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慰。通过这次救灾，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的综合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救灾上都是以市场为主，80％由保险公司承担，而我们国家还是以行政为主，80％由政府承担。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救助（即以行政主导，然后市场参与、社会补充加个人努力），就需要我们具有强大的国力。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大量救灾物资的发放，大到电视、桌椅、被褥，小到牙刷牙膏。一位在北川都坝乡呆了一个多月的军官告诉我，那些日子，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帮助镇政府发放物资，不及时发放的话就没地方堆放。此次救灾，中央财政投入543.13亿，并建立了灾后恢复重建基金700亿。还有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18个省市对口支持18个重灾区重建。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教授说的那样：这次地震，对我们党和国家有五个方面的检验：第一个是对党执政理念的检验，以人为本；第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检验，合力办大事；第三，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军队的战斗力；第四，对我们民族道德的检验，此次中华民族展现给世人的最优秀的品质，空前的团结，升华，心灵重塑。第五，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检验。
我愿意相信，这次大地震，虽然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但不会有难民，虽然有无数的房屋倒塌，但不会有流离失所的人，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但不会有孤儿。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有深深的担忧。
对自然灾害的担忧。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了近一年，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日子似乎已经平静如昨。但这种平静来得太快，快到我甚至怀疑许多人的记忆中是否还有那个5月的位置？在我看来，地震带来的灾难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灾区人民的伤口还远远没有愈合。而且，新的灾害仍在发生，如给北川人民雪上加霜的“9·24”大暴雨造成的泥石流灾害，其恐怖和磨难几乎不亚于地震；还有青川依然频繁发生的余震，也让我们无法轻松。
对人性本身的担忧。曾经热情万丈的大爱能否延续？曾经的勇敢忠诚能否依然？曾经的铁肩担道义、曾经的亲如一家，曾经的慷慨奉献，能否永远在？
我看到钱理群教授在《当今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一文中写到：“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固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钱理群先生恐惧的，也正是我所担忧的。此次灾难，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力量，看到了“全民大爱”，也看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可是，这一切会不会转瞬即逝？我们该怎样把灾难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在改变不了他人和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否努力做好了自己？是不是清醒地知道我们自己也无时不刻地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灾难中，很可能下一分钟就成了灾民中的一员？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关注，需要我们思索，更需要我们承担。
我祈望人类在上苍面前心怀谦卑。
我祈求上苍给我们安宁。
给灾区，给四川，给中国，给世界——安宁。
2009年5月5日
重访灾区
昨天下午，我们一行结束了6天的灾区重访，回到成都。汶川地震一周年了，重访灾区，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有欣慰，有难过，有遗憾，更有不安和惭愧。
先说欣慰。我们先后去了都江堰、广元、青川、北川、安县、彭州。这几个地方，除北川是彻底重建外，其他几个地方，都是在原址上恢复重建。我们这个采访团的作家，全部是在地震时来灾区采访过的，所以此次到灾区，都能感觉到发生的变化。很多地方都已经修建好了和正在修建永久性住房，成片成片的，看上去又美观又结实；还修好了一些公共设施，如卫生院等，还修建了新的公路。这些公路比地震前的质量更好。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部分灾区群众已经搬进了新房子，开始了新生活。还有一些无法在原址上重建的，则在政府的安排下移民到附近的县。比如青川的几百户人家移民到邛崃，每家可以分到2亩茶园、一亩菜地。
