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适听到“雷震案”发生后，竟至“老了20年”呢？他与雷震究竟有何关系，这就得从《自由中国》杂志之由来说起了。
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已经是溃不成军，南京政府已处于指日可下之势。但国民党当局还在梦想划长江为界，与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雷震面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很是失望，但还想如何来挽救它。于是他去找时在上海的胡适，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胡适回答说，他有“四不”，第一，不请客，别人约不拒绝，但不回请。第二，不拜客。第三，不介绍人，因为学生太多，无法照顾。第四，不能组党。雷震摸清胡的态度，主要是组党一事，后来又约胡适与王世杰、杭立武等人进行多次商量的结果，决定开展一项新的运动，也就是自由中国运动，以自由主义为号召，从事长期的反共“救国”活动；首先是想办一份报刊来振起舆论，请胡适题字，并起草该社宗旨。这事胡适一直拖着没有写。
同年4月胡适奉国民党之委派出国赴美，在船上他才有时间为《自由中国》杂志草拟了一个宗旨，共四条：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监督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党铁幕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中国。写好后，他寄给雷震及杭立武等人，再三说写得不好，请他们修改扩充。后来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很快逃往台湾。雷震等人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推出《自由中国》杂志第一期，以胡适为该刊发行人，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并将胡适写的“宗旨”一字未改的照登出来，主编为毛子水。这样《自由中国》便问世了。
之后，该刊议论时政，在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到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有所批评。结果遭到台湾军方的指责，并称还要抓人。在这种压力下，雷震等人便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的社论，表示赔罪道歉，这才了事。但远在美国的胡适对此却非常不满，认为是受了一种侮辱，写信给雷震（字儆寰），要求辞去发行人的职务，以示抗议。信云：“儆寰吾兄，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何所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三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此事该刊编辑部表示难以同意，故“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胡也没有继续坚辞。这又拖了一年多，到1952年11月胡适第一次返台时，在《自由中国》3周年的纪念会上，胡适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住在国外来负发行人的责任，名义上是争取自由，这未免有一点假，所以，我希望朋友当中能负起实际责任的人来负发行人的责任。我愿意担任负比较实际责任的编辑委员，或海外通讯员等职，并称：“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话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在法律上的责任。”由于胡适辞意坚决，该刊编委会才表示同意。后来《自由中国》发行人，改由雷震担任。
嗣后，胡适在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以讲文化为名，进行反共。如：1953年在该刊8卷3期上，发表《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宣称近300年来世界有两大文化趋势：一是科学与工业的进步；一是自由民主的发展。他说：“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又是弄历史的人，我可以诚恳地告诉大家，我现在还承认300年来科学民主自由的那种文化的趋势，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趋势，这个方向是对的，正确的。而这35年来，共产党所代表的铁幕的文化——反自由反民主的文化，是一个反动。”1954年又在该刊十卷六期上，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诬蔑社会主义是“到奴役之路”。并声明他对1926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说过的那段话，即“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又说：“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从上所述，可见胡适到美国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比以前更加猖狂了。
1956年10月31日，这天蒋介石70岁生日。事前蒋曾发通知：“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同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以便采纳。于是《自由中国》在十五卷九期出了“祝寿专号”。执笔者有胡适、雷震、毛子水、徐复观、陶百川等人。胡适写的题目是《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此文大意是劝蒋介石信任部属，不要管庶务，做一个无为的总统，他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4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雷震写的则是《谨献对于国防制度的意见》。其他几篇，中心大意都与上述文意差不多。这期《自由中国》在台湾舆论界轰动一时，连出七版之多。台湾当局对此甚为惶恐，于是组织部属刊物进行围攻。声称《自由中国》杂志，是“思想走私”，为“共匪统战工作的铺路”。此外，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里，不指名地攻击胡适，略谓：有一知名的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又说：“要‘总裁’仿效他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这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胡适对台湾官方的这种做法，甚表遗憾！他在给赵元任的信里说；“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原来胡适回台湾定居，除了想继续做未完工之著作外，还有一个原因却是为了这个杂志。可见《自由中国》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的。
