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老师身材敦实，个头不高，但能让人感觉到他气魄非凡；语音里有一种祥和的磁性，脸上是我们永远不会忘却的孩子似的笑容。他高兴地夸赞了我的小说，明确告诉了编辑部同意借调我的意愿。
关于借调，西老师还有一点特别说明。一来，是要验证一下能力；二来，更主要的是要考察人品，看看能否和大家搞好团结。
后来多年，乃至我接任主编的时代，也尽量坚持了这一有关人事调动的做法。
当时借调时间定为半年，从1977年1月开始。好在我们机车厂尚未全面恢复生产，关于借调的手续竟然意外顺利办理妥当。
那时《汾水》正在筹备出刊期间。暂定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不是太忙。我得以从容适应编辑工作，而且能够抽出相当多的业余时间来学习创作。
半年时间里，我先是写了反映铁路工厂职工生活的小说《大车王忠》，接着和李锐合作完成了姊妹篇《两闯苍鹰峰》。两篇东西都在《汾水》发了头条。特别是前者，率先出刊的《汾水》寄到上海等地，我的那篇作品得到了茹志鹃等前辈作家的大力赞扬。
亲自担任刊物主编的西戎老师大为高兴，多次在编辑部会议上给以肯定和表扬。我的借调将近期满时，西老师找我谈话，关于我的前途，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西戎老师的力主之下，机关党组已经同意，要正式调动我来省文艺工作室《汾水》编辑部担任正式编辑。
西戎老师担任省作协主席和刊物主编多年，他曾经培养出多少优秀编辑和作者啊！能够充任刊物编辑的人才，一定大有人在。我和李锐们，还有王子硕和胡帆们，除了工人便是农民，论编辑能力，根本谈不到，多少有点写作能力，能有多么高呢？是以西戎老师为首的老作家们，不拘一格任人唯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他们曾经是农村的孩子，因为抗战的历史机遇，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不过是小学初中文化水平，后来却担任了报社编辑、成为作家。自身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具备了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非凡眼光。而他们已经具有的崇高地位，使他们乐于提携后进而不是扼杀人才。“文革”被打倒的受难经历，被下放劳动回到生活底层的宝贵经历，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平民思维，强化了他们本来就有的民间立场。他们真正能够出于公心，要恢复遭到极大破坏的文坛旧制；他们也具备那种能力，能够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未来的辉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省级刊物担任编辑的经历，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否则，至少我不会有那样快速的进步。
当然，放胆调入在生活中多有磨炼的文学青年，也给我们的刊物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批既能编辑又能创作的青年作家，充实了刊物，多少决定了作协机关刊物在全国文坛的领先地位，影响了山西文坛新时期的走向。
无怪乎西戎老师去世后，他的亲密战友马烽老师由衷评价道：西戎，是我们省文学事业的第一功臣！
4.初识韩石山
西戎老师培养一批优秀编辑的同时，也培植出了好些作家苗子。现在想起来，那真是重建山西文坛的大手笔！
而编辑部录用编辑毕竟有限，并不是每个显露出文学才华的作者都有调入省作协担任编辑的机会。当然，也有的是本来职业不错，不一定愿意来做编辑，比如曾经最早借调过的李再新。他在部队是连级干部，后来一直做到团级。自我权衡利弊，有人并不乐意调来。有的则是职业性质决定，难以调出本行。比如韩石山。
韩石山
韩石山，山西文坛两座山之一的韩石山，在中国文坛赢得第一酷评家的韩石山，人们戏说他是“小说不如散文，散文不如评论，评论不如胡说八道”的韩石山，胡说八道之余写出《徐志摩传》和《李健吾传》等传记作品，在社科研究领域往来驰骋的韩石山，知天命之年奔赴耳顺之年，奋起余威余勇可贾接任《山西文学》主编，将接近死亡近乎一具尸首的刊物不惟救活而且办得有声有色、欢蹦乱跳的韩石山，我得说一说。不能不说，不得不说。
韩石山，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文革”前的1965年入学，没有读多少书，这也罢了。属于所谓“老五届”，停课闹革命，然后下放农场劳动之类，也罢了。终于挨到分配工作，却分配到偏远的汾西县，在偏远县份的偏远山区一所小学教书。
老韩并不自我鄙视这一经历，反认为真正为民族教育事业做过几年工作。但要说老韩那时就有献身国家山区小学教育事业，甘于牺牲更为美好前程的觉悟，那是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那甚至是报告文学中的文学加工，而不是真实报告。
