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中庸之道一直就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标准。而所谓的中庸不过是个很模糊的理念，基本的解释就是过犹不及。而更深入地分析它，才发现那下面是储量丰富的万金油。
但，透过那些飞往中科院数学所王元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1）的雪片就能得知，想探索真理的仁人志士还是大有人在的，只是他们找错了方向与课题。
这样的精神也存在于对思想体系的痴迷上，想自创体系的中国人其实也济济一堂。从早年的全息系统论，到现在网上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新思想体系，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勇气的。像中国杨神经的“振动论”，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那个杨神经在五十岁时觉得一事无成，心里感慨良多，于是想用数学的变量来描述人生。当初是想写一本语言表达学方面的书，结果写着写着，在琢磨“远方的事物是如何进入人的眼睛中”时，无意中发现了振动论。这一发现他激动不已，就放弃已写了七万余字的语言表达学，转而开始研究振动论。他花了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三十八万字的《物质分子振动碰撞论》。其间白天忙工作，晚上写书，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书成时已两鬓斑白，颇有些伍子胥出关的样子。
还比如我本人。我在大学期间也搞过一个叫“作为存在与上升的意识”的思想体系。我来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把自己写的哲学论文拿给李泽厚的学生——刘东（搞审丑研究的）。他审美了半天，就劝我多读几本西方哲学，那样就不会这么下笔千言了，就知道自己写的东西的价值了。于是我在还没继续学习西方哲学之前来到了现代出版社，在被编辑捧了两句之后严词拒绝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放弃写出一部足以让太平洋变色的思想著作的理想。只是我明白，自己必须穿越今天的社会风味而抵达未来的象牙之塔。这个过程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凯鲁雅克《在路上》几天几夜的写作过程。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思想的出现，决不是一个人、一种思想，而是一群人、一群思想的融合。既然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像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么新思想就不可能只具有中国特色，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品牌（却被认为是更加世界性的）。它应当是集世界之大成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一定非得黄皮肤、黑头发、羽扇纶巾，但它确实又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而成了新的中国象征。我这么说不是出于什么爱国主义情操，而是基于对中国思想传统的考察，发现其中依旧蕴藏着大量的未被开发、注册的中国元素。
中国数千年的思想积累决非只为了中国人自己，那也是在替人类、替存在思考、探求骷髅里的蚂蚁。虽然《易经》并非二进制的鼻祖，周文王也不是程序员，还是不能不说中国人相当早慧，很早就通晓了建立数学模型推演世界的方法。既然不能说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一样不能很狭隘地说中国人的新思想就一定要包含现有的中国元素，就只能照亮中国人自己的发展之路。
而我的具体方法就是：走在中国细节的小路上，直到找到那条传说已久的思想大道。
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时不时会脱口而出一个口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们要以此来解决很多棘手的人文文化的课题并增强民族的自信心。
而美国人的逻辑正好相反：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他们想借此来表明，他们处在世界的中心、全球文化的制高点。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口诀，是有着曲折的精神体验的。在新时期，很早就出现了文化上的寻根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冯骥才，至今寻根不止，而且边寻边保护。然后，就是第五代导演导演的电影频频获得国际大奖，再次使民族文化成为热点。
虽然有人指出这些所谓的民族文化都是落后的房舍田地和破旧的桌椅板凳，但这毕竟是中国独具的。难道要这些文化的创作者去和外国人比高楼大厦、摇滚、科技吗？似乎只能如此了。虽说家丑因外扬而受到了国际上的鼓励，可这只是表面的理解。更深的认识就该是，民族的文化积淀震慑了外国人的神经。
而美国人之所以会反着说，也是因为他们这样成功过。美国人拥有强势的文化，自然不用特别强调其文化的民族性。就民族文化的组成而言，可能更多的是移民带来的外族文化。就其历史来说，当然比不过我们的秦砖汉瓦。