1958年4月，胡适离美定居台北。5月应邀在自由中国社餐会席上讲话，题为《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在这次演说中，他认为台湾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比过去有所进步，而《自由中国》杂志也办得很有成绩。因此他对雷震特表示敬意，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在此时此地，我想请求诸位一起举杯共祝雷震先生健康。”接着他对当时台湾舆论关注的反对党问题发表意见说：今天大家觉得一党当政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制裁的力量，流弊甚多，应该有一个别的党派出来。我在多年前曾公开说过，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学土耳其凯末尔的榜样。党内分化为两个党。但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出来。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可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必害怕。“从这里找出一个新的方向走去，产生一个没有危险，不可怕的在野党，将来也许可以走到一个新的方向。”胡适的这次讲话，雷震深受鼓舞。之后，他便积极进行组党活动，先是从事于“地方自治研究会”的工作，希望从地方选举入手。后来到1960年夏天，正式开始新党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并公布雷震、李万居、高玉树3人为发言人，并推定他们三人及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等17人为召集委员。同年8月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在此之前，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在台湾做第三届“总统”。他说：“国大”即将召开（2月20日），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此事在报上披露后，引起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不满。在一次宴会上，张群就当面批评过他。事后，王世杰找胡适说：“你尽可坚持你的主张，但台湾现时国际地位太脆弱，经不起你与蒋先生公开决裂。”经过王的劝解，胡适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雷震这时常到胡适住处请教，并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可由雷本人来负责。胡适仍坚持“四不”的主张，表示不同意，认为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政府的一个学术机构，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但他尽力支持雷震出来组织，他可在旁协助，做一个党员，召开成立大会时他一定出席讲演捧场。并以孟子的话相勉，谓“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在胡适的鼓励下，雷震勇往直前地在进行组党工作。不料在新党即将组成之前，9月4日他却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罪名为“文字叛乱”和“知匪不报”，同时被捕的有《自由中国》的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及会计刘子英、马之骕共4人，《自由中国》因此停刊。
这时，胡适在美国得此噩耗非常悲痛，他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于是他很快打电报给陈诚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恐将腾笑世界。”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又再电陈诚说：“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时，针对雷的罪状，他说：“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的人。”并称“这个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希望雷震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胡适对台湾当局的这种独裁政治，甚为不满。王世杰那时也在美国，据其日记云：“彼（胡适）对雷案之愤激，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20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作不公开之争议，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之后，王继续对胡适做工作，劝其“今后注意其提倡科学教育工作，不可轻易放弃其最近两年来在此一方面努力之成果。至于政治问题，尽可继续为政府之诤友，不可改变其20年之一贯态度”。在王世杰等人的抚慰下，胡适的怒气逐渐有所减弱，但这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同年10月18日，胡适离美回台，途经东京时，没想到毛子水早已在此迎候。毛是受胡适在台的几位学生如陈雪屏等人之托，特到东京来劝说胡适的。他们怕胡适回台时心情激动，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激怒了蒋介石，把关系搞坏，故才请他先到东京等候，同机返台，以便途中向胡适介绍情况，其中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谈话。他们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蒋介石的气平息下来后大家再来进言，挽救雷震出狱，因为雷已于10月8日被台湾当局判徒刑10年关进监狱，此事在台湾引起极大反响。胡适与此案关系甚大，他的态度舆论界极为关注，所以才有毛子水东京之行。
10月22日，胡适与毛子水等人由东京飞抵台北。因为“雷案”发生后，胡适一直在国外，今日到来，正是新闻界争相采访的“焦点”。是晚台北的新闻记者早已围候在松山机场，只等胡适乘坐的飞机一到，便可进行工作了。不料这次有点反常，胡适下机后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即由去迎接的罗家伦、陈雪屏、杨亮功、李济、姚从吾、钱思亮、朱家骅等人陪同很快离开了机场。胡适目不斜视，对来自各方记者的提问充耳不闻，只顾往前走。出大厅后胡适等人分别上汽车；他的秘书王志维向大家表示歉意说：胡先生今天很累，不能和各位谈话，对不起！但在话音未落，胡适刚上汽车之时，一位女记者灵机一动，很快也跟着钻了进去。大家不便拉她下来，胡适更不会推她下去，车一走，她就成为当天唯一首先在车上独家采访的记者。后来才知道这位女记者是台北《公论报》的文教记者宣中文小姐。记者们为她感到庆幸，但想到自己两手空空，回去交不了差，感到很遗憾！于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要求胡适接见。
经过多次的交涉，有关方面人士终于同意让胡适接见，但只限于谈一谈这次到美国开会的情况。于是记者被邀进胡适的会客室；胡适也暂离去看他的朋友出来接见记者。起初只是谈到美国开会的情形，但记者不满足，后来在记者从各个方面“进攻”下，终于把问题又转到“雷案”上来了。记者先问胡适对《自由中国》停刊有何看法？胡回答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又问：如果军法复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证人”？胡回答说：我愿意出庭作证。并称：“我和雷先生相识多年，我自信有资格作这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个爱国反共的人。”最后记者问他，对雷震被判10年徒刑的感想。他认为10年的刑期未免太重。于是很激动地说道：“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牢，这”，胡适把桌子一拍：“是很不公平的！”说到这里，也快12点了，记者们的目的已达到，于是向主人告辞，要回去写文章了。临别时，胡适态度和蔼，再三叮嘱说：“我今晚有点激动，说了些感情的话，你们要小心写，不要砸了自己的饭碗！”
第二天有的报纸用《我愿意出庭作证》为题报道胡适对此案件的态度。蒋介石看了十分生气！因为在此之前数月，胡适曾经公开反对过他连任台湾第三届“总统”。两件事加在一起使他对胡适恨极了，但又不好把他怎么样。后来胡适要求觐见，蒋置之不理。最后是与张群说好，在不谈“雷案”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接见了胡适。
