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玩意儿会流行
流行文化的兴衰，始终和世人的趣味相关。二百年前的畅销小说《红楼梦》今天读来，却成了高雅之事。八十年前的京戏就是如今流行歌曲的地位。凡是流行起来的东西，一定不会被认定为高雅，因为高雅永远带着小众的商标。东西流行不了，懂的人便少，便有了怪僻的面纱，以为很深奥，就成了高雅。所以说，只因和寡才有曲高。于是，看起来凡是文化上的玩意儿并不该以高雅、通俗来论，倒是有着流行程度的不同。
一个东西要想做到流行，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点。这第一个便是，容易看懂。
在文学上，小说比诗歌容易懂，所以也就能流行。电视剧的长度比电影长得多，也就更加通俗。由此可见，长的总是比短的更直白。这样的例子在流行文化中比比皆是，肥皂剧就很好地应用了这个原理。媒体在这方面，则起到了一个北京小脚老太太和上海妇人混合体的作用。它们把文化上那点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解释，甚至不惜用花边新闻来调动受众们的学习积极性。于是就有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大家互相嚼着舌头，把流行文化一点点消化，直到变成肥料，养育了芙蓉姐姐这样的花朵。
流行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不断出新。
时装业要不断举办时装发布会，把那些早已密谋好的流行色发布出来。流行音乐人要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热情不断否定自己的旧作，推出新鲜单曲。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其阴险的目的就是搞出一个铁打的营盘玩儿转那些流水的作品。
在流行领域，新与旧的矛盾已经演变成新与新的争霸。流行文化的支持者以青少年居多，他们的生命意识就是：最新最酷最时尚。
制造偶像，是流行文化的第三个特征。
偶像原本也是普通人，但当他们成为偶像，其身上已经附加了巨大的资本投入。他们只能按照资本运行的惯性，像一个囚犯那样变成众人瞩目的人物。他们运行的轨迹在偶像诞生那刻起，就已确定无疑。偶像们将生活在镁光灯下，面对话筒，说着与流行性感冒等量齐观的口语，打发着他们看不见的无数目光。
偶像，实质上把人类的品种又一次作了划分。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流行文化必备的第四个特点。
为了赢得注目，流行文化不可避免要进行包装。又因其速食性，其质量难以保证，其包装便只能更加夸张、过度。当他们赢利时，他们赚取的社会财富里，有一大部分被浪费在毫无价值的包装上。受众看到了这样的金玉其外的包装，如同焰火般美丽，以为这就是流行本身。而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却被忽略，因为它是败絮，确实不如金玉更接近文化的模样。
很早就有人很严肃地提出了“严肃艺术”这个课题，想必他是看到了流行文化横行天下这个惨不忍睹的事实。只是这样的“严肃”，没有用对地方。说艺术是严肃的，这本身就有语病。艺术的内容必须是严肃的，才是严肃艺术嘛。那么，是否“严肃”指的是创作态度呢。
我们在上面也分析了金玉与败絮，明了那样的败絮就来自流行文化的蓄意制造。或许流行文化就是需要这样的败絮，就是需要这样的粗制滥造，而不是精工细作。可以说，他们的制造态度很不严肃。可有了严肃的态度，就一定金玉其内了吗？
而流行文化在向非流行文化转化时，我们倒是能看到那久违的“严肃性”。冯骥才在对民俗文化的拯救与挖掘中，把民俗文化当成了大熊猫，自然是一脸的严肃。这位寻根文学的主将终于找到了那不再流行的根，怎能不一往情深。
相声无疑也有这样的趋势。在以前，当相声还流行的时候，其表演者大多是撂地摊儿的人物。而和其他非流行文化一样，相声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揣摩如何当好这个流行非流行的转换器。其中够资格的佼佼者，就被封为“表演艺术大师”。
非流行文化大多受到中老年朋友的追捧，这就意味着它们曾经是流行文化。
经过如此光阴的打磨，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精品，被称为“国粹”、“活化石”。最火的那些偶像死去了，新的偶像也没了前辈的荣光。
商人远离，铅华洗尽，才露出文化的底色。
思想的消费
我们都是消费者，每天都要消费大量的资源。在新时期，我们的消费能力普遍增强了，我们的消费欲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也繁荣起来，以支撑越来越膨胀的文化消费需要。
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从国外移植技巧与思想，在一个小圈子里逐渐做大，继而把小说的影响力扩展到影视。然而，真正第一个做到小说消费的却是王朔。王朔的小说具有先锋性当中颓废的一面，又把这一性质消解为“痞”，从而为消费者所接受。
