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路车到了柳家就停下，不再往前走了，这里是终点站。下了公交车没有走几步，我在路边等候拉客的三轮摩托，找了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师傅。这种车不打表，经过讨价还价，他答应往返十元钱，拉我去秦董姜镇天主教堂。我坐在司机的旁边，封闭的三轮摩托空间窄小，摇落车窗，让清新的风流了进来，平坦的永莘公路上车辆很少，短短的几天中，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已经过小满，麦子正是灌浆的季节，疯狂地生长，很少有人干活，路边的小商店、饭店、物流、宾馆、停车场进出的人，比田里的人还多。沿途的墙上涂着“钱江摩托”“阳春啤酒”的广告，商业的气息侵蚀平静的生活。三轮摩托向右拐，驶向一条不宽的乡间公路，就看到那片耀眼的红瓦屋顶。
在五月的乡村，我来到一座“红瓦顶的教堂”前，关于它的资料稀少，人一茬茬地走了。只是这近百年的建筑，还在发出生命的呼吸。当地的老滨县人，管教堂叫“红房子”，因为当初建教堂时，它的顶是红瓦，而周围的村庄是灰色的小片瓦。水泥方形门柱子，上端是四面坡形的尖顶，红纸金字的对联，被风雨抽打得剥落，露出去年圣诞节时，教堂贴的白纸黑字的对联。大铁门顶端的铁质十字架伸向天空，我犹豫一下，没有敲响关闭的大铁门。
1991年的秋天，在瑟瑟的冷风中，马路上有了落叶。我住在大杂院的一排平房中，门前有一株柳树，叶子变得枯黄，枝子在风中摆动。读书累了的时候，站在窗前，看着叶子在空中坠落。一条通路邻居们走来走去，院子中间的公共水池，时间一长水嘴关不严实，经常滴滴嗒嗒地漏水。那时迷恋于文学创作，在小说中编织一个个故事，填满稿纸上的空格。我四处找书、读书、写作，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在政协工作，送我一本《滨州文史资料》第三辑。我读到了王洪祥、张锡英的《天主教在滨州》一文，第一次知道滨州有这么一座教堂，年轻时有太多的幻想，也不懂得什么是历史。《滨州文史资料》被压在书堆的深处，前不久在整里书的时候，它被翻了出来。有一次在民间工艺家张洪庆的书房聊天，他展示收藏的鲁北的民间剪纸、手工的枕套，在浓重的历史气氛中，我无意中谈起秦董姜镇天主教堂，他却说老家篦子张就在附近，1962年，他在教堂里上的初中，当时叫滨县第一中学。对于教堂里的一切，窗子朝哪个方向开，门是不是后改造的都了如指掌。我凭着多年前读得那点资料的记忆，询问去教堂的路线和地理方位，略略解教堂的历史和状况。
从那时开始，我搜集有关教堂的资料，对这么偏僻的土地上，怎么会有天主教这个西方的宗教，为何选中这个地方传播？
据新编《滨州市志》记载，19世纪末，天主教传入黄河以北。首先在今滨北办事处的李在天村活动，后传至城北秦董姜村，逐渐扩至滨城境内数十个村庄。李在天堂口初建时，由德国籍葛神甫主持，后来由本村李玉功接管。姜家堂口建立后，取代李在天堂口，成为管理滨县天主教一切事宜的总堂。上则接受周村教区主教公署的领导。
姜家堂口第一位主持为李神甫，后来继任者有沾化籍的冯神甫、宗神甫，美国籍的顾神甫。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籍神甫司道远接替顾神甫主持滨县教务。1940年，在司道远主持下，建起了今天尚存的大礼拜堂。这个时期，天主教在滨境有了很大发展，在二十余个村庄建了堂口和分堂，教徒发展到1500人左右。教会除正常的宗教活动以外，还在滨城境内创办了一些社会福利事业。1940年姜家总堂创办医院一所，内外科兼备。同时，创办高等小学一所，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在校生最多时在200人左右。此外滨境各分堂也创办了多处小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11月，两位神甫撤离滨境。从此，天主教在滨境内的活动衰落下去。
这只是简单的概略，并未对李神甫，以及后来继任者有沾化籍的冯神甫、宗神甫，美国籍的顾神甫的详细记载。我们只能凭想象，为他们描绘出一个献身宗教的圣徒的形象。现在惟一可触摸的就是这座活着的教堂，贮藏了历史中的声音、色彩、光线和情节。二米多高的院墙，切断远眺的目光。墙上大红体的标语，写着“自强不息，追求卓越”。这时一只鹊雀，闹喳喳地在天空飞过，向远处的村庄疾行。
二
我大声地喊一句：“有人吗？”瞬间消失在空气里。食指弯曲伸出时，我的指尖微微动了一下，还是敲响大铁门，铁皮声传出很远，院子里不见任何反应，隔着门上的铁栅栏，向院子里张望，我的目光变得焦急。院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小商店，走出一个老年妇女，衣着装扮普通。她热情地询问一番，我把记者证递过去，简单地介绍此次来的目的。她看了一下，知道我是来看教堂的，她说她就是教堂的管理员，并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铁门旁的侧门一开，我踩着砖铺的甬路，走进在资料上读过的秦董姜教堂。
