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为啥不坐第一排
在一个大会议室，当有好多排坐椅时，经常可见第一排空荡荡的。于是会议的组织者就会让后排的人往前坐，以达到给自己壮胆儿的效果。于是就会有几个人零零落落地排到了前面，也就如此了。开会吧。
为什么第一排总是那么冷清呢？这似乎源于儿时学生期的心理印记。
上学时，坐的位置往往是跟个头相关，个子矮的就坐前面，高的在后面。于是坐后面的，就有种优越感，而且自由。坐前面的，容易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打小抄也不方便。坐后面的，可以搞些小动作、传字条、看课外书、假寐，也不会被发现，或就是老师懒得理你。
大了，工作了。当公司迁入一个新办公室，比较贼的员工会选择那些角落里的办公桌，一般是背靠墙壁、角落的。这样的位置是不会有人（主要是老板）有机会打背后经过的。如果玩个游戏、看个股票K线图或者查查澳门盘口，绝对不会被发现。
开会时，总有一些领导、嘉宾、老板会在第一排落座，把这第一排就权当主席台了。其他人则习惯性地往后坐。剧场也是这样，当有地位的人来观看时，前排会留出座位，虚席以待。
久而久之，即使第一排没啥事先安排，人们也不喜欢坐了。其实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座位时，也在心中衡量着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一个人选择什么座位，也暗合了他的社会角色。
在飞机上，第一排是头等舱，不能随便坐，要付钱的。如果不满员，后面的座位可以随便了。最安全的是尾部，失事飞机的尾巴是翘的。
只有看演出的时候，第一排总是人最多。因为第一排的票最贵，看演员最清楚，最值。当一幕结束、下一幕即将开始前的换场时分，黑灯瞎火的，就见几个黑影晃到前边去了。
从大学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论的占座问题那就复杂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滥用。同学们把个人以为合理的契约强加给别人，然后也默认他人的强加。于是，这个占座的契约就能风行校园，变成一个潜规则。
中国的潜规则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认，最后是同流。
潜规则也是契约。
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了潜规则的创立、流行之法，必会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引以为豪。
这种占座行为其实和业主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无端制造自己的权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约精神，只是这样的契约精神在于不订立契约。
不订立那些类似潜规则的契约，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简单、清澈。
蹲下还是坐着——兼论体位的尊严
那次去现场批判于丹，被保安从会议室架出来，就进了走道对面的一个房间。那保安以短促的语调对我喝道，蹲下，蹲下。
我说，我凭什么蹲下啊。
说了几遍之后，一个警察说，那你就坐下说吧。
后来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一楼。他想把我带到所里（其实是吓唬），但因为现场任务重，就对我说，蹲、坐——那儿吧。那个“蹲”字，只说了半个。
“蹲下”，似乎是警察或保安给予“捣乱者”的应有待遇。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说顺嘴了。然而，蹲下还是坐着，关乎人的体位尊严。
人不是澳洲袋鼠，不适合长蹲。久了血流不畅，神经受压迫，就会麻，很不舒服。当然，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要是蹲久了腿一麻，想跑都不容易。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不同的地点应当执行怎样的体位。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也都有坐的权利。
在跪、蹲、站、坐当中，一个比一个舒服，可见坐是最有尊严的一个体位。
坐离不开椅子，一坐下椅子就承担了人体几乎全部的重量，使四肢得到解放，各种腿姿、手势都出来了，这简直就是一种进化。坐椅的设计形式与装潢也是对坐之尊严的烘托与夸大，就如太和殿里的御座，其实并不舒服。
从历史上看，在国人习惯坐之前，是跪在蒲席上的。跪在蒲团上的人显得更严肃，双腿基本被废无任何体位语言可谈，两只胳膊的势力范围也受限，挥舞多了类似木偶。后来，皇帝先坐了起来，大臣们也跟着站起来。只是遇到了更正式、更庄严的场合，臣民或下级还是要跪着。这就是由于跪习惯了。
跪比起站与坐来，肯定是更低身份的。最简单地说，就是跪着显得矮，海拔上不如站与坐。可站着似乎要比坐着海拔高啊，为何不如坐的身份高呢。这里有好几个原由与层次。
先来看皇帝老儿的宝座。太和殿里的金九龙宝座和屏风安置在高约两米的金色台基之上，这下子高了吧。即使底下站的是爱卿姚明，也不会冒犯到天子的龙颜了。
坐者可以通过提高台基的高度来体现尊严，也可以通过家具的形式来表现自我。大小公司也许规模不同，但老板桌大多一样，都是很厚、很笨重、深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大件足以增强坐着的老板的尊严，以便在和员工、客人对话时底气十足。还有的人喜欢在桌上再摆些小红旗，在旁边放个珐琅彩的地球仪，在背后的壁橱或壁炉上放些和大官儿、明星们的合影（和人妖的就算了），哪怕是前某某长或过气的流星，那至少也证明了曾经辉煌。这些也可以增加坐姿的魅力。
坐的方向也影响到地位。在中国，面南背北是最好的。在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坐在两端的大多是领导。在包间里，肯定与门相对的是上座。由此可见，坐在对称轴上的，更有尊严，只是要刨去南极和北极。