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反问惯于诘问他人无理搅三分的韩石山一句：插队几年的知青喊叫苦难，他们怎么不想想一辈子待在农村的农民；老韩你好赖拿到大学文凭，分配了工作，挣得了五十多块相当于四级工的工资，你怎么不想想始而失学、继而插队，前途渺茫、全无着落的知青们呢？
人们都是到哪山唱哪歌罢了。此一生命个体的经验并不能替代别一生命个体的经验。
却说韩石山堂堂山大毕业生，缘何就给发配到边远山区小学校？他的经历，决不是当年孤例，但毕竟属于大材小用。
原来其中另有隐情。
韩石山，父亲早早参加革命，在公安机关工作。但韩石山的祖父成分是地主。他弟兄六人就命定地背负了“地主出身”的家庭成分。分配到边远山区，你得表示感激不尽。本职工作，你要做得尽善尽美，还不敢居功。稍有风吹草动，你应该夹紧尾巴做人。不积极，“你在对抗、腹诽”；太积极，“你算什么东西”。那简直不是人能够忍耐的日子，度日如年，却只能过了一年又一年。
祖父为了自身解脱，更为了不再祸殃儿孙后辈，毅然自尽。死者长已矣，存者还得忍耻偷生。
正值婚娶年龄的韩石山，此时还遇到了找对象的问题。尽管是堂堂大学生，因为出身受歧视，因为工作地点偏远，最基本的人生需求难得圆满解决。大家知道，后来韩石山和温柔漂亮的表妹小卫喜结连理，婚姻堪称幸福美满。但近亲结婚，表妹当初还是农村户口，我们多少能够猜测得出：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要改变处境，要证明自己，要脱离苦海，要寻求出路。不止一个失意者要到文学领域来讨取生活、淘金盗宝，这动机距离文学的本意何其遥远。但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曾经的遭遇。文学爱好者们的遭遇决定了文学必得面对这样的遭遇。
千百名淘金者当中，有了一个韩石山。
在我借调《汾水》编辑部期间，有了张石山和韩石山的最初相识。
在南华门东四条的巷子里端，锅炉房的旁边，有一列平房。曾经改造成为职工洗澡的澡堂，后来又改回普通平房。早先，几间普通平房当作机关接待客人的临时招待所。借调人员，比如李锐，曾经安排在此居住安身，比如我，曾经在此加班开夜车写东西。
韩石山当初，已经在外面刊物发表东西。新时期文学复苏期间，老韩大概是最先在娘子关外发表作品的新秀。我们暗暗羡慕老韩的创作捷足先登，或许老韩也在暗暗羡慕我们的工作捷足先登。
是我年初刚刚借调到机关来的时分，韩石山应该是在寒假期间，不知他是到省外参加笔会，抑或是从外边改稿归来，他准是到南华门来拜望老西的，临时在简易招待所落脚。结果，我们就不期而遇了。
大家初见面相识，拘谨的礼貌和客套的周旋占了较大成分。但在张石山之外，竟然有人也叫什么石山，我不免要对其人刮目相看。
韩石山高高大大，个头比我还富余些儿。脸色黄里带黑，牙齿氟化，比我的吃醋而发黑的牙口洁白不到哪儿。老韩很自信的样子，不亚于我的沉着；夸夸其谈，好比我的喜好自我标榜。
我大约要急着写东西，没有与老韩多寒暄。老韩待了几天，怎样离开南华门，也没有印象。最初的相识，就是那样。简单，普通，甚至有点儿草率。如果不是后来我们一道成名，一道支撑了山西文坛，那次相识会面完全可能被忽略不计。
后来，在李国涛老师震动文坛的评论文章《且说山药蛋派》里，韩石山被率先提及列入了本派作家的后备新锐中。仿佛不甘示弱，我的《镢柄韩宝山》则在不久摘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老韩才说明了他的名字之由来。
韩石山，本名韩安远。石山是其笔名。所以叫作石山，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寓意。当时我俩远未成名，都在野地里自生自灭，谁承想到日后可能撞车呢？
已然撞了车，老韩还曾经将韩石山改作过“韩实山”。但也仅仅有那么一次。韩石山最终就一直这么着韩石山下来。
于是，山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便有了“山西两座山”的口碑。两座山，还都是石山，兀然崛立。
两座山的崛起，无疑给后学者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一时间，曾经有人戏言：不推翻“两座大山”，我们就别想出头！文坛的空间，决不是无穷尽、无边际的。大树占据了生存空间，其他幼苗欲要争夺空气养分，难度可想而知。这是实情，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而我和韩石山相识之初，我们正是文坛幼苗。我们都知道，或者直感告诉我们，文坛迎来了宝贵的春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稍有松懈，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文学新苗可能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可能永无出头之日。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文坛耆宿老马老西的呵护扶助。我得以幸运地借调进来，韩石山则一直得到西戎老师的具体指点和种种关爱。
我们都以自己当时可能选择的途径，怀着几分虔敬走近了我们心目中的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