同时，王朔与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的那帮人共谋，使电视剧达到了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水准。这是他们的贡献，他们因为先知先觉也先后成名、名利双收。冯小刚在影视方面继承了王朔的衣钵不是情谊所致，而是市场使然。
而崔健虽然堪称“摇滚教父”，但让摇滚成为消费品的却是黑豹乐队。崔健身上具有的反叛人格魅力使得他的作品虽然赢得广大青年人的心，却不能为商业社会所容。但黑豹不是这样，其歌曲风格十分适合消费型社会的口味，其精神特质也与王朔一脉相通。二者的共同点便是：京味背景，玩世不恭的态度，性格鲜明，思想简单。
孟京辉的时尚话剧同样如此。与其相比，林兆华更像崔健，那种与商人决不妥协的作风似乎也是至死不渝的。但孟氏话剧实在是开启了话剧的新时代，使话剧这个越演越赔不演不赔的戏剧形式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第五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的新时期历程非常相似，陈凯歌、张艺谋都是靠小说改剧本起的家，他们的艺术表现力也与当时的小说风格不能分述。张艺谋在《幸福时光》之后转向消费型电影，使得他的市场业绩迅速达到了中国电影的顶峰。《英雄》、《十面埋伏》就是这种电影类型的典范，其特点是：叫座不叫好、职业道德大于艺术道德。
以上所论的小说、影视、话剧、摇滚，都已相继沦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其现象及本身都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比吻合，虽称不上主旋律，依然得到了大力扶植。
此外，可供消费者选择的还有很多文化形式，比如：流行音乐，它天生就是为消费者预备的筵席；新闻，从《东方时空》开始；足球，甲A联赛的辉煌与中超的没落；胡同游；什刹海的改造；川剧革新；贺岁京剧；小香玉的电视豫剧；玄幻魔术；小说的VIP阅读；网络游戏；等等。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思想了。
那么，思想是否也可以消费呢。
央视十套科教频道的节目很多都与思想有关，如《大家》、《百家讲坛》。这些节目提供给我们非常可贵的时代思想家活生生的画面和对话情景，还把我们带入到比娱乐更加广阔的个性的天地与思想的宇宙当中。但和所谓的《艺术人生》相比，央视十套还不是可以消费的思想栏目。这样的栏目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没有商业广告。此外，像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思想鲜明博大，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感，但还是“学术著作”，不能归入思想消费的范畴。
虽然王小波的杂文更加深邃，却只在死后得到些许短暂的荣光。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笔记》等却是在拒绝思想成为消费品的可能。
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确实开创了思想消费的先河。虽然《文化苦旅》的基本情怀还是发旷古幽思，这个思想风格又是余秋雨这样的江南文人的惯用伎俩。但《文化苦旅》还是把思想降低到可以消费的水平上，使读者从中得到了一个消费者应该得到的尊重以及盗版商可以攫取的价值。余秋雨的作品就是将中国智慧和历史怀古披上思想的塑料布，在这块塑料布上却只能凝结出情感的露水。
还是王朔擅长此道，《无知者无畏》也和他的小说一样红红火火。而他的思想也在这场消费之后归于沉默了，这时候的王朔自称要为自己而写作了。
纵观下来，今日可以称得上思想消费品的玩意儿着实相当稀少，这也是个很有市场的卖点。那些电视上的社会文化特约评论员已初具规模，但单薄的思维能力又难以服众。而个人化的博客文化的兴起，或许能奠基出思想消费的前景。我们于如此的荒漠之上将要看到海市蜃楼，应该并不困难。到那时，很多作家都将加入到随笔创作的行列中，比拼起语言之外的功夫。
新时期的创新运动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热衷于标榜“第一”。在这方面，精明的上海人总是走在前列。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一场赞助式婚礼。那要结婚的小两口因拮据而想出这么个主意：搞赞助。要赞助的方方面面可真不少，婚纱、场地、筵席、司仪、摄影、婚纱照，等等。这可是全国首例（第一个）赞助式婚礼，那些影楼、婚庆公司、公关公司、酒店都想靠着这个第一而产生的新闻宣传效应达到广告扬名的目的，于是纷纷提供赞助。精明的小两口靠着这个创意引来了记者，也就遂了心愿、进了洞房。那些赞助商也自以为聪明了一把，就等着芝麻结西瓜了。
可见，第一就意味着创意。而创意，一般也包含着“第一”。