美利坚民族，其历史渊源尚不及其文化久远，它当然要这么说了：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的民族文化应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新文化，包含了科学、人文和政治。这样的文化必须依赖广泛的民族融合和交流，必须是一个新民族才可能包容的。
再看我们的精英们所宣扬的口诀，基本上只局限在人文文化上，和科学、民主基本不能沾边儿。是啊，这样的文化除了是民族的，还能是谁的呢。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啊，我们除了民族的文化，还曾拥有过世界的文化吗？以后，我们一定会具有这样的文化。
但现在，在我们还只能以民族文化来论文化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把民族的文化加工得更具有世界性了。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依我的理解该是民族生产文化的能力和创造文化的能力。
这些方面的文化，恐怕那些精英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吧。
知识与命运
电视上经常会出现“知识改变命运”的广告，无非是农民学会了科学种田、专业养殖，打工者掌握了一技之长，于是乎命运为之一变。这，就是命运的改变吗？
在一般老百姓（对不起，我本该使用“公民”一词）眼里，知识分子就是拥有知识的人，就是明白人，就是能把握自身前途的人。可是，知识分子大多有自己的专业，决非全知全能，而往往用进废退，对社会现实的感悟反而拘泥于知识之门。其视角专向而苛刻，其看法特有那种泛专业化的倾向。
而农民学会科学，打工者掌握生活本领，一切渴望知识者得到知识，充其量只是使自己的命运恢复到得以延续，远谈不上改变。贫困农村的学生考上大学，不过是又诞生了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而当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本科毕业证而变成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依然丧失了很多东西。他就是用这些失去换得了一个专业的生存环境。
虽然知识没能改变命运，命运却可以改变知识。一次次命运的教育使知识分子、准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们懂得了沉思的价值。命运使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使人逐渐反思社会。这时候，知识分子又站到时代的桥头，高喊，拯救人文精神。
在这里，得以改变知识分子知识的是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才是需要拯救的人文精神呢？人文及其精神或许是知识分子可以达到的最高信仰了。与此相关或相似的还有：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以人为本。
终于听出来了，改变命运的也是这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上帝，是《圣经》，是桃花源，是香格里拉，是德先生和赛女士的血脉，与道同源。可是，哪里去导出这人文精神呢？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这样的东西吗？既然人文精神都需要拯救，那么人文精神失落的命运又是谁来改变的呢？
看来，在人文精神的背后似乎还应该站着一个改变者、拯救者。它是谁，是什么呢？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影响太深了，在奉其为圣的过程中也把拿来主义当做教条。既然我们的文化疆域里曾经出现过那么多思想的圣人，势必还将有新的思想巨人。人文精神只不过是一种养成巨人的文化制度气氛。每个知识分子为这样的气氛增加人文的气息，我们终将有那么一天。或许没有思想的巨人，但一定会有巨人的思想。它就涵盖在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和被知识恢复了命运的人们心中。
能改变命运的恰恰是命运本身。
感性与理性的暧昧关系
感性与理性是相互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抑或是，感性与理性仅仅是相互关联，还是彼此融合的？还或者是，感性与理性，谁追求着谁？由此，我等不得不来探讨感性与理性的暧昧关系了。
按说，理性是高于感性的，这当然是理性主义者的知识。而在感性主义者看来，理性总是那么乏味。若说女人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若说艺术家是感性的、科学家是理性的，若说文学是感性的、哲学是理性的，那这些个说法实在过于专断，而且不合乎事实。哪个人，不是感性与理性兼容在一起的呢？
文学有所谓灵感，科学也有。想那爱因斯坦是怎么想到相对论的呢？是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可以指向宗教，如牛顿那样，把第一推动力归于上帝的脚丫子；也可以是艺术，即数学的美。
而文学、艺术当中仍不乏科学和理性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不仅不会阻止感性的发散，有时还会有特别的结构、思想出来，这些也是文艺所不可少的，甚至更加宝贵。比如西方印象派对光学原理的引用，其实是绘画思想上的借鉴。
这样一来，也就是说，在感性之下埋藏着理性，理性又支撑着感性的表现。而在这个理性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感性存在，作为这个理性的基础。向下是如此，向上去也是如此。感性可以上升为理性，而理性之上还可以搭建起更光明的感性。
