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如此重用陈平，足见他确是善于知人和用人。而陈平也确是个奇才。后来刘邦能战胜项羽，处于危急而能转支，以及刘氏政权不被吕氏所夺，陈平出奇计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惟尽知己之所短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
在这里，魏源辩证地论述了用人的长短关系，把能否知人之长短作为能否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他强调：“惟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是很有见地的，他揭示了能否知人用人的关键原因。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为何能用人之长，而项羽则不能？这是因为刘邦没有满足于自己的长处，也不认为自己的计谋超过人，更不以为自己有军事天才，正因他有自知之明，故能虚心听取张良、陈平等的奇谋深策，放手让韩信、英布、彭越等猛将去独当一面各自作战，也就是说他能用谋臣武将之所长。为他打天下；项羽则自恃深懂兵法，又有力可拔山举鼎之勇力，认为比谋臣武将都高一等，也就不能用他们的长处，既不听谋主范增的计谋，对于韩信、陈平的献策也不屑一顾；有猛将也视而不见，有也不信任。致使范增气得辞职，韩信、陈平等天下奇才和猛将英布离楚归汉。结果是：刘邦能用众人之长成己之长，项羽不能用人之长而致成己之短，谁胜谁败，大局则定。
唐太宗能用别人之长，隋炀帝则不能，其原因也如此。唐太宗是个文武全才的英明之主，但他不满足于己之所长，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故能虚心听谏纳谏，用人之所长以补己之不足。故其身边，有所长的人才济济，能成就大业。而隋炀帝自恃其才高过人，他说的话都是对的，不容许别人反驳；他做的事都是对的，不允许别人违背。而顺之者则可升，违之者则杀头，故不能用人之所长，只能用人之短，即不能用有才能的忠直之臣，只能用一些阿谀奉承的佞臣，结果，众叛亲离，最后被他认为身边的“心腹”之臣所缢死。
就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借鉴古代的用人艺术，在革命战争中知人善任，在和平年代中也择人善用。
毛泽东十分强调知人，首先在于他相信伟大的人民革命中会产生千千万万的优秀干部，因而能够吸引五湖四海的俊才。其次他不要求“完人”和“全人”，他善于抓住人的品质个性的优点，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干部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许多有用之才总是脱颖而出。
1950年初，中央军委准备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一向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的，他闻讯后立即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担任办校工作。毛泽东对刘伯承是了解的，刘伯承有“古名将风”和“常胜将军”之称；他先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在革命战争中，他所统率的部队，经常办有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或轮训队，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还曾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因此，毛泽东立即赞同刘伯承的要求，并亲笔复信。刘伯承满怀雄心壮志主持学院工作达七年之久，为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选才用人中，提倡毛遂自荐，反对惟文凭选才，反对论资排辈，而主张不拘一格，这同他本人自学成才、积极进取、奋斗成功的经历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他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艺术的体现。
至勇至廉才能服众人
在曾国藩书信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挑选哨官、什长，必须挑选那些最勇敢，最廉洁的人。哨官、什长不特别勇敢的话，就不能够振奋士气；不特别廉洁，就不能够使士兵衷心敬服。
这里谈到了挑选管理者的标准必须要管理者能对下起到示范、表率的作用。
曾国藩说：“治世之道，以致贤养民为本。”他一向以相人、识人、知人、用人著称于世。《新书·大政下》中说：“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国君的功绩表现在选拔官吏，官吏的功绩表现在治理人民。曾国藩不是国君，但他极善于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大本领。那么，曾国藩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
委任官员的标准，曾国藩认为有如下四点：
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祟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傲戒惰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他考察一个绅士也有四条：
一是保持愚儒以荫庇乡里，一是崇尚廉让以奉公守法，一是严禁大言以务求实际，一是扩展才识以等待选用。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但本人是大德大才的旷古奇才，他选拔人才，也有自己独到的标准，往往最看好德才兼备的人，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一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祥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祥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讳、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人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祎代之，费棉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像诸葛亮选择人才要德才兼备，去搜集有用的人，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经营企业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只有选择适合的人才，才能换来锦绣前程。