还有一个残酷些的例子，应该不是上海人干的。它说的是有一个人得了不治之症，又没钱，就想让社会捐助。他找到报社，想通过报道来募集好心人的滴水之恩。但报社说自己不是慈善机构，报道必须具有看点与卖点。于是，那个病者自己策划了一把，把捐助广告登到了一个地方杂志上。由于这样的作为在中国属于第一，于是新闻报道得以成立。病者也在新闻报道所激起的热心中得到了捐助。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媒体活跃其中，特别爱捕捉“第一”。在新时期的创新运动当中，一直就有这么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对“第一”的偏好已经胜过了新闻传播学可以容忍的标准，使得中国人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创新运动。
在这只手的推动下，更多的第一出现了：
第一个零工资的打工者；
第一个展示活体模特的时装橱窗（发生在上海）；
第一个职业打假者（他就是王海，严重利用了消法的漏洞）；
第一个走红的网络歌手（雪村，一个聪明人）；
第一个吃屎的行为艺术；
§§§第一部手机小说；
第一个发送短信垃圾的人；
第一个刊登广告征召大款的二奶（她和刊登广告征召二奶的大款不谋而合，天生一对）；
第一个地铁婚礼；
第一个水下婚礼；
第一次进行直播的辟谷现场（受到司马南的关注，指责其是伪科学）；
第一次直播国际战争（把正义与非正义昭然于世）；
第一个人工美女（不知她的保鲜期和维修责任如何）；
第一个被广泛报道的奇丑女（她因此变成一个美女）；
第一个事业成功的毛人；
第一个飞越黄河的人（如果黄河变成了小河沟，这样的飞越是否依然是壮举）；
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中国人（据说那里经常有很普通的游泳爱好者横渡）；
第一个实名制下的裸体艺术模特（如今成了一名职业话剧演员）。
这还只是新时期创新运动的一个侧面。
在运动的正面，是全国人民思维的巨大发散。全民皆兵、全民造反时代久远了，全民下海、倒钢材的时期也古老了。
于是，一些人找到了与媒体长期共谋的机会。
第一个被叫做美女的作家是谁？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群体。其实，很多女作家都很漂亮，像池莉、王安忆。她们比卫慧、棉棉漂亮多了。可她们不算，她们只是作家中的美女，简称“作家美女”。
美女作家就不同了。她必须要把美女放在第一位，使用美女该有的语言，来赢得一个作家的名声。也许她不是个真美女，但她依旧是“美女作家”。
一定要记住这句箴言：使用美女该有的语言，来赢得一个作家的名声。
第一个被叫做美女的作家是谁？这似乎已成了无头案、呆坏账。但不能忘记的是，是《钟山》搞了一个美女作家联展，才让“美女作家”真正叫响了。
第一个使用博客走红的“美女作家”，木子美。她沿袭了“美女作家”的名头，而且其平庸的相貌异常符合前述的标准。但她是第一个使用博客来传播其作品的美女作家，所以她也火了。
继木子美之后，出现了第一个公布裸照的“美女作家”。她又一次实践了“美女作家”的标准。虽然身材很水桶，依旧能以裸照笑傲。这样的写手也注定能火一阵子。
而那些走审丑路线的“美女作家”，更是深谙“美女作家”之道。
“第一”，总是能带给我们如此丰厚的回报。第一个国内网络邮箱，第一个网络门户，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人才网，第一个房地产网。 网络经济的巨大报偿自不必说。在娱乐界，作出第一个抄袭国外样式的举动同样能举国轰动。
超级女声可说是这一路线的集大成者。它先审丑，再审美；既媒体，又网络；不仅偶像，更花边；除了粉丝，还有八卦。它可说是满足了更多的人争当第一的欲望。
以前的创新者被叫做“改革家”，现在则称为“时尚人士”。
那些跟时尚之风而动者，他们注定思想贫乏、穷困无聊。
只有摸透时尚胴体、学会创造“第一”技巧的人，才能笑傲江湖、永葆青春。
有的人想把喜马拉雅山开个口子，引入印度洋的季风，使青藏高原变成鱼米天国。
有的人想给长城内外都贴上瓷砖，保护好世界遗产。
有的人想让体育总局办一个气功训练班，以大面积提高奥运成绩。
有的人想要月葬。
有的人想用孔子学院对抗歌德学院和迪斯尼乐园。
有的人想通过高考作文复兴中国诗歌。
有的人想把克隆技术传授给九亿农民使他们一夜暴富。
而我更希望在华夏大地能出现这样的第一：
§§§第一部以哲学家为主人公的电影。
第一位拒绝诺贝尔奖的人。
第一代不被愚乐所迷惑的青年。
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
废话的力量
性格的内向与外向，有时候被简单地归咎于说话的多少。但仔细地研究人话，我发现那些爱说废话的人一般都很外向。而内向的经常出语惊人，同时也惜字如金。
话语基本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表意，一个是表情。而废话的功用只在表情。为了表情一味地说废话，这样的人就容易被看成很外向。以话载情的人有着希望被了解、被理解的冲动。
说的废话越多，这样的冲动就越强烈，给听众的感受也越深。如果这个听众是说者的知己，他定会以默默点头的方式表示会意。如果这个听众是一般的朋友，那么他很可能要打上两个哈欠。
还有就是，说废话的人说废话的时候，是在努力把握这个闪烁其词的瞬间不定的世界。说者会出现一些焦虑的现象，像流汗、咽唾沫、不停地喝水、抖腿。说废话的人明白，冷场会让自己更加焦虑。废话充实了会面的气氛，就像有的人喜欢泡在温泉里看报纸或者听着音乐吃饭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