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一群朋友
胡也频
在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向“唯利书局”代领了稿费，我便赶紧走出四马路，到了这个不知名的街头，跳上电车，因为我惦念着云仓君那过了夜就必得交付的房租和饭线，恐怕他等得过分的盼望，或者，这时他已经心焦了。云仓君是一个不很能耐烦的情感热烈而易于急躁的人。
电车上挤满着人。我站着，抓住那藤圈子，随着铁轨不平的震动，大家都前前后后的斜着。这正是经过了黄梅时节的天气。落过了绵绵的苦雨之后，现出青天，展开阳光来，全空间都漫腾腾的喷着发烧似的蒸气，热得几乎要使人宁肯生活在霉天的里面。所以，虽说已薄暮了，只留着残照的影，然而在电车上，从互相拥挤的人体中间，就发生了一种头痛的闷热的空气。我时时拿出手巾来，揩去额上的汗，但立刻觉得在唇边又沁出了汗珠。
“真热得奇怪，”我想，“在北京这时候还是穿夹衣。”
于是我忽然觉得北京的许多可爱——单是那迷目地弥漫的灰尘，似乎也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力，不象上海的霉雨，绵绵的，落着，毫不起劲，好像正代表属于上海的国民性一般。
然而站在这会使人厌恶的人堆中，并不害怕热，我所担心的却是：在裤袋中的三十块钱。因了这人堆，使我想起了仿佛是在一本名为《怪现象之纪实》的书上曾这样说：“上海扒手之多，几乎触目皆是。”而且，从报纸上看来，在热闹的区域之中，发生了半敲诈似的路劫的事，近来也常有过。因此我实在有点忧虑。看着，象这些举止轻飘飘的，穿得非常漂亮的人（倘若漂亮的衣服不能保证人的品格），的确的，说不定在我的身边便有了那所谓的扒手之类。万一扒走了这稿费，虽说只是有限的钱，不能说，算是损失，却实在是，简直等于开玩笑了：在这个异常受窘的时候。
我便想着：“假使，真扒了，那末，一到天明，云仓君就得打起铺卷……”一联想到云仓君曾有一次被房东赶走的情形，我便懔然有了一种可怕和黯淡的感觉。
“这三十块钱真不可在这时失掉！”至于这样想，似乎带点祷告了。
所以在越挤越紧的人堆中，我的手始终放在裤袋里面，防范着几张钞票，好像这防范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将濒于危险的命运。于是，因为这样谨慎地防范的缘故，我忽然难过起来——在心中，潮水似的，涌起来普遍的怜悯心情。我缄默了。静静的忍受那复杂情绪的每一个波动。在这些波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而且想着：云仓君，我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生活着，凑巧又碰上这大家神往的所谓了不得的时代，却非常的执迷，不去作那种如同闭起眼睛去摸索的把戏，只愿辛辛苦苦的著作着，翻译着，永远压迫于书局老板的营利的心之下，这样只能向自己呕气似的过着每一天，每一星期，每一年，一直到了……如果不是跳海的死，恐怕连尸首也将遗累给几个穷朋友的。这样想，立刻，许多感想又重新生了翅，狂瞀的蜂似的飞起了，包围着我，似乎把我挤得成一个小点，如同一个伟大的想象逼迫着作家一样。那许多热烈的情感真弄得发呆了。后来慢慢的清白来，我才想起了很象我所要说的什么人的诗句：“苍蝇在得意呢，它站在饿死的鹰身上！”
然而这情绪，不久也就为了我的嘲笑，潜伏如的平静了。这时电车又停着，却已经多走过两站了。我便急急的跳下来，摸一下裤袋（因为不知在什么时候手已经不放在那里了），触到那钞票，便不觉一喜——钞票的平安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这近乎可笑的欢喜，便一直伴我到了云仓君的房门外。
房里响着杂乱的谈笑声音。
门推开了，如同展开了一幅图画，房里高高矮矮的满了人。
我一眼看去并没有一个生客。
云仓君现着兴奋的脸色，站在朋友们中间，好像他正在谈着什么使人激昂的事情。他看见了我，便立刻象嘲讽似的问：“没有拿到吧？那般骗子！”显然他的心中又有了悲感的模样。
“倒是拿到了，”我答说，“不过——又抹去了四分之一。”
忽然响来了这一句：“奶奶的！”这是刚从洛阳回来的采之君，声音非常坚实的说出一句河南腔的愤语，他这时从床上撑起身来，用力的丢下香烟头，那手势，好像他要丢去了一种烦恼或愤怒。随着他又斜躺下去了。采之君很带点所谓军人的爽快性格。
