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垄断“培训班”
戴笠在经营特务机关时，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培养人才，他喜欢效仿蒋介石自任黄埔校长的办法，也自兼各训练班的主任，以“师生关系”来笼络部下，培养私人党羽。
1932年，特务处曾开办过特务警员训练班。同年，戴笠又被蒋介石派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所以，浙江警校名为培训警官，实则是培养特务的摇篮，这是戴笠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之一。
抗战期间，戴笠筹建了苏浙行动总队。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基层别动队员中有不少人是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让这些宝贵的知识青年充当普通的战斗人员，未免太过可惜，从长远角度考虑，不如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羽翼。
1937年11月初，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成立了，并且很快在上海郊区的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
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青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召见个别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特训班的日常工作，则由副主任余乐醒主持。
显然，戴笠办培训班，是效仿蒋介石管理黄埔军校的做法。特种培训班就是他的“黄埔军校”，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家长。据说，戴笠平生有“三样宝”，那就是学员、手枪和汽车了。这三样宝中，他最看重的是学员，这说明戴笠对人才极为重视。他甚至对学员有一种占有欲，希望他们为自己效忠，成为自己的忠实奴仆。
而这个青浦特训班，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特训班，戴笠自然寄托了很多期望。特训班的学员，主要是别动队的中下级干部，训练内容有战斗、爆破、侦察等基本技术。后来，戴笠还在松江开设了又一个“特种培训班”。
上海撤退时，青浦特训班才开班不足一个月，却被迫转入后方。他们由俞作柏带领，经苏州、溧水、繁昌、九江，于12月辗转到达了安徽省祁门县。兵荒马乱，沿途许多学员走散了，最后到达祁门时人数约为百人左右，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军统的核心。
这些人毕业后一部分被派往苏浙地区的各别动队残部任职，在别动队整合为忠义救国军后，大多数青浦特训班的成员都担任了营连级职务，成为了忠义救国军的骨干。而另一部分青浦特训班的学员则被派往上海，从事秘密活动。
八年抗战中，军统前后共开办了近百个规模不等的特训班，而青浦特训班则是其中的第一个。青训班的学员，和其他后来的军统特务不一样。青年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怀着救国理想加入的，历史上这批人也确实涌现了很多抗日英烈。
在电视剧《潜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戴笠视察天津站，看到余则成时说“青浦班个个是勇士”。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青浦班的毕业生很多人都殉国了。
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种培训班开办过程中，日本军队大量增兵淞沪战场，而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阵地发起长时间的猛烈进攻。尽管我守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了3个集团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战场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还没有结业的培训班学员与别动队一道开上了前线，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接触就溃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诚勇敢之士，为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牺牲了性命。
青浦培训班的学员，后来成为军统的骨干力量。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青浦培训班的毕业生们，很多被派到了抗日的第一线，更有大批毕业生为民族大义而献身。
这当中最著名的，要属军统的“七姐妹花”了。
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一起和美国方面合谋的推翻蒋介石的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青浦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队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
当她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日寇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
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当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七姐妹花”是一个代表，是大批为国赴难、壮烈牺牲的军统人员和国民党将士的代表。
不过，沈醉先生也在解放后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
其实，戴笠正是通过“特训班”招生的办法，把很大一批有志青年吸收到他自己的组织中的。他早年在发展特务时，常常吸收三教九流的人士，甚至青帮分子、街头无赖。而当他的特务系统逐渐壮大时，他就更重视新吸收人员的素质了。他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特务训练班招收的人员，也要求是积极向上，有理想的青年。加上抗战期间，“反共”已经不是军统的主要任务，于是，新招收的特务中，甚至有“隐性的共产党”。
另外，在抗战时期，因为军统颇有成效的抗日工作，也使戴笠博得一班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有心报国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而戴笠，因为从蒋介石以“师生关系”笼络下属的做法得到借鉴，他总是想方设法垄断特务训练班的学员们，甚至几乎有一种偏执。他特别注重有知识的流亡学生，把他们视为最佳的特工人才来源。有时，为了能抢到学员，他可谓不择手段。
当年，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干乔还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
无疑，梁干乔的用意是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
戴笠岂能容忍！他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后来，戴笠果然在湖南临澧建立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
沈醉把这封信给了梁干乔。梁干乔立刻意识到，戴笠这是对他横刀夺爱，要把他精心收拢的人才抢走。他气愤之极，把信摔到地上。但他再生气也是无可奈何，精心挑选、精心培养的800个特务苗子，只有拱手送给戴笠。
因为这件事的打击，梁干乔退出了戴笠的系统，去西北投奔胡宗南。后来，他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毙。
而戴笠，在整个抗战期间，则继续大办“训练班”，于是，他的党羽日益膨胀，他手下出现了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务大军。