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就是得益于此。在这方面它是比较典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旧中国的绝大多数私人企业，包括今天中国的许多企业，台湾的、香港的、澳门的都算上，均是家族型的企业。上辈人创业，下辈人继承，很少有与多个外人共同创业的。而商务印书馆则是由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同创立的，而且他们各有所长，将商务印书馆一度发展到无比的辉煌。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是夏瑞芳。夏先生是上海青浦县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摆摊做生意的小摊贩，母亲则给人家当保姆。他从印刷工人起步，白手起家创业。由于他有着特殊的“敛才”本领，曾将各种人才邀请至门下，所以商务印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走向辉煌。
最初出资创办商务印书馆的一共有7个人，除夏瑞芳以外，还有他的3个中学同学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和张桂华，以及夏瑞芳的同乡高风池、鲍咸昌的妹夫郁厚坤和张桂华在电报局的同事沈伯曾。7个人共集资3750元，号称4000元。
由于夏瑞芳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干，所以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众人一致推举他来主持企业的工作。其余的人，除了沈伯曾以外，各把一摊。沈伯曾虽然投资最多，但不大过问企业的业务。
夏瑞芳充分发挥他的“敛才”之能，曾先后聘请当时德才出众的知识分子、文化界的名人蔡元培、张元济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两个人的到来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元培不必多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后来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以后又任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在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夏瑞芳聘请他来主持编辑工作，无疑是选中了大才。不过，后来因“苏报案”，蔡元培被迫离开了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蔡元培被迫离开以后，夏瑞芳便聘请张元济任编译所的所长。张元济以后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曾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
除了聘请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知名学者以外，夏瑞芳还聘请了一批当时颇有才华的编译人员，如蒋维乔、庄百俞等。
另外，还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初具规模的时候，夏瑞芳就物色了3位“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富有推销能力”的得力干将——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他们有效的推销活动，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商务出版工作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最红火的时候，编译业务由张元济负责，印刷由富有经验的匏氏兄弟负责，财务由高凤池、张桂华分掌，推销由上述3位“大将”全权办理。夏瑞芳自己则为总调度，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由于有这样一个合理、可靠的管理队伍，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创建后。发展十分迅速，它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像涨潮的海水一般向上猛涨。据统计，其资本额到1901午时就已经从4000元增至5万元，1903年增至20万元，1905年增至100万元，1913年增至150万元，1914年增至200万元。17年间，增长了500倍，平均年增长29倍多，创造了同时期民族实业经营的新记录。
到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85处分馆，在海外也设有分支机构，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有它的分馆，此外在北京和香港还设有印刷分厂，如此辉煌的成就被认为是当时“国人经营事业之最尖端者”。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清末位居全国之冠的大型新式文化企业，而且它的规模、技术、人员曾一度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一流地位。
不幸的是，正当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顺利的时候，1914年夏瑞芳遇刺身亡。年仅43岁。他的英年早逝，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的损失，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巨大损失。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然是中国出版界一棵不老的“常青树”，受到新老读者的厚爱。
选才要注重朴实勇敢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一般说来，轻浮与骄气的人成就不了大事。因此选用人才的时候务必注意要戒除去骄气。做人也是一样，只有切切实实从自己做起，不得虚骄浮气，才能把事情办好。
曾国藩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尤其在戒骄气方面，他更为重视，曾在给诸弟、子侄辈的许多家书中反复提及。同时，正如这篇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时时省惕、力戒“吾心之自骄自满”。
他之所以对骄字有如此深刻的体验，是从“吃一堑长一智”中，从惨痛的教训中得来的。在军事方面，湘军的几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这除了曾国藩本为文人、不懂打仗之外，骄气太盛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是其致败的重要原因。
在祁门之围中，由于他只考虑到地理位置的优越，而未加考虑仗打起来时的出路，就定下以祁门作为指挥部的决定。当时，李鸿章曾极力劝谏把指挥部移到别处，而曾国藩就是一点儿都听不进去。结果导致指挥部最终被围，他自己也差一点儿被俘，险遭杀身之祸。
诚如曾国藩认为的那样，古往今来由骄傲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终致败家的事例数不胜数。其中许多是父兄骄。子弟也骄；也有父兄并不骄，而是疏于管教子弟，致使其因骄横而倒行逆施而丧身灭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