衰弱地靠在一张沙发上正沉思着什么的无异君，忽在采之君躺下去的时候，昂起了那个忧郁的——永远都是那样忧郁的脸，冷讽似的说：“能够拿到钱，这位老板总算是恩人了。”说着，看到云仓君。然而云仓君却不说什么话，他不耐烦的走了几步，坐到一张放在暗处的椅上，默默的想着，一只手撑住低低垂下的头。
我便走到宛约君身旁，坐下了。
“听说你又要写一篇长篇小说，写了多少？”我问。“不写了，”宛约君便带点愤恶的答说：“无论是长篇短篇，都不必写。小说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
“那末你们俩做什么呢？”
“睡觉。”
“进款呢？”
“从当铺。”
谈话中止了。我默默。他转过脸去向他的伴——一番女士正在看着《申报》。这是一位非常懂得恋爱心理的，刚刚作小说便被人注意的那《曼梨女士的日记》的作者。“革命尚未成功，”她忽然从报上朗声的念起来了。大家的眼光便惊诧的望到她脸上。她现着不动声色的接着念下去：“同志仍须努力，这两句是孙总理中山先生临死的遗言，所以凡是同胞，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则必须用国货，以免亡国。本馆即国货中之最纯粹者，极盼爱国之仕女，驾临敝馆一试，以证言之非谬。兹为优待顾客起见，特别减价两星期，价目列下：午餐分八角一元一元二；晚餐分一元一元五二元。漂亮英法西菜馆启。”念完了，掷下报纸，淡淡的向大家看了一眼。
朋友们听着，一面默起来了，好像每人的心都受了这一张广告的刺激。
过了半晌，皱紧着眉头。显得非常难过的无异君，便自语似的说：“一切都是欺骗……吃人！”
“吃人，”许久都不开口的采之君，忽然插口说，“不错的，这世界上只有吃人！不吃人的人便应该被人吃！聪明的人并且吃死人！”从声音里，显得他是非常的愤慨了。“的确是，”宛约君接下说，“记得周作人也曾说过‘吃烈士’。”
默坐在暗处的云仓君，便兴奋的跳了起来。“近来呢，大家都在吃孙中山！”他用力的说，“并且，连西菜馆也利用起孙中山的遗言了。”说了，吞下一口气，又默着，坐在椅上，好像受了他自己的话的激动。
“同样，”无异君也开口了，却用嘲笑的口吻说，“我们呢，——这一穷光棍，——说起来真不如是倒霉还是荣幸，居然被书局的老板吃着。”
“可不是？”采之君更显得兴奋了，“我们越努力越给我们吃得厉害！我们不断的努力，就等于不断的替他们做奴隶！”似一面从床上坐起来，“简直是奴隶！”便非常用力的补足说，脸紧张着。
“谁叫你们要努力呢？”一番女士嘲讽似的凭空插了这一句。
大家的眼光便奇怪的射到她脸上。
“本来是，”她接着说，变了一种很正经的态度。“一个人活着，限定要写文章么？既然对于做文章感到这样的痛苦，那末改途好了。”
“你自己呢？”采之君质问似的说。
“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她回答。
“改了那一途呢？”
“还没有定。”她说，“不过，在现代，决定没有一个年青女人饿死的事！只要是年青的女人，只要是不太丑，还怕没有公子少爷漂亮男子的追随么？至少，我也不难在天黑之后，站在四马路……”在她病后的脸上，便涌上了如同健康的那颜色。
宛约君比别人更特别的注视着她。
“其实，”她又说，“如果定要著作，那就得找一个副业：就是做官也行。”于是脸朝着采之君：“你打算怎样呢？”
采之君不作声，躺下去，想着什么去了。
无异君便大声的自白：“我也下决心改了：这种鬼生活！”
“改做什么呢？”一番女士又转过脸来问。
“从翻译改做创作：创作现在还可以卖儿个钱，翻译差不多走到倒运的时候了。”
“假使创作也不时兴呢？”是宛约君带笑的声音。
“那末——从创作再改做翻译。”
一番女士又开口了，讥刺似的说：“翻译和创作，一辈子就这样打滚！”
“我能够做什么呢？”说了，无异君便默着。
毫无声息的云仓君，却出乎别人意外的，跳起来了，好像他长久的忍耐着激动，而热血忽然冲出他的口。叫出了几乎是发狂的声音。
“只有这两条路——”他大喊。
大家的脸上便换了一种神色，看住他。
他近乎粗野的用力挥着拳头，这态度，如同激发无数的良民去作一种暴动的样子，气勃勃的叫：“一条自杀一条做土匪！”
这的确是一句又痛心，又真切警语。因为，一直默着，冷静地听这朋友们谈话的我，为了这句话，也有点感动了。“做土匪，是的，象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这条是最好的路！”我想，便觉得心中也逐渐发烧起来。