我们看到了各地政府的努力，一年来的确做了不少实事，各省市的援建力度也很大，已经和正在修建了很多项目。但毕竟是这样一场大灾难，很多受灾地本来就穷困，灾难令他们雪上加霜，故不少受灾群众至今依然生活艰辛，依然没住上永久性房屋，依然没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就令我的难过多过欣慰。
一种难过是，看到受灾群众依然没有安稳的住处。每到一地，我都尽可能地找当地群众聊天（一般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府官员介绍情况，我就抽空到边上找人聊天），询问他们受灾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说实话，每一次的了解都让我心里难过。有一对中年姐妹，姐姐一家只存活下她一个，她每天以泪洗面。在外打工的妹妹就回来陪她，生活也很困难，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在妹妹的劝说下，姐姐做了包子在路边卖；还有个农民给我看他背上的刀口，他一家5口就活下他一个，腰断了，手术后依然不能干重活。可他至今还住在破房子旁边的棚子里，而在他们旁边，正紧锣密鼓地在修地震遗址公园……我不是说不该修这个公园，可是应该先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啊。我不知这里的政府官员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种难过，是看到那些遇难者的亲人们，至今无法抚平伤痛。10日下午，我们随着络绎不绝的祭祀人流进入了北川县城。为周年祭，北川县城开禁四天，北川的居民可以凭身份证回到故居的废墟上祭祀遇难者。下午1点钟放行，我们也是最早进入的。回想一年前，我第一次到北川，是5月15日早上，那个时候，废墟上到处都是救援的人，虽然人们紧张焦虑，但毕竟还能感觉到活力，可现在的北川，已是一座死城。进入其中的人们，手里都拿着香、烛、纸钱等祭祀用品，走到自己故居的废墟上，虔诚地点燃，合掌祈祷。我也拿了一朵黄菊花，随着他们走过废墟，默默地站在那儿看，倾听那些哽咽的诉说，心情无比压抑。我本想和一位正在烧纸的妇女聊聊，可她不愿意说。我想我们永远也无法体会他们的伤痛，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得他们自己承受着。那还是安静地走开吧。于是我把黄菊花插在废墟上，提前退了出来。
我们每到一地，各地官员都会介绍情况，也有很多书面的资料，或者图片展览，但几天下来，我却发现有很大不同。有的地方官员只说他们是怎么战胜了灾难，怎么在努力重建家园的，但有的地方就不同。比如在安县，我在展览中看到他们用大量的图片详细介绍了去他们那里救灾的部队，帮助他们的志愿者，救治和防疫的医疗队，甚至连去他们那里慰问演出的文艺团体也都有图片介绍，对一年来大力援助他们建设的辽宁省和其他援建单位，更是大篇幅地介绍，在路上也能看到表达感激的标语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感恩之心。我一边看一边想到头天去的那个县，几乎完全不提这些。真让我感到遗憾。
这些日子的重访，让我再次意识到，灾区的重建任务长久而艰巨。我为自己就这么走过而感到不安和惭愧。虽然我们这个采访团，也为青川县的20所中小学捐赠了100万图书（每所学校5万），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面对灾民忧虑的眼神，心里真是很不安。为了让心里好过一些，我只能以捐助的方式做弥补。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句，凡打算去灾区的人，要么出钱，要么出力，如果仅仅是好奇，就最好不要去打搅他们。
今天是重访的最后一天，在彭州小鱼洞。我稍微感到好过些。我们不但看到了新建的民居，看到了马上就要通车的新大桥，还在断桥的遗址上，遇到了一对前来拍婚纱照的新人。这对年轻人原来只是认识，地震后两家都受到很大创伤，小伙子家里更为严重，但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相互支撑患难与共走过一年。今年他们特意选择了5·12作为结婚的日子，并且来到地震遗址上拍照，我们都纷纷上前为他们祝福。据说明天还有更多的新人选择了在废墟上举行婚礼，开始新生活。他们让我想到一个词，生生不息。
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为他们祈祷。
2009年5月11日
想通了
先讲故事。
昨天星期一，是我们编辑部开例会的日子。早上醒来我感觉状态不太好，于是发短信给驾驶员小刘，让他8点半来接我。以往我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办公室的。8点25分我提前下楼，在电梯里遇见女邻居，还聊了几句。一切都很寻常。
走到楼下门口，我看车还没来，就拿出手机想给小刘打电话，就在那一瞬间，哧溜一下，我的脚踩滑了，毫无防备地狠狠地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就跟猪八戒踩到西瓜皮那样）——头着地，发出一声巨响，眼前一黑（提前体验了日全食），不过还没有发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意识是清醒的。后脑勺巨疼，眼泪争先恐后涌出。女邻居听到响声，立即回身跑向我，叫我不要起身，然后打电话叫先生。女邻居不仅热心，还有点儿常识。我捂着后脑勺很尴尬地坐在地上，看到我的手机被摔成三半儿。
