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神不快，总算回到了家。但是，妻子不见了，据说几天前就逃之夭夭。看来，特技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
乞丐世界
——［日本］御园彻
太郎走在跪着的乞丐中间，先后投进了十元钱、百元钱、千元钱……最后，他也跪坐在了乞丐行列里。
旭日初升，太郎在睡梦中被大街上一浪超过一浪的喧哗声吵醒了。
“发生了什么事？”
太郎从窗子向外一看，“呀！怎么那么多人……”太郎吃惊地瞪圆了眼睛。只见大街上好几公里远都铺着席，有相当多衣着整齐的人跪坐在席子上，有节奏地喧嚷、乞讨着。
太郎吃罢早饭，整理完毕，从家门走出，准备上学校去。最初，太郎想对道路两端跪坐着的乞丐表示无动于衷，可是，乞丐络绎不绝，喧嚷声一阵强过一阵。他感到诧异而难为情，心中有一丝震撼，没有办法，只好勉勉强强地往一个乞丐面前的空碗里，投进了一枚１０元钱的硬币。于是那些演员似的乞丐们都起来向他行礼，并有节奏地齐唱起来：
“谢——谢！”
齐唱没完没了。
太郎感觉自己的１０元钱，换来了这么多人的感谢，十分不好意思，于是又到一处投了一枚１００元的硬币。于是那些乞丐兴奋地齐唱起来：
“谢——谢！”
齐唱还在继续。太郎更觉得不自在了，便又到一处扔过去一千元的钞票。于是乞丐们越发郑重地向他行礼，齐唱声更响亮了：
“谢谢——谢谢——谢谢！”
太郎接着又投进了一万元的钞票。乞丐们……
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乞丐们的队伍露出尾巴了。可是，太郎也只剩下了一身衬衣衬裤，他只好踉踉跄跄地走到最后面，与乞丐们跪坐在了一起。几分钟后，太郎的邻居一郎同样由于自己的慈悲心而沦落到与太郎一样的地步。
时间转瞬间过去了一年，有架经过地球的人马星座的宇宙飞船向地球飞来。
“船长！无线电里正播放着美妙的声音。”通讯宇航员向宇航船长报告。
“来，让我听听！”船长对通讯宇航员命令道。
通讯宇航员把旋钮调到了地面主要频道上。那种声音便在整个宇宙飞船中回响着。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原来是一片乞讨声。
消逝的记号
——［日本］都筑道夫
受了重伤的林田委托伙伴吉冈把自己六年前抢劫来的钱交给女儿，并许诺给吉冈一半。出院后，林田反悔了，并把吉冈推倒在火车轮下，他去取钱时却发现埋钱的梅林不见了。
林田幸造与吉冈两人慢慢走在东京的人行道上。六年时间里，东京已变成了汽车的世界，连人行道上也可以行车，就在两人发现疾驶的汽车过来的一刹那，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林田幸造紧紧地搂住吉冈，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
好容易才服满了刑期，但是，在刚刚成为一个自由人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却又变成了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人，这真是人生中的不幸。看来吉冈只不过是脚部骨折，而林田伤势十分严重，在医院动手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如果就这样去了，我是死也不瞑目的，听到我说话了吗？吉冈，你大概很快就会好起来。我有个最后的请求，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它。”
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林田一面强打精神，一面吃力地同吉冈悄悄地说：
“我惟一的一个女儿，住在名古屋，你要是能把我的钱送到她手里，就分给你三分之一。即使三分之一，也有一百三十三万。这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女儿的住址。”
林田拿出那张纸条。吉冈用手接过来说：“这么多钱，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了？”
“埋在地下，用油纸包着，分做两包，总共有四百万。虽然是埋在繁华的东京，但那里和乡村一样，十分偏僻，离繁华的地方有一段不近的距离，是一个有梅林的地方。”
林田详细地讲述了埋钱的地点之后说道：
“钱是埋在梅林中的一棵树根底下，树上已经做了记号，你就放心吧，不知详情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的。这个记号是刻在树上的一个图案：一颗心上面插着一支箭。这支箭的箭羽上面是四根毛，下面是三根毛，这就是识别记号的标志。”
“四百万，是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四百张吗？”
“是一捆一捆的四十捆。那个时候既没有一万元一张的，也没有五千元一张的钞票。”
“噢！我知道了，这笔钱就是你因之入狱的那笔钱，对不对？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动，真了不起啊！我可以把钱送给她，但是，要分给我一半。”
“好吧！我别无选择。不过，要是你不送去，我就变作厉鬼来找你算账。你要不信，就尝试一下好了。”
林田真的是别无选择才这么做的。这是一笔让他朝思暮想、死也忘不了的钱。原来是两人合伙抢来的。他的同伙在作案的第二天，因为拒捕被开枪打死了，而他是为了搞到远走高飞的路费才去作案的，但是没有成功。实际上，真正独吞这笔巨款的人正是林田本人，而已死的同伙是无法在法律上提出异议的。
“你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不会反悔的。”
就这样，吉冈答应了林田。但是吉冈的伤短时间内却一直没有治好，好容易才出院，却正赶上一直以为自己受了重伤的林田也在同一天出院。林田一出院马上就说：