“军统”横空出世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历时4天的会议中，就政治、党务和军事等许多问题作了讨论。其中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对1935年5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年9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于是，影视作品经常出现的“军统”、“中统”这些特务机关，便横空出世了。军统局，正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的简称，也是戴笠“特务处”的沿续。从此，戴笠成为军统的总特务头子。而中统，依然在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领导下，作为CC系的特务机关，与军统进行着明争暗斗。
军统局成立之初，蒋介石规定，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而中统局，局长由CC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这样一来，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戴笠未能当上局长，但掌握着军统实权。他首先要挤走郑介民，然后安置自己的亲信。
他首先决定，让郑介民在军统当“主任秘书”。但郑介民不愿屈就这个幕僚长的官职，采取软抗的办法，借故不到军统局工作，一心扑在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上。戴笠知道郑对主任秘书一职不感兴趣，只好在军统局内设代理主任秘书，初调大特务张严佛担任，后由心腹亲信、小学同学毛人凤接替。从此，毛人凤在戴笠的逐步提携下，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和接班人。
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都清楚蒋介石的一贯作风，自觉回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于是戴笠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8月初，戴笠正式得到少将军阶，就任副局长一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
接见时，蒋介石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就起身、肃立、给蒋介石行注目礼。
蒋介石用人，很注意仪表，他总会对每个行礼的人先仔细端详一番，然后按照名单上的情况，问此人一些话，还在那份名单上注上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介石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蒋介石坚持在武汉指挥战斗。10月25日，日军逼近武汉，展开猛烈进攻。武汉城内炮声震耳欲聋，炮弹、飞机扔下的炸弹不断在城内爆炸，境况确实十分危急。
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的飞机才从武汉起飞，赶往南岳。也正是这一天，日军占领了武汉。临撤出前，蒋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而这个破坏又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的。
戴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在蒋介石走后，继续留在武汉，部署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事宜。他领着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和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巡查了全城的三十多个爆炸目标，并在当晚召开了一个爆破工作会议后，才离开武汉。这时，日军已开始攻击武汉城，戴笠一行想乘车离开，但道路已被日军堵死，乃改乘一小船，从日军包围的缝隙中钻出。
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那是两栋旧式楼房，一个三层，一个二层，旁边还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不久，戴笠又命强买下了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
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比如，抢到曾家岩50号房屋作为自己住所“戴公馆”。而磁器口缫丝厂数十间老式平房，则作为军统办事处；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于是，改换门庭的军统，与过去的“特务处”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已经不仅仅是蒋介石政权的秘密“杀手”，而是把力量渗透到各个政府和民间组织当中的“秘密王国”。
渐渐地，戴笠的特工人员，已经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它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通大队”，以及江南各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武装部队。不过，军统仍然沿用“特务处”的做法，利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特务活动。
人才济济的大队伍
戴笠的军统在重庆安营后，便着手整理内部。因为军统毕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而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肯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所以，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则全权交给戴笠处理。
而军统的第一任局长贺耀祖，是个资格很老的人物，北伐时期就是第三军军长了，当时则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提名让他当军统局长，其实也只是个过渡，因为戴笠的资历实在太浅，当上局长，恐怕难以服众。而贺耀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能当上“天子近臣”，得益于他对蒋介石的心思揣摩得透熟。他当然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上任后，对军统的所有事务一概不闻不问，只是做个甩手掌柜，乐得清闲。
于是，戴笠就自然而然的在军统“一手遮天”了，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设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须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大家都明白，贺耀祖只是个摆设，军统局的当家人，实际上是副局长戴笠。
有一个笑话，就说明了军统局“正局长”毫无实权了。那是1942年4月，军统局召开纪念组织成立十周年大会，作为局长大人的贺耀祖理应出席，为此，戴笠还专门派人上门邀请。谁知戴笠的手下进了贺府后，贺耀祖和他的夫人异口同声调侃道：“做了四年局长，竟然连军统的大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说完哈哈一笑，也不动气。
郑介民作为戴笠的副手，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切由戴笠说了算，平时极少到局本部视事，专门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他的这种散淡作风，倒也合戴笠的胃口，所以两人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