于是不妨说，感性与理性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若用比喻，则类似中国的阴阳学说，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因而感性与理性不可偏废，感性与理性对每个人的人生与创作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一个人也只有文理兼通，才能成就大器。
可观察的世界遮蔽着可感觉的世界
历来的哲学都是在探讨以怎样的先天的认知结构来寻找、确认有效的客观知识与恒定的宇宙真理。
可见，传统的古典主义哲学就是围绕着“先天的认知结构”与“客观知识与恒定真理”二者展开。
所谓“先天的认知结构”，就是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头脑里对宇宙、时空、世界进行理解、分析的那个起点，也就是人的认知是如何发生的，是怎样可能的。是谓“认识论”。
所谓“客观知识与恒定真理”，就是人能认知到的那个结果与极限。是谓“知识论”。
古希腊哲学主要在探讨的是知识论，认识论是近代才有的事。
先是英国的休谟对太阳能否第二天升起产生了怀疑。
而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我思，可以确认。但我之外的存在，还很可以怀疑。
康德为这样的我思定出了时空的基本思想模式，却又发现这个思想模式是二律背反而自相矛盾，于是断言人只能认识此岸的世界。
胡塞尔把现象作为切入点，从中找到很多分析确定性的现象学技术。
萨特继续顺着笛卡儿的思路为存在寻找根据，最后抽象出纯粹的存在来。
而福柯另辟蹊径，从疯狂来界定理性的局限。
这些都是在探讨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如何发生。
在知识论上，英国（也包括美国）的分析哲学来源自洛克的经验主义，在罗素与维特根斯坦那里彻底抛弃了形而上的认识论。然后，他们拿语言开刀，找到了语言与知识的精确关系。
至于中国的以往哲学，几乎没有深入地探讨过认识论与知识论。
无论老子的道、孔子的仁，还是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都是独断、先验的。它们在那里，只要说破就可以了。这些因此也可说是中国哲学的元概念。
在中国的历史中，也有很多历史的元概念、元语言。正是中国人这种不好深究“元”何以成立的精神，支持了中国帝王两千多年的兴盛直到公元一九一一年。
而中国哲学的元概念是否就经得住推敲、去伪、抛光，实在是个问题。一旦不能成立，那么我们民族的精神将寄居何处呢？
这些以后再深入吧，现在先浅出到语言上去。沿着英美语言哲学的路子，反过头来直接思考语言的形成，看看能得到什么。
我想，我只是在想我自己的想，并非抄自西方。只有这样，中国人才有自己的哲学。而我所想的，决不仅限于语言哲学了。
语言是人类为了追求确定性而产生的。这样的确定性既是为了表意，也是为了表情，更是为了获得知识。
在语言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手舞足蹈，叫着，喊着，打着各种哑语，还要会即兴画画，来表达足够精确的意思和其所指的事物。像“mama”这样的呼叫大家都能懂是“妈妈”，像“⊙”这样的图画大家都晓得是含有黑子的太阳。
语言不是一下子出现的，是慢慢发育的，逐渐流通起来成了交流的货币。所以，语言的精确度也是不断提纯的，语言构成的知识也是渐渐明朗起来的。
但可以确认的是，语言是知识的蛋白质，是知识表达性状的零件。
没有语言，就没有以知识为单元的科学。
人的五种基本感觉当中，以视觉与听觉最为强大。如果没有它们，而只有味觉、触觉、嗅觉的话，是不可能有发达的语言的。
因为视觉与听觉可以把人的感觉延伸到无限远，那是光线与声波的天下。而语言就在这些丰富的感觉中诞生了。我们的语言里，关乎视觉与听觉的语汇占据了大部分，而味觉、触觉、嗅觉的语汇也大多来自视觉、听觉语汇的转化。
科学就建诸这个可听、可见也可闻、可尝、可摸的世界。但它还要在其上用精确的语言再建一层，也就是可观察的世界了。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决非只有一个。在科学演进之前，在巫术泛滥之下，在知识出现之初，在语言定型之源，在人类的头脑里，还有一个可感觉的世界。
在这个可感觉的世界里，体觉超越了那五种感觉，成为主宰。体觉本是来自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器官的信息输入，同时又有自己的一套感觉体系，来把握感觉者自己的行为与决策。
这世上最难了解的是人的身体，在人的身体里最难认识的是人的大脑。科学产生自人的大脑，科学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人的大脑。
比如我们能体觉到爱与被爱。
科学总是要用它那一套可观察世界里的语言来描绘爱情，说那是产生了一种化学物质。既然是化学物质，就有分子式，有结晶体，有颜色，有重量。
但凡是人都能体会到，如果真的被注入了那样的物质是否就真的能体会到爱情的快乐呢？肯定不，那是在吸毒。
还有，中医。
中医的一大特点，就是拿自己做试验。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中国人相信人体里存在一个可感觉的世界，这个“小周天”与天是合一的。这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本。
像神农尝百草，靠自己的体觉来创建草药学。还有中医的经络。
当初的中国人肯定是在自己的身体上试验出经络的走向和穴位。
在东方神秘主义当中，“悟”被看成是很高的道性。“悟”，就是从上古那个可感觉世界中保留下来的体觉之一。
如今，可感觉世界被可观察世界的语言、知识、科学遮蔽起来。但它还一直存在着，也就一直被遮蔽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