“咱们之间的谈话，你就忘了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吉冈不同意。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一个简易旅馆里。第二天匆忙赶往车站。在旅馆里，在路上，林田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哀求吉冈，可是吉冈却一边奸笑着，一边坚持非要一半不可。在车站的站台上，吉冈对林田说：
“你出尔反尔，你既然答应送给我一半，你就得实现诺言，一半总比我得到全部好吧！”
冷不防，林田一下子把面带奸笑的吉冈推倒在铁路上。这个时候正是火车进站的那个时刻。
在一片混乱之中，林田溜出了车站。当他按着计划好的路线赶往目的地的时候，天已快要黑了。林田不但找不到自己做的那个记号，就连梅林本身也没有找到。他向过路的人打听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
“啊，你问的是挖出巨款的那一片梅林吧。瞧，盖了新房子的那一带，就是原来的那一片梅林。”
原来，在他入狱的六年间，那片梅林已经不复存在了。
行骗的裤子
——［匈牙利］哈太衣
颇勃罗虚伯爵以凳子上的钉子划破了自己的裤子为由向店家索赔30法郎，接着，又从第二家、第三家……要了30法郎。一个晚上，他的裤子被划破了20次，共要了600法郎。
我有一个穿着很体面而实际上却很穷的朋友，他是个伯爵，名叫颇勃罗虚。这一天我们在街上见面了，他碰见我，似乎不太高兴，也许是因为他那双深邃的双眼，已经看破了底细，知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怜。尽管尽我的所有，至多能付一杯咖啡的钱，但我们俩仍旧踏进了一家咖啡店。
“我最后一次看见一张面值一百克伦钞票，是一月里的事。”伯爵对我讲述时眼中透露着羡慕，“那张钞票是美丽的……还是全新的，根本没有皱折……是一位中年先生拿出来付帐的……他坐在那边靠着窗子，就是现在那位太太坐着在看‘Ｆｉｇａｒｏ’报的那个座位……我从这里看过去，十分清楚……当时我看得很仔细，因为直觉告诉我，以后再没有机会看见同样美丽的钱币了……”
伯爵停止了讲述，我很难受，想说一些安慰话，但又不知说些什么。
“我是一个伯爵，”他说，“可是我倒很愿意和下贱的金钱握手。怎么说呢？要是我有这样一个钱币揣在怀中，我将会非常激动，我一定紧紧地藏着，连风也不许吹坏它，而且……”
忽然一种碎裂的声音传自伯爵的身底，伯爵的脸色怪怪的，他摸索了一会儿，很伤心地说：
“糟糕，我的裤子被可恶的钉子撕破了，现在我的裤子已吊在钉上，我也只好吊死在旁边了。除了它，我没有别的裤子，它是从荣华的日子留下的惟一纪念品，但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正计划送一条裤子给他，他却已捺着铃叫侍者过来。侍者便立刻毕恭毕敬地站在这位伯爵老爷跟前。
“去！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那侍者连连答应而去，不一会儿老板果然来了。伯爵摆起一副大架子，向他说：
“当我踏进你们的不太体面的铺子的时候，这条裤子，你瞧，还是很新没有破的。我很欢喜地坐在这儿，和我向来坐在那家着名的大咖啡馆时一样的坐法。可是结果，钉子竟会把我的裤子撕破了，你明白没有？是那脱出了的钉子！”
“非常遗憾！”那老板说。
“是啊，真是遗憾！亏你说得出口！”
“请您多包涵！本人一切都知道。这裤子值多少？”
“３０法郎。”
“好，我赔给您！”
老板拿出３０法郎赔给了伯爵，随后就出去了。
颇勃罗虚瞧着我，颇有得意的神色。
“这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可是我们还坐在这里做什么？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他站起来，重新向那椅子瞧了一瞧，这椅子使他交了３０法郎的鸿运。
“可恶的钉子！”他说时便把那钉子拔去，“不然，还会撕破了别人的裤子！”
看得出来，伯爵很是兴奋，他迈着舞蹈似的步子，邀我进了离这儿最近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他叫了许多东西，大喝特喝，有了３０法郎，他像是永远用不完似的……他扯东扯西地讲了许多不中断的话。忽然又停住不说了。
“真是怪事。”过了半晌，他很激动地说，“我难道中了邪？”
“是什么事？”我惊异地问。
“我又坐在一枚钉子上了。”
于是他又喊了侍者，吩咐他去叫了老板来。
“当我踏进你们的不太体面的铺子的时候，这条裤子还是很新没有破的。后来怎样呢？钉子竟会把我的裤子撕破了……”
同样，那老板又毕恭毕敬地赔给了伯爵３０法郎，伯爵却显出一副不太畅快的神色。
我现在无须再说，走进了第三家咖啡馆，裤子又被撕破了，而且在第四家第五家也都一样。我再笨也感觉事情有点不对，便想离开他。
“你是不是认为我在干行骗的勾当？”伯爵问道，“但是这实在不是有意行骗，我坐下的时候，总是恰巧坐在钉子上头，不过钉子是我自己带着的……无论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我统计了一下，那天晚上，伯爵的裤子总共为他挣了６００法郎。
不可饶恕的过失
——［匈牙利］依·沃尔克尼
父亲病重住院，我没有陪他。第二天我被告知父亲已去世，我急忙赶去，却为时已晚。
两个男护士各得了我给的二十个福林，便殷勤小心地把他用担架担下楼来。到了医院，我又给病房日班和夜班护士各二十个福林，请求她们看护他。她们向我承诺，她们会每隔半个小时去看看病人。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去看他。他虽然有开口说话的能力，却沉默不语。他邻床的病人偷偷告诉我，那两个护士根本就没有踏进病房来瞧他一眼——考虑到她们有一百七十个病人要照看，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大夫们也不屑去给他检查，只是说星期一要给他会诊。邻床的人说，用这种办法处置星期六上午送来的病人是他们的习惯。
