一时期硝烟弥漫、疆场浴血，不择手段的离间计谋、暗怀妒忌的朝臣相诬、兔死狗烹般的君不容臣，为冤案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只等你踏入雷区，苦果自食！
路漫漫修远舍身投汨罗
——屈原之冤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大战乱时期。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原来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到战国中期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它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因六国均位于秦以东的崤山之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屈原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是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在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成为历史上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却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国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使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还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曾哀叹道：“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它五国都十分清楚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334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328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和“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屈原步履蹒跚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胸有大才生不逢时
提起屈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和民间节日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屈原是农历五月初五投入汨罗江，这一天便成了人们纪念这位伟人的日子。彼时，滔滔湘江，浩浩洞庭，千帆竞渡，百舸争流，万众呼唤：
“魂兮，归来，三闾大夫——”
“魂兮，归来，三闾大夫——”
屈原，今湖北省秭归县人，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出生在楚国一个没落的旧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曾是楚国的贵族，其祖先与楚王同姓，因此他与楚王是同一始祖的子孙，这个始祖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高阳颛顼氏。相传，颛顼兴起于高阳地方，他有一支叫做季连的六代孙开始姓芊，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熊的曾孙熊绎因祖上有功，被封在楚，住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这就是楚国建国的开始，而熊绎便是楚国的第一代国君。可见，楚国本应该姓芊，到鬻熊以后姓熊。屈原与楚王同姓，也应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才把“屈”作为氏的称号，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不分，屈原祖先的氏号“屈”便作为他家的本姓流传下来。因为屈原家族是楚国的王族，所以他的许多先人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官职，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据史书记载，他们或是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曾给屈氏家族带来过极大的荣誉。但到战国时期，屈氏家族衰落下来，在政治上虽仍能够保持贵族身份，但经济上已经十分贫寒了。
在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屈原，高贵的家庭出身使他从小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超群的才华和非凡的抱负。他比一般的楚国人更关心楚国的命运和前途。
幕僚倾轧首遭放逐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次年由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楚怀王统治时期，还是很有一番作为的，对内发布限制旧贵族的法令，对外出兵打败魏国。年轻的屈原看到楚怀王有变法图强的要求，便于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一腔爱国热忱之心，从家乡秭归来到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开始时，屈原担任文学侍臣。他利用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明于治乱的本领和善于辞令的特长，跟楚怀王高谈阔论。从远古怎样开头，到天地怎样形成，从吴起变法的失败，到商鞅变法成功，从秦楚两国的对比，说到变法的必要，终于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
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被擢升为左徒。左徒在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地位仅次于令尹（宰相），能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负责发布命令，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务。这一年，屈原才22岁。他踌躇满志，决心像伊尹、吕望辅佐商汤、周文王那样去辅佐怀王，解决当时楚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问题。
楚国当时在外交上没有确定的策略。楚怀王缺乏政治远见，自恃武力强大，不时攻打周围邻国，结果使自己陷于孤立。屈原明白楚国的有利条件，但他也正视秦强于楚的客观事实。他向怀王分析了形势后，提出楚国在外交上必须采取合纵政策，最重要的是联齐抗秦。楚怀王听了屈原对各国形势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决定在外交上实行联齐抗秦的政策，即派屈原出使齐国，谈判两国联盟的事宜。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由于齐国以前不断受到楚国的进攻，他开始时对楚怀王要求与齐联盟表示怀疑。但在屈原的说服下，终于同意签订盟约。之后，楚齐等山东六国在楚都郢开会，结成合纵联盟，并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联合攻秦。联军虽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结果，但也给秦国以很大的威胁，使其不敢再轻视楚国。
随着楚国地位的提高，楚怀王看到屈原主张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便决定采纳屈原的建议，修明法度，在内政方面实行改革，并任命屈原秘密着手起草一部《宪令》，待将来公布实行。
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怀王少子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一个腐朽的反动集团。看到怀王重用屈原，他们心中自然不满。
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草稿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并煞有介事地说：“现在外面的人都在私下议论大王让屈原起草《宪令》的事！这件事除了屈原以外，还有谁会泄露出去呢？他还对别人说在楚国除了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连大王您也干不了……”一向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楚怀王听了靳尚的谗言，不仅认为屈原泄露了国家秘密，更使他恼怒的是，屈原连他这个大王也不放在眼里。回宫后，又听宠姬郑袖添油加醋地说了屈原的一些坏话，不禁对屈原厌恶起来。
正当屈原废寝忘食地伏案起草《宪令》、立志报效国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楚怀王的命令，免除了他的左徒官职，降为三闾大夫，屈原被从高级领导集团中赶了出来。事后，屈原一次次地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的忠贞，但无奈奏章根本到不了怀王手里。
当时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楚怀王十六年，秦派“连横”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靳尚等人，并诱骗楚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国的联合，秦国愿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楚国。你们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土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张仪的话，答应断绝与齐国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乐不可支地宣布：“我们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屈原此时正出使齐国，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回楚国，极力阻止，但为时已晚。屈原埋怨头脑简单的楚怀王，痛恨里通外国的靳尚之流，更担心楚国的前途。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留在郢都已无益，屈原便回到秭归，处理王族中的事务，并密切关注着楚国事态的发展。
楚怀王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后，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当楚国的受地使者来到秦国时，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是秦国认为他和齐国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于是又派人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了一番，齐王又气又恼，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样，张仪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达到，便将六百里的许诺变为六里。楚怀王这时才发觉自己上了秦国的当，一怒之下，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楚军大败，将士死伤八万人，许多将领被俘，还损失了汉中一带六百里的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欺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于是把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召回，派他前往齐国去请求谅解，以图再度联合。屈原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于怀王十八年，受命第三次出使齐国。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一带六百里土地分一半给楚。怀王怀恨未消，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发未损，反向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他呢？”但是当怀王再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地被葬送了。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国，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秦昭王即位后，又开始拉拢楚国。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楚怀王也就再度听从秦的摆布，于公元前304年与秦正式联盟，并作了秦国的女婿。
屈原竭力反对怀王亲秦背齐，一再苦谏。靳尚、子兰恐怕屈原破坏了他们背齐亲秦的政策，也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并威胁怀王说：“秦最恨亲齐的屈原，现在秦楚已结盟，可屈原还在攻击秦国，万一秦国怪罪下来，那楚国不就要大祸临头了吗？以臣等之见，应该将屈原论罪，以示守信于秦。”
昏庸的怀王听信了靳尚、子兰的谗言，便于怀王二十五年，将屈原治罪，定为流刑，驱出郢都，放逐到汉北（汉水上游，今湖北郧、襄一带）。汉北是楚国的边陲，紧靠已被秦夺去的土地。来到这里，屈原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他的不朽诗篇——《离骚》，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嫉才妒能再度流放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秦曾几次发兵伐楚，使楚遭受很大的损失。怀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与齐重修旧好。于是，他派太子熊横作人质住到齐国，又下令召回了被放逐汉北的屈原，准备通过屈原的游说调解恢复楚齐联盟。这样，怀王三十年，被放逐了五年之久的屈原重回郢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