朱文在其小说《把穷人统统打昏》里说：从一个地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自古以来有四种方式可供人选择。一、当然是走着去，包括爬着去；二、游着去，前提是你必须会水；三、飞着去，紧紧地勒住天鹅的脖子，然后把你要去的地方跟它讲清楚；最后一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那就是滚着去。这一种可分为机动的与非机动的两大类，机动的按照汽缸的多少、马力的大小又可以精确地分出若干等级，非机动的通过观察驱动源是否在大街上随便拉屎也可以大致地看出人力与畜力的区别。不过所有“滚着去”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借助轮子的滚动来实现空间位移的。……在我们的经验中“滚着去”的人容易与“走着去”的人过不去，而“走着去”的也习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如果“走着去”的人进而仇视“滚着去”的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没轮子的当然仇视有轮子的，就像穷人仇视富人一样天经地义。“滚着去”的其中也有分野，非机动的仇视机动的，两个轮子的仇视四个轮子的。就是同样是机动、四轮的也还存在着分野，夏利仇视桑塔纳，桑塔纳仇视奥迪，奥迪仇视奔驰，等等。反正轮子一搅进来就麻烦了。在“滚着去”家族中，我属于坚定的非机动二轮阶级。
这些“走着去”、“爬着去”、“游着去”、“飞着去”以及“机动的”、“非机动的”、“两个轮子的”、“四个轮子的”，都由于体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尊严。至于“夏利的”、“桑塔纳的”、“奥迪的”、“奔驰的”，则如同坐椅的不同装潢以及老板桌上的布置了。
那么躺与坐相比，怎样呢？躺也有海拔的变化。躺在地上，在床上，在榻榻米上，在山洞里，在悬崖上，在飞机上。但躺的时候一般是和社会交往脱离的，故而很难评价其社会性的尊严值。但若是一群人在议事，站的、坐的、跪的、蹲的、躺的都有，那肯定是躺着的地位最高，就数他最舒服，但这也要看他是躺在人群的中央、前方、后方还是外围。在这时候，躺者以其随便征服了那些严肃地展示着其他体位的人，而且带些嘲讽的意思。
等到了行为艺术时代，在商店的橱窗里，在艺术工厂的实验室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一些平常、随便和隐秘的姿势透过玻璃窗展示给路人、消费者和观众。前者虽然与后者没有什么交流，却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后者对体位、姿势、态度的观念与思考。也许后者会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办公桌上，而后跪在地毯上，寻找着昨天丢弃的一个草图——那是关于未来的。
我想，等到了未来社会，或许人们可以飘在空中了。什么体位不体位的，宇宙本没有中心。或如爱因斯坦所言，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
动机真的可以评价行为吗
经常听到有人说，好心办了坏事情。动机是好的，但事情搞砸了，情有可原，倒霉催子。这是国人的思维特点，动机可以影响到对行为的评价上。一个好的动机似乎就会出现好的行为，即使是坏的那也是擦枪走火，偶然事件。而一个坏的动机首先在道德上就失了分，而行为上的好结果也只能算是弥补一下。
然而，当我们假设了两种情况：A.假如一个人出于似乎是坏的动机，而做了一件极其有社会意义的事；B.一个似乎是好的动机，却做了件对社会非常有害的事，就会发现，可以接受的却是A，需要排斥的只能是B。
好的动机带来好的行为当然是最好的，也是道德排行榜上的第一。只是这样的设想其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方面。人做事的动机，尤其是成年人，是很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在这些动机里，既有为公、为天下、为社会的方面，又有为自我考虑的层面。这为自我考虑的方面里，就可能包括“不好”的动机，比如为名、为利、为色、为占有欲、为仇、为怨、为争强好胜……
进而来说，这些“不好”的动机都来源于一个人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人，还是肉体上的人。人不可避免陷入到七情六欲当中去，也很乐在其中。要撇开这些来谈动机，实在是高估了人的精神力量，也并非通情达理。佛家道，破除色相，普济苍生。儒家说，修身、齐家、平天下。这些思想里都包含了灭除人欲，直达道德彼岸的意思。它们也正是国人喜欢强调动机纯正而善的理论基础。可是，真的能做到吗？做到了就一定高尚吗？
更进一步地说，这些“不好”的动机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人就是精神与肉体的杂糅，理想和欲望的混合。唯有如此，人才算是个人。可以这么说，一个男人终生没有做过爱，他就是再伟大，也不怎么像是一个人。即使是神仙，也不排斥男女欢爱。当一个人又要为天下谋，又要为自身计时，正体现出人的复杂来。这样的人物若是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是多么的有血有肉。若是出现在身边，是多么的可亲而可爱。
大到联合国的成立，小到合同的签订，都是这些“不好”的动机所致。因而，这些“不好”的动机决不是恶，而是人性使然。承认这些人性的特点，才能还原历史与事件的真实，才能使人成为人，才能达到知识的彼岸。
动机永远是主观的，因而就具有不可测性。子焉知鱼之乐，子焉知我不知鱼之乐。对动机的过分探讨阻碍了我们去获知行为的理性、去鼓励行为的激情、去伸张行为的正义。而人心都是自利的，即使是对社会的爱，也能被解释为满足内心的某种欲望。正是人性之私，才使人有了动因，否则就失去了道德之根。
道德，无非也是基于人性之私，只是一旦升入了上层建筑就显得那么神圣无私起来，如同脱离了农村的白领一下子洋了起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孟子的“推己及人”，其中的“己”就是人性之私。所以当道德要求行为人的动机时，它应当先看看自己的前世今生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