司机小刘刚好开车到达，吓坏了，跳下车过来扶我，也差点儿滑倒，原来地下涂了一层润滑油，我都能清晰地看到我的脚滑出的痕迹。物管赶过来，我忍痛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上班时间打油，既不擦干净，也不摆个牌子提醒？物管一叠声的道歉，我顾不上再说什么了，紧张地想，不会颅内出血吧？不会头骨破裂吧？不会脑震荡吧，不会成植物人吧？
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知道几个案例，之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沙发上玩儿，突然摔倒，后脑勺着地，大人看没有流血就没在意，哪知孩子哭了几声就睡了，睡了就再没醒来。之二，一个青年打篮球，被篮球击中后脑勺，当即倒地，离开人世。之三，我一个朋友，在浴室滑倒，腹部碰到浴盆边缘，当时没在意，继续开会，回家后却越来越痛，去医院看，原来脾脏破了，一直在流血，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以我有限的经验，我知道没有外伤的摔伤其实更危险。于是我跟小刘说，赶快送我去门诊部拍片检查。这时先生也下楼来了，一起赶往医院。
很快到了机关医院，没想到我们伟大的机关医院说，他们的CT只给地方病号用，不给我们机关干部用，我们要照CT必须去总医院。我明白她的意思，他们是收费的。我说我自费还不行吗？因为我想，如果有出血是不能耽误的，但医生坚持说只能送总医院。总医院在天回镇啊，而且那条路是成都最堵的路啊。好在她安慰了我一句，她说人的头骨是很硬的，应该问题不大。
这时编辑部的王甜王棵也赶来了，很紧张地陪我一起去总医院。路上，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堵车，我开始觉得恶心，头晕得厉害，闭着眼不想说话。王甜不停地说，山山老师你千万别睡着啊。我想是啊，我可不能睡过去啊，什么都没交待呢。
到了总医院，总算比较快地照上了CT（老实说我真不想照那个东西，有辐射啊）。医生看了片子说，问题不大，目前没有异常。回家观察三到七天（够长的），就把我们打发了。
谢天谢地，总算松了一口气。出来就碰到刚赶到医院的副主编张甲利和刘燕。听说没事，大家都松了口气，刘燕马上开我玩笑说，看来你不缺钙，看来你身子骨很结实。我也笑说，是啊，我还真是经摔。
现在，经过一天一夜的观察，我确定脑子没问题了，早上按时醒来（没有昏睡过去），且不再头昏（昨天一直头昏）。只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不太舒服，可能肌肉高度紧张，拉伤了，背部和腹部都有点儿疼，后脑勺有一个肿包，半个橘子那么大（不是金橘哈），也很疼。
物管提了一蓝水果来道歉。我说，还好摔的是我。若是个年纪更大的，若是个医疗没保证的，你们就惨啦。他们连连说是。现在他们已经在门口摆上了“小心地滑”的牌子，亡羊补牢。我用脑袋替他们敲了警钟。
编辑部的同仁说要来看我，我也没有婉拒，作病号状等他们来看望，嘿嘿。
这一摔，让我一下想通了很多问题。
第一，我这个人，不能批评人，不能发牢骚抱怨，只能写点儿和气的快乐的东西。你看，昨天刚写了一篇《想不通》，发了一堆牢骚，尤其还发了老天爷的牢骚，第二天就遇险；（我发现人一遇挫折就会迷信，难怪庙里烧香的苦命人居多。）
第二，我这个人，还真是经得起摔打。事后想了一下感到后怕，因为我是哧溜一下摔下去的，速度很快，以我有限的物理知识，速度会大大地增加力度，那一下是相当狠的，周围的人都听见了响声（多么珍贵的响声），但居然只是外部血肿，没把脑子里头摔坏；还有，我的两个胳膊关节都摔青了，但居然没骨折；最意外的是，我明明是往外走的，倒下后头却朝外（旋转着倒下的？）须知我身后就是水泥柱，要是头磕在那柱子上，我就真的玩儿完了。
第三，不管这世界如何，我还是很幸运的，周围的人都对我很好，同事、邻居、家人，都在第一时间为我焦急奔波，让我感激和欣慰。（就为这个也不能昏迷不醒啊。）
第四，还是不管这世界如何，自己还是努力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你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又迷信了，但有这样的迷信没坏处。
此为大事，记录在案。
2009年7月21日
特别的聚会
今天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
既不是同学，也不是战友，也不是同事，也不是文友，也不是女友，也不是会友，很难用一个词概括，也许可以叫同志（不要想偏了哈）：十几年前，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共事了四五年时间。
1990年春天，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启事：成都市电信局为新开通的心理咨询热线招聘义务心理咨询员，每个周末通过电话对有需求者进行心理抚慰和疏导；号码是666888。启事上说明了是尽义务，无报酬。我看到后立即打电话报了名。
后来得知，当时报名的有一百多人，只录取了其中的20多人，我在其中，感觉很荣幸。我们当中有医生，公务员，老师（大学到幼儿园都有），律师，编辑和作家。主要力量是医生和公务员。地点在水碾河那个电信局的七楼上。我每次从北校场骑车去，都要提前四十分钟出门，骑到那里爬上七楼后喘口气，然后“坐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