云仓君大约在我低头想着的时候，又颓然的坐在暗处了。大家也都默着。一只表，从抽屉里便发出小机器走动的声音。仿佛一种荒凉的，沉寂的空气把我们困住了。过了一会，宛约君才站了起来。在一番女士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晚饭么，到我们那里去吃好了。”她回答。
于是我想到，时候已经不早了。
“还是到我那里吃去，”我便向她说，“我那里比较方便些。”
“……”她想说什么。
然而云仓君斜过惊诧的脸，冒失的问：“怎么，你们想回去么？”宛约君便向他说：“沙子要我们到他那里去吃饭。”
“哦……”他恍然的，一种象想起了什么的神气，接着便固执的说：“不。你们都不要走。我请你们吃大菜。”
一面就站了起来，唤着那象是睡了的，寂寞地躺在床上的采之君。
大家都不拒绝。采之君坐起来，并且预备就要走的样子。
然而我——我却踌躇了。因为，心想着，云仓君并没有钱，有的只是这呕尽气，写了几封信和跑了几趟路而拿到的稿费。这三十元不就是明天得交给房租和饭钱的么？我便问他：“你从别处又拿到钱吧？”
“没有。”他诧异的看着我。“你不是把稿费已经拿到了？”
“那末，明天呢？”
“假使我今夜死了呢？”他笑了——很不自然的笑了一声，便扬声说，“我们走吧！”
我默然了——一种沉重的情绪压在我心上。
锁着门的时候，云仓君好像非常之阔的样子，向着一番女士问：“你喜欢喝香槟么？”
“我只愿喝白兰地。”
大家挤着下楼去了。走出了巷口，云仓君便独自向前去，向着一家名叫”飞鸟“的汽车行。”
到意大利饭店……“他说。不久，汽车便开走了。”
这真是穷开心咧。“我惘惘的想。
在汽车上，大家都不作声，好像各人都沉思在生活里，而追忆那种种已经幻灭的憧憬，感伤着彼此几乎是一个同样的命运——这灰色的，荡着悲哀记忆的命运，飘在这世界上，仿佛是一朵浮云，茫然地飘着，不知着落。我自己呢，看着这朦朦的夜色，也非常伤心着这如同我生活的象征似的，那黯淡的，沉默默的情调。
天的一边正反射着血一般的，一片电灯的红光。
记黄小泉先生
郑振铎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够忘记他。
他并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没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么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么令年轻人眉飞色舞的功勋。他只是一位小学教员，一位最没有野心的忠实的小学教员，他一生以教人为职业，他教导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学生。他们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时代上去，或被时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里，永远的继续的在教诲，在勤勤恳恳的做他的本份的事业。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员，心无旁骛，志不他迁，直到他儿子炎甫承继了他的事业之后，他方才歇下他的担子，去从事一件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尽了他所应尽的最大的责任；不曾一天躲过懒，不曾想到过变更他的途程。——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尽有别的机会给他向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只是不息不倦的教诲着，教诲着，教诲着。
小学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与游息之所。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连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厂主，在他从绑票匪的铁腕之下脱逃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道：“你为什么会不顾生死的脱逃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