从路往前走到头，现在是一座学校，正是上课的时间，听到读书声。迎面的墙上一个大十字架，上面书写一行“耶稣爱你”。
教堂坐西朝东，穹窿式尖顶上，有一十字架，下面“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被时间浸漶得模糊，不仔细地辨认，分不出笔划，文革期间绘上的红五星，还是那样的清晰。革命和宗教在墙上共存了多年，当新升的太阳从东方出来，照在神圣的十字架上，也照在红五星上。大门两侧有上下两层尖形券窗子，有一种向上的动势，如同举向天堂的手。乡村的教堂在大地的深处，毫无华丽的装饰，多一份虔诚。在这里人的情感变得虔诚，耶稣的圣像激发了情感。
偶尔有参观者走进教堂，他们是宗教的旅游者，不是虔诚的教徒。教堂里的净手池，跪凳和精致的雕塑，让他们浮躁的心，有了震动的愉悦，这一切对于他们就够了。当年能工巧匠，凭借一双手，使青砖料石有了生命，有了信仰。
我未来得及问清姓名，她打开大铁门，我们进入了秦董姜镇天主教堂。红门被推开，一群阳光涌了进去，狭长的尖形券窗上，彩色玻璃都损坏了，换上一般的玻璃。阳光热烈地挤进，采光充分主厅装饰简单，却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氛。
九十多年前，李神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为什么来到古老的凤凰城，这块偏僻的乡村传教，建筑这座教堂。他是坐车子来的，还是徒步而行，鞋子上落满灰尘，也无法吓退他传教的决心。
当初设计教堂的建筑师，但决不会想衰败的样子。教堂经历战争和政治运动都未拆毁掉，它艰难地存下来。我走近教堂，在败落的建筑间找寻细节，通过微小的发现，复原历史的真实。我是闯入者，站在教堂前的思考，目光的游移，打破了凝固的往日。我选择最佳角度，切入教堂的时间里，它是一卷活着的档案。
在正门的右侧，有一人多宽的木楼梯，贴墙盘绕而上。二层的木的阁楼，向外悬空。年代久远了，木质的楼板保养得不好，变黑的木板块，踩上去吱吱作响，再也承受不了超大型负荷的力量。我走在上面，不敢放重脚步，怕哪一只脚稍不注意，破坏了脆弱的地板。教堂的管理员指着二层阁楼，称它为“唱经台”，作为主日乐队演奏的地方。1972年，她还是扎着辫子的小姑娘，青春的脸上，毫无人生风雨的敲打。她装满革命的豪情，脸上化了浓妆，和同学们走上楼梯，来到二层的木楼上。革命点燃情感的火炬。她扮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剧情中提示道：“李奶奶虔诚地擦着号志灯。铁梅凝神地注视。”李奶奶说：“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戏中李奶奶虔诚对待革命，她青春的声音里少了沧桑感，在大厅里徘徊。这里上演的是革命的节目，凳子上坐的接班人，不是虔诚的教徒。主祭台上受难的耶稣，早已被砸烂，让红色的标语替代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2007年，她却成为了教徒，教堂的守护者。我在墙上的《秦董姜镇天主教堂堂管会》的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会长赵宝恩。她是一名当地的普通妇女，三年前，她家在教堂外一百多米的马路对面，盖了一幢五间的砖瓦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她正式加入教会，用一双劳动者的手，拈开《圣经》的每一页。多少年后，经历人生的磨砺，她竟然成为天主教徒，被神父委任担当会长。
三
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指出：“然而，真正的意义所在，并没有从建筑师用立面和平面图构筑的密闭世界中，或他们的自我审美表述中体现出多少。使我越来越感兴趣的并不是建筑的外形、窗户的形状或屋顶的形式，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建筑为何建成和它们如何建成，对我而言它们的含义远比它们的外形更重要。”建筑背后深藏的东西这就是历史了，建筑和权力紧密相连，1949年，这座教堂被渤海行署改建成师范学校。1958年，改为滨县一中，后成为滨县教师进修学校。如果当初没有被改建师范学校，
中国京剧院集体改编：《红灯记》，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1版。