我想找头天值班的护士问一下情况，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星期天的值班护士，我也塞给她二十个福林，求她时不时进去看看我父亲，我还要求见大夫，因为我在家里已经把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她告诉我大夫被叫到女病房去给一位患者输血了，但她劝我不要急，她会把情况代我向大夫讲的。我回到病房，父亲邻床的病人一再要我不用着急。既然值班大夫没有时间检查我父亲的病，我也就没有机会塞钱给他了。明天病房大夫来了，他们才有时间给我父亲检查。
“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父亲。
“不需要，谢谢。什么也不需要。”
“我去为您买几个苹果吧？”
“谢谢你。我不需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终止，实际上我想与他沟通，但一时之间，又不知从何谈起。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身上什么地方痛，他却回答说哪儿也不痛，于是我再也想不出该问他什么了，我们只好面面相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羞怯，而平时我们之间主要是谈事实，任何发生在头一天的事实，第二天它的意义便缩小到零。我们也从不谈感受。
“噢，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呆了一会儿后我说。
“好，那你回去吧。”
“明天我再来，再找大夫。”
“谢谢你。”
“明天上午病房大夫才能来。”
“我知道了，谢谢你！”他说着，用目光送我到房门口。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便被告知我父亲于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一踏进２１７号病房，便发现另外一个人占领了他的床位。邻床的病人告诉我，我父亲死前很坦然，也不痛苦，他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就过去了。我怀疑那人没有说实话，因为我觉得要是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也会用和他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话的。不过我还是说服自己相信父亲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就死去了，他邻床的病人根本没有骗我。
我被叫去处理一些手续，我来到医院接待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是一名我从未见过的护士。她把他的金表、眼镜、钱夹子、打火机和一纸袋苹果交给我。我给了她二十个福林，接着向她问及他的情况。这边手续刚办完，整容的师傅就走进来了。他的任务是给躯体梳洗、穿衣服、化妆。他在使用“躯体”一词时，指的是提到的那个人虽然不再活着，可也不是一具十足的尸体，因为尸体的概念应该是整容过的。
我突然想起那封装着一百福林钞票的信封，忙掏了出来塞给这个整容师。他断开封口，往里瞥了一眼后，猛然摘下帽子，从此在我面前再没有把它戴上。他爽快应允我包我满意，我只需要送来一些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被单就行了，他一直保证做得完美。我告诉他说我当天下午就把这些东西送来，外加一套深色的西服，不过我想现在就去看看他。
“您现在就要去？”他吓了一跳，同时问。
“是的。”我说。
“您一定更愿意等它梳洗完毕后再去看它。”他建议说。
“不，我现在就要去，”我坚持道，“我要弥补我的过失。”
他不情愿地领我到太平间。那里亮着一盏电灯，没有灯罩，光线非常强。我们走下几级混凝土台阶，正好在台阶脚下，我看见父亲仰面朝天躺在混凝土地板上，他摊开着四肢，战争场面的油画里，凡在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士兵都是这个姿势，只不过他赤裸着身子。从他的一个鼻孔里露出半截棉花球，另一个棉花球则沾在他的左臂上——显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给他注射的地方。
“您其实现在不该来，这会使你很难受。”手里捏着皮帽的整容师抱歉地说。即使在冰凉的地窖里他也不戴帽子，站在我身旁。“如果您等我为它做过整容后再来看，肯定会很满意。”
我没有回答。
“他病很久了吗？”过了片刻，那人问。
“对，病很久了。”我回答。
“噢！那我应该这么做，”他说，“我要把他的头发理短点，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些。”
“您看着办吧！”我说。
“他梳什么头？”
“分头。”
他不再说话了，我也沉默不语。我不能对父亲说什么，或做什么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无论现在我做什么，说什么，即使我死在他身边，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过失。
明天的报纸
——［匈牙利］厄尔凯尼
彼莱斯雷尼在一份明天的报纸上发现一个与自己名字相同的人发生车祸而死，他没有理会，哪知道这场车祸真的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