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围攻安庆，湘乡震动，县今赖史直檄绅团戒备，推王友交任团练事。王因病重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为发泄缩怨，借以诬告王友交“通匪”。同治元年（1862）七月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曾国潢命从卒用绳索缚住王友交拴于马尾，然后策马飞奔，解赴长沙。王摔倒在地，拖撞得血肉模糊，惨死途中。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惨事传开后，乡民愤怒已极。大家捐资，推动王姓上京告状。时曾国藩正在军营，得知其弟在乡残害百姓，一方面专信请朱尧阶从中斡旋，了结此案；一方面寄回一根绳索、一把剃刀，叫其自杀。同治皇帝见是曾国藩之弟，又得知曾国藩已严厉惩处，也就没有再追查此案。
法制严明方能安邦定国
曾国藩指出，自古以来带兵的人，没有不坚持己见杀掉违法者以建立自己威严的。譬如魏绛杀仆人，司马穰苴斩庄贾，孙武在美人身上用军法，彭入诛杀迟到的人，这些例子都是如此。
严格的法纪是镇压大小贪官，维护统治者集权的重要保证。法制愈严明愈能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给为恶者以下马威，在相当程度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曾国藩身处乱世之中，他深知光靠儒教的礼义教化民众是不行的，更需要严刑峻法来处理惩罚那些犯上作乱、乱政谋私、危害百姓的人。为了稳固大清统治，曾国藩毫不犹豫选择了法来维护社会秩序，来安邦定国。
咸丰年间，清廷命曾国藩襄办团练，曾遂国家主建湘军。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由于地方官的掩饰弥缝，乃至到处布满了反抗清政府的团会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坏到极点。小至白昼抢劫，大互攻破城池、焚掠官署，变故层出不穷。他们占据山岭险阻，构筑工事，官兵简直是莫可奈何。如征义堂、哥老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天地会等，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团体，至于其他秘密会社，则多至不可数计。太平军初到湖南时，便有成千上万的会党徒众，加入合流，使太平军声势更盛。
于是，曾国藩在长沙城内鱼塘口设立了一所行辕，专办全省团练，肃清地方事宜。又创设了一所“审案局”，专门审办各地缉解来的不良分子。
曾国藩是个老翰林，给人的印象是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可是他在惩办“盗匪”、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另一副作风。
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曾国藩鉴于此情，便提出了“治乱世，用重典”的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痛惩不法分子。
第一，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
第二，曾国藩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就是招揽权绅，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日“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旁”。当时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现办理团练的，多是为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武断乡里，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对公党群众的残忍嗜杀有过于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曾国藩还是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争斗。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藩嫌其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营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第三，曾国藩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统治势力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惟土豪权绅们的言词的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
曾国藩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佞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也滥杀了无数百姓，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曾国藩不仅自己实施峻法，而且还要求皇上实施峻法。为了实行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之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行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
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不少人因此产生抱怨情绪。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函谷关。与人民约法三章，秦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现在您借助权势力量，占据一州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恩惠进行安抚，更何况从客和主人的方面讲，也应该尊重主人，希望您能放宽刑法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不施德政，政令苛刻，万民怨恨，所以一介草民振臂一呼，秦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高祖在这种情况下，约法三章，才取得很大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不止有一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去威严。蜀地人因此骄横独断，君臣之间，渐渐失去规矩。给予高官表示恩宠，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满足要求时，臣下就会轻狂怠慢。蜀地的疲敝破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时，人们便会感激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制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光荣。荣誉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治制度也是由法律规范，国家的性质定于宪法，一切活动都离不了法。法律的健全程度和执法效果成了治国的关键。
有法令制度就须立即执行，有禁令就须立即停止，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这样的话，治理国家，只要正确进行奖励和惩罚就可以了。奖赏不能靠丰厚，真正的弊端在于不论功行赏；惩罚也不只是在于严酷，之所以没有效果，往往在于不恰当。
将领应重视严格训练
曾国藩指出，挑选有统帅才能的人才，一定要找智谋深远的人，同时这人又必须做到号令严明，能忍受辛劳困苦。三方面条件都具备，才算是上等将材。
曾国藩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帅才，除了智勇之外，还会有严明的号令纪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用严明的号令和纪律来严格要求，才能规范自己的队伍战斗力。所以，作为领导者必须重视严格的训练，不畏艰苦阻碍号令严地地带领下属。
长期以来，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在湘军成立之初，他提出要“辅之以训练勤”，以改变八旗兵、绿营兵缺乏训练、无胆无技、一触即溃的弊病。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军队训练的重要和紧迫性，他说：要“练一人收一人的益处，练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国藩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为一支劲旅，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子弟兵，是不吝花费心血的。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著的《劝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到：
“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对湘军的操练，曾国藩强调勤与熟。
曾国藩将湘军营规定为《日夜常课之规》七条：
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多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间。
五、灯时，排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决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得，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曾国藩在操练上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得；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铠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曾国藩在操练上要体现一个“熟”字。在操练上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
为更好提高湘军技艺。熟悉阵法，曾国藩详细制定了一套课程，作为操练的依据：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曾国藩）下教场，看试技艺、演阵法。
二、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着本营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三、每逢二、八日午前，主要营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四、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
五、每日午后，即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
当时，湘军练习的主要阵法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握奇经》的四面相应阵，以及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
在练技艺租阵法上，曾国藩反复强调是熟练，以达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他说：“总不外一个熟悉字：技艺极熟悉，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所以，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悉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曾国藩靠峻法整顿军队，计议筹划定了后就采取行动，遭受挫折而不屈服，意志坚定如金石，稳重如山岳。诸将均受了他的感化，虽离他远出，均遵守他的约束而不改变。
曾国藩治军严明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所部湘勇到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勇，广东派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九带水师一千名来湘入战。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范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达二万之众。
而在当时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峻法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湘军的严明为打败太平军奠定丁基础，也为曾国藩不断高升搭起了天桥。
好的人才有血性而没官气
曾国藩在评价湘军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水陆两支队伍的好处，全在官兵们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假如官气增加一分，血性就会减少一分。”
可见，对于选择人材的标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是更注重血性。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曾国藩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以忠义廉洁为本。官气即浮滑之气，讲资格摆架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得之弊，处世圆润，无实干之精神。
曾国藩对于人才的识别、培育、任用上有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
曾国藩形成了自己训练军队的想法，在实践中他又是如何操作，将湘军训练成一支有主义韵队伍的呢？其是如何选将、如何募兵、又是如何训练的，这些足为后世者所师法，但当今之世与曾氏所处之时代已大为不同，后世之借鉴者须做到“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方可。
曾国藩还认为，“血性”、“廉”、“明”等素质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缺一，就像车辆缺少了车轴和辕木、车轮一样，寸步难行。”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而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人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在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
曾国藩还认为，“朴实”二字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很重要。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之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崇尚朴实，就必然反对浮滑。在给姚浦的信中，他指出：“将领之浮滑者，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当然，对于一个将领，所谓“不善说话”，并非是要其说话“无条理”，反而是要求将领力诫浮猾。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将领“说话宜有条理”。还在另一封信中具体举例说：“杨镇南不足恃，余与其平日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但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看字后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此外，曾国藩还特别指出，湘军所选拔之将领绝不能是那样难以与众人共事的人。因为曾国藩从一开始就悉心要在湘军将领中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在《与江忠源》书中，他写道：“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期胜，见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先死呼吸之顷者。”而要想早一日剿灭太平军，惟有将湘军培育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手足之师，万众一心，或有成功之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