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无法回答。1996年7月，从师专毕业的大学生，带着青春的豪情，踏着到处是坑的破烂公路，来到绿树簇拥中的村庄，村中的教堂就是滨县一中。“早上六点起床，做一点早饭，听一听鸟儿的欢唱，”便走上七尺讲台。2010年，他在博客中写道：“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老教堂也受到了洗礼，四周的耶稣像都被红卫兵给破了四旧，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经过了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字迹还和刚写上去的一样，那时的人们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伟人的敬爱之心。里面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口号或者是“打倒某某”。据老教师介绍，这墙上都能找到当时校长的名字，当然都是被打倒的对象。还有一位校长因为受不了批斗，在教堂里面悬梁自尽。”2004年，他离开滨县一中，离开教堂，到当地的另一家学校任教。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怀念那儿，是怀念一种生活，是一种对逝去生活方式的留念。”
修女姜万礼和信徒田德荣有一张黑白的合影，那是寒冷的季节，身后的小树上没有一点绿色，地上枯黄的野草，背景就是破旧的秦董姜镇天主教堂。两个清瘦的老太太都是缠足的小脚，姜万礼一生未结婚，教徒们称为“姜大姑”。她是当地所剩无几的修女之一，家里几代人是教徒，她也从小开始信奉天主。14岁的那一年，一个中国神父介绍，她去了惠民县一家教会学校上学。在校其间学过医学，毕业后，姜万礼先回到了当地教书，又去沾化县一所教会学校任教。一边教学，一边传教，后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她便再次返回老家秦董姜村教书，同时传教，方便照顾老人。
2010年5月22日，我又一次来到教堂，这次去并不是敲响大铁门，而是走进教徒赵会长的小商店里。赵会长正在吃午饭，认出了我们前几天来过，热情地接待，客气地把连椅让给我，自己坐在马扎上。第二次见面是在商品包围中交谈的，我的思绪在过去的年代里转悠，想调查到真实的事情，透过窗子能看到教堂的一角。
我想见见这位“姜大姑”，赵会长说，她去年就升天堂了。接着是一段时间的沉默，窗子投进的阳光不是那么强烈，门被推开了，一群买东西的孩子打破寂静。我在连椅边上，看到黑皮的《圣经》，我触抚一下，翻开一页，“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天主将光称为“昼”，称黑暗为“夜”。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我抬头向窗外望去，阳光在天空“运行”，照在旧的教堂上。明天是5月23日，赵会长邀请我来做礼拜，听一听神甫传道。离开赵会长的小商店，我隔着那道墙，注视教堂的红瓦顶，我真想再次走进去，一个人坐在教凳上，听着天主的声音。
法国雕塑家罗丹走近大教堂，他的步子缓慢，感受到圣灵的风吹来。他在教堂的外面徘徊，注视教堂的每一处细节，在柔和的阴影中发现纯朴的美。罗丹说：“大教堂里没有时间，有的只是永恒。黑夜赋予这里的和谐比白昼更多。大教堂正是为黑夜而造。白昼向大教堂倾洒光明，不正如同胜利者将它们控制太严了吗？”人在教堂里倾听圣言，丢弃人间烦杂的物事，所以罗丹说这里毫无时间的概念，只有永恒的存在。2009年6月，我到金华开笔会，最后一天时，文友们纷纷离去。我一个人顶着雨，在街头寻找书店，在书城里我遇到罗丹的《法国大教堂》，这本书，我早在1996年就读过。窗外下着碎雨，南方的潮湿黏贴在身上，书城里的空气不流通，汗水洇透T恤衫，我买下仅有的两本《法国大教堂》。
2010年3月6日，我在新书的后记中写道：“2010年，春节期间，我和高淳海每天到山大老校里散步，学生们放假，诺大的校园时变得空荡，我们在清寒的空气中，一边走，一边交谈。聊的多是人生和读书，两年的研究生生活，高淳海的眼界开阔，思想成熟了，有新思想和对读书的理解，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一些意见，非常准确。高淳海推荐了几本重要的书，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保罗·利科的《解释的冲突》，维克多·E·弗兰克尔的《追寻生命的意义》。我们在操场破旧的塑胶跑道上，一圈圈地散步，洪楼教堂的钟声正点响起，轰起一群大鸟儿，在天空叫着，向远方飞去。”我们每天在教堂外的跑道上散步，听悠悠的钟声，撕破城市的喧闹声，宗教用它神圣和庄严，在浮躁中切出一块圣地，让心灵有宁静和忏悔的地方，静穆与安谧之中人变得平静，所有的杂乱悄然退去。
大片的麦地簇拥着教堂，远处是村庄和高耸的电塔，我拍下成长的麦地，镜头中记下这个日子。监视器中装满了绿色，村庄里的教徒，就是在这麦地边的路走过，抖落鞋上的泥土，进入红瓦顶的教堂。
坐上三轮摩托，身后的教堂远去了，我回过头，透过不大的后窗子，看了一眼红瓦，行了一个注目礼。
2009